成都群光广场二楼品牌:基督教对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

谈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还是先从早期开始吧。丝绸之路始终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主要角色,无论是有案可察的四大发明、丝绸、马蹬、擒纵(现代机械钟的核心部分)、连发弩、机械传送带等等，还是无法证明的足球、面条、国际象棋等,都是通过这条贸易之路传到西方的。古希腊人称中国是赛里斯(seres),古犹太人称中国为希尼(sinin),都和丝绸有关系,可见丝绸贸易的影响之大。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欧洲人对中国就更了解也更向往。后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中西交通的陆上线路中断迫使欧洲人不得不开辟海上航线。随着科技的进步,日心说的建立,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哥伦布在看了<马可波罗游记>后萌发了向西航行直达中国的念头.1492年,他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携带一封女王伊莎贝拉给明朝皇帝的信开始了伟大的发现之旅.当葡萄牙人于1557年登上澳门以后,中西之间的交往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中西直接贸易的开辟,大批旅行者,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但当时明朝政府只开放澳门作为口岸,真正深入内地的只有后来的传教士.尽管如此,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仍是比过去大大丰富了.1585年,奥古斯汀会修士门多萨编写的<大中华帝国志>的出版,标志着欧洲人了解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其后又有大量的游记,传记,笔录的出版,把中国社会的生活、习俗、礼仪、艺术、哲学等带到了欧洲。同时大量的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使欧洲人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广袤的,富庶的,组织良好的帝国。

　　最先感受这股冲击的无疑是那些王室贵族们。瓷器成为了上流社会用以炫耀的资本,就象古代的丝绸.欧洲人很快就厌倦了用土碗和金属盘子吃饭,而认为“瓷器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高贵的艺术品之一”.由于对中国的向往,人们干脆把瓷器称作“CHINA”.直到今天,当时产的青花瓷器仍是收藏家眼中的精品。漆器由于美观耐用而同样为欧洲人所喜爱.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了油漆的作用,明白了原来家居环境可以如此幽雅。中国屏风,中式图案成为了上层社会家庭的摆设.当时上流社会追逐“中国风”成癖,开中国房间,看中国皮影,办中国舞会成了最时髦的活动。中式风格(其实是清初风格)成为流行一时的“洛可可式风格”的原型.歌德就曾批评过他父亲的客厅(北京厅)的装饰风格,认为“太娇饰,太繁琐”。中国产的烟花也在那时开始灼伤欧洲人的拇指,并进而演变成今天世界各国举行重大仪式时表达喜庆的活动。阳伞、檀香扇也成为巴黎的贵妇们在穿梭于社交场所时必备的道具…….

　　物质的极大丰富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单就生活方式而言,英国所受到的影响也许更大。随着一位爱喝茶的葡萄牙公主嫁入英国王室,喝下午茶成了英国王室的传统,并进而在17世纪成为英国贵族的风俗,使得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成为喝茶的民族。中式家具(主要是明式家具)很早就进入英国家庭,并在1750年左右成为英国家具的主流,直到今天,英式家具仍保留了明式家具的简朴、典雅的神韵。然而影响最深远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是英国的园林艺术.早在1685年,威廉坦帕爵士就介绍了中国园林的风格,认为是模仿自然的典范,批评欧洲大陆园林的整齐,对称,人工的刻意修饰等风格,鼓吹向中国人学习园林艺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在介绍中国园林风格时说: “….中国人也喜欢对称,有序,规整的布局……..但他们在修建园林时却执意追求无序和反对称,一切都追寻如下的原则:要修建的不是一切都符合对称和比例原则的宫殿,而是自然质朴,远离尘世的村野乡间……..”英国人威廉钱伯斯在1757年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和服饰设计>一书,详尽介绍了中国的园林艺术.他写到: “大自然是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目的就是模仿大自然的全部不规则的美.建园之前,中国人首先考察地形…….然后就势造园,隐去其缺陷,凸现其自然之美,使之最符合自然之貌….”在这种原则下,他开始了英国园艺革命.当1762年他为肯特公爵建造的中国式园林---丘园(现在的皇家植物园)的完成,标志了英国园林艺术从欧洲园林规则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格,被后人称做 “英中花园”(ANGLO—CHINA).其实,英式花园和苏州园林并不相同,但建造的准则是相同的,它摒弃了欧洲园林那种笔直的大道,对称的布局,排列整齐的树木,人工休整的植物造型….而代之以曲幽通径,移步换景,不平整的草地,错落有致的树木,自然形成的湖泊小山等等.钱伯斯的学生布郎终其一身都在实现这一园林理念,他的代表作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私家花园,丘吉尔就是第八世马尔伯勒公爵.

　　随着英式花园名声鹊起,欧洲大陆也开始效仿英国人,为自己的园林增加些中国趣味,但都未学到精华,而只是增加些中国亭子,楼阁等建筑物,比较著名的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无忧宫,以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二世送给其母的礼物----中国宫.

　　然而,在17,18世纪,对中国文化最痴迷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法国.从王公贵族到普通民众都盛行“中国风”,这要从中西双方的历史背景去解释.当时在欧洲基督教中,耶稣会是势力最大的派别,因为它受到支持天主教的法国国王的资助.而在中国,耶稣会也利用法国的支持排挤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其他教派,成为在华传教士的主流.自利马窦1583年进入中国以来,一批批传教士就通过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而逐渐从朝廷的座上宾变成了政府官员.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当上了明朝主管天文的最高机构---监天阁的总管,到了清朝,传教士的职位更是从画匠到医师应有尽有.当1687年,路易十四亲自授封为“国王的数学师”的五位耶稣会士李明,张诚,白晋等抵达中国时,中法文化交流达到高潮.传教士们把大量中国的书籍以及自己的笔录带回法国,增加了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趣.路易十四在听了传教士们对中国皇帝的吹捧后,也决定做一代雄主.当时法国是封建社会,国王权力受制于封建领主和教会.路易十四把大权揽归国王,并宣布“君权神授”,自称 “太阳王”,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据说太阳王曾因为自己的膳食不如康熙的丰盛而抱怨.1750年以前,法国家庭还没有餐厅设施,此后则发展出了西方社会最发达的饮食文化.路易十四时期也出现了繁琐优雅的宫廷礼仪, 一本本的社交礼仪手册也开始出现在了绅士淑女的手中,使法国成为高雅的代名词,并进而成为全欧洲效仿的典范.路易十四曾送给他的情妇一座中式宫殿---瓷宫,后因易损毁而拆除了.由上述可见,中国文化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影响之大.

　　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的影响中最深远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是它的思想和哲学。如果在这儿把它谈得很清楚就会扯太远,我只能大概介绍一些。无论是早期耶稣会出版的<利马窦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还是后来的<哲学之王---孔子>,<耶稣会简集>都对中国的习俗、礼仪、政府、人民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尤其是介绍了儒家经典,这些曾对西方文化界产生部分影响。但真正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产生震动的是1700发生的礼仪之争. 当时几乎整个西方文化界的精英都参于其中,西方围绕这场争论出现了大量的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