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轻度子宫脱垂图:政治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它跟经济有什么关系?请给政治和经济各一个!!详细!!的解释,谢谢

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权威性分配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观：1、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2、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的性质决定的；3、政治的变动归根到底由经济基础决定；4、政治总要带上阶级的色彩，总要体现一定阶级的专政。
列宁政治观1、继承了马恩的四个观点2、列宁又有新的发展（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性）；（2）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性）；（3）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内容）；（4）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特性）；（5）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新概念）。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一. 《 GDP不应成为官员的考核指标》

　　新年里不断升温的GDP没有引来大众的喝彩，相反却招来阵阵嘲讽，为何在国际经济舞台挥洒自由的GDP在登陆中国后却遭到众人的诘难？失真或许是真正的痛。
　　进入新年后，GDP就开始和春节一起升温，裸奔在大众视野之中，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耀眼”新闻不断苏州宣布将在2005年率先在全国进入小康社会；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GDP增长9%，而此前各省公布的GDP增长率最低为11%，最高为20%以上；2004年山东GDP总额跃居全国第二，首次超过江苏；
　　国家统计局宣布，从2005年开始全国GDP的发布权统一上收至国家统计局，各省不再拥有GDP的发布权。同时各省开始调整2005年GDP增长预期；改革GDP考核体系的呼声高涨，部份省市开始考虑增加“环保”,“持续发展”等考核指标。
　　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每条新闻都惹来了公众的嘲讽，甚至GDP被译成“狗的屁”在网上不胫而走，成为市井最新俚语。缘何在国际经济舞台挥洒自由的GDP，在登陆中国后却遭到众人的诘难，演绎出“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的世说新语版？
　　经济学作为显学，实证手段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GDP作为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实力的指标，在衡量经济发展的实证体系中日益受到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专门制定了一套《国民经济考核体系》。既然是反映经济走势最重要的经济指标，GDP具备着经济变量特有的内生性，存在衡量的前提和缺陷，比如说没有考虑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所造成的损失，没有考虑无效劳动而重复累计，没有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等等。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增长的单项经济指标，GDP不幸沾染上了“中国特色”，用作考核干部政绩的五项全能“高、大、全”，就被不由自主地推向旋涡的中心。这成了一个通病，正如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在中国也水土不服。
　　公众关注GDP的焦点在于其是否失真。我们不妨粗略地估算一下，按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2000年的GDP数量为8.9万亿人民币，2001、2002、2003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9% 、8%、 9.3%，到2003年底累计增长率为27%。而2003年官方公布GDP为11.7万亿元，增长31.5%。短短的三年，就相差了4.5个百分点。GDP数字不真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宣布从今年开始上收各省的法定发布权限，目的是遏制各地虚报GDP泛滥；部分省市开始引进绿色GDP概念，用绿色环保等指标对GDP进行校正，目的是遏制地方官员一味拔高GDP。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至少增加了经济舞弊的成本，加大了虚增GDP的难度。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山东省2004年GDP居前全国第二”所引起的公众反映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又具备多大的公信力呢？
　　在GDP的这个简单的数字身上寄托着两种希望；对官员而言，GDP的快速增长标志着辖内政绩卓有成效，寄托的是晋升的希望；对于大众而言，GDP的快速增长则意味生活质量确有改善，寄托的是美好生活的期望。当两种期望值不一致时，左右为难的GDP就难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慨了。
　　谁在让GDP遭遇尴尬？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并不是让GDP裸奔在大众视野的罪魁祸首，没有GDP的存在，现行的考核体制还会有其他的经济指标作替代；加进了绿色环保指标，并不能保证数字不会虚假；国家统计局收回法定发布权，并不能保证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的公信力。
　　健全的考核体系应该包括谁来考核和怎么考核两个部分，如果只是在怎么考核上做文章是无法取得公信力的。让GDP恢复“平常心”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由谁来考核干部的问题，通过让百姓参政议政，评价地方政绩，来弥补干部和公众的期望值缺口，让GDP获得公信力。只要大众没有对干部政绩考核的发言权，无论是引进何种考核指标，都会步GDP的后尘，成为自说自唱的独角戏。

　　二. 《个税改革不应仅仅关注起征点》
　　去年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提交议案和提案，提出现行法律规定的800元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调高。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个人所得税法（修订） 作为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3月3日《新京报》）
　　去年7月曾有媒体报道，针对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多年实行分类征收，造成严重税赋不公的现状，我国将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而“综合”部分税前扣除额可能提高，超额累进税率也会调整。如此，个人所得税从结构上将完全改变。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个敏感话题，而调整个税的征收方式与税率，确实也是“早该如此”的事。可以预见，本届“两会”对此进行审议，不会太多偏离上述“综合与分类”的基点。事实上，这样的改革方向本身，确实已是众望所归。
　　从对个税改革方向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方式，无疑更科学，也更公平。以往单纯实行分类征收，收入结构单一、且由单位代扣税的工薪阶层，成了最“疏而不漏”的纳税者；而那些收入结构复杂、收入来源广泛的非工薪阶层，却往往因为其收入结构的哪一“类”都够不上起征点、且无人跟踪追缴，反而可以不交税。
　　事实上的“所得”，与税务认定的“所得”之间，显现了个税征收中的简单与粗放，难掩其中的不科学与不公平。期待新的征收方法，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说分类征收被“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取代，体现的是一种征收方式的科学，那“考虑纳税人家庭状况”体现的就是人性化意义上的公平了。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曾提出建议：“尽快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调到1600元。”且“供养一人以上的每人按最低生活水平线开支抵扣个人所得税”。因为“目前我国的个调税，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实际经济负担。”
　　这个建议非常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如果新的征收办法能将纳税人的家庭状况考虑在内，让赡养人口的多少成为纳税依据，那将不仅体现征收办法的科学性，更是征收理念的人性化。
　　在有关报道中我们看到，在个税征收问题上，媒体与公众的视线较多聚焦于起征点。不过我以为，起征点固然应该关注，但也只是个税系统工程的一个方面。以系统化思路来衡量，结构税率的确定、纳税所得额的认定、征收方式的出新……无一不与个税改革密切相关。公平、公正、公开，最大限度地强化个税的积极功能，排除“挤出效应”，既需要理念的更新，更需要手段的先进，期望“两会”在审议时不负公众期待.

政治书上有，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