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歌曲在线试听:为什么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现实可能性）
　　“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使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及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红色政权建立的最基本理由。

　　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划分势力范围——各自的代理人——长期分裂和战争——革命发展的空隙
　　中国农村农业经济的特点：自给自足，不依赖城市而存在

　　第二 ，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地方，首先是在1926 年—1927年大革命中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
　　第三，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决定了红色区域的存在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将继续发展直到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除上述条件外，还必须要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二）、工农武装割据：
　　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
　　关系：
　　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
　　土地革命是中心内容
　　农村根据地是重要依托

　　（三）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1、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罢工的合法权利——不可能走和平道路

　　2、土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
　　中国革命的实质是民主革命，即消灭封建主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必须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
　　3、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
　　敌人的强大和红军力量的弱小
　　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革命队伍要坚持奋斗，就要避免在力量不够时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要积蓄和发展自己，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将其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四）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村为中心
　　占领农村与夺取城市之间的关系
　　（1）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城市工作
　　（2）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会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
　　（3）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
　　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
　　(一) 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5个条件

　　(1)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个基本国情，成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2) 良好的群众基础

　　(3) 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

　　(4) 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5)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2. 工农武装割据的3条内容

　　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三者密切结合。

　　3.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3条必然性

　　(1)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2)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这就决定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工农武装割据”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

　　(3)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奋斗的结局也证明，革命在城市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正是初选“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阵地和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

　　4. 道路理论的4条意义

　　(1) 农村包围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冲破教务、条主义的束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主席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3)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开辟了革命道路多元化的进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实际的道路。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冲破了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的创立，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斗争方向，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人民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创立，总结了殖民地半殖地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暴力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可供了可参考的重要经验。
第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及其实践，自始至终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对于今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城乡关系问题是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它能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联系起来。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近代中国国情，尤其是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 自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闭关自守的清廷大门，随后，其他的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便接踵而来侵人中国。它们既争夺又勾结，采取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手段，残酷地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用征服者的铁蹄和刺刀，在古老的中国辽阔土地上刻下了一幅幅血迹斑斑的图画，并与中国反动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长期占据着城市，控制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而近代中国的城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具有浓厚的消费性．因此，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便凭着他们所掌握的全国政权，依靠其强大的反革命武装，以消费的城市作为反革命的堡垒和据点，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中国在政治上主权丧失，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在经济上，财富被掠夺，尤其是农村成了外资掠夺的原料产地，农民成了外资的原料供应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这样，城乡差距便不断扩大，城乡对立空前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正确地指出：“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①这种情况表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集权统治下，中国人民不能象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议会的“长期合法斗争夺取政权’，只能发动军事暴动，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②而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剥削和长期高压下的中国农民，比城市工人更加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更加需要武装斗争。为此，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吸取北伐战争时期由于党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不重视掌握革命的军队，因此，当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并强调指出：武装斗争是共产党人进行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保证，“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①。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当然，“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②。不过，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为着战争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
二、 毛泽东不但从中国城乡关系的对抗性出发，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城乡关系上存在的质的区别，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城乡关系上有质的不同。
首先，城乡关系的性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主要反映资本与地权，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表现的是一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而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反映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的尖锐对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它表现的是一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其次，经济结构的主体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则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①城市中虽然出现了近代工商业．但它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抑．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艰难挣扎，因而发展极其缓慢．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 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 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②．有学者指出：在近代中国国民 收入中，有90％来自农村，而来自城市工业的则不到 10％，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 经济。再次，社会基础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占统治 地位的资产阶级不仅掌握了国家政权，具有强大的力量， 而且由于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很发达，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 经济实力，它通过使农业从属于资本的办法夺得地盘，使 土地与资本合并，使得农村封建制迅速瓦解．这就决定了 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城市中的资 产阶级。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 建势力占据的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很弱，始终没有成为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形式，这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很软 弱。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分为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 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买办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由于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共管的半殖民地， 因而中国的买办大资产阶级又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 的，当“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 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 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 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②。中国的民族资 产阶级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当它受到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的压迫的时候便同情以致参加革命。这就决定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由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 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绝对优势．居于统治地位，这 就决定了乡村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中国的 主要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 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 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②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严重地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封建统治者剥削农民的经 济基础，是广大农民贫夯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的压迫和剥削也必然迫使农民进行强烈的反抗。所以， 它的基础是脆弱的。最后，城乡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资 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城市资产阶级不但控 制了全国的政权，而且具备了完全支配乡村的实力和物质 等条件，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 上都完全支配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 生存。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 极不平衡，乡村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 中占绝对优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仅仅是乡村豪绅地主 阶级的“政治首领”，而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控制 的城市不但不能完全支配乡村，而且还要依赖乡村。这表 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城市还不具备资本主义国 家城市那样完全支配乡村的条件和实力，而乡村却可以基 本上不依赖于城市经济而独立存在．
正是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城乡关系上这些不同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基本内容．只有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发动和领导农民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打倒地主阶级，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样，既可以通过没收土豪劣绅从农民那里剥削的财富以支持军事上的需要，为进行武装斗争给以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又通过农村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农村实现有效的人力，物力大动员，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并在那里“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②
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基本内容．究竟乡村能否战胜城市?有人怀疑，有人悲观，有人否定．为此，毛泽东在科学分析城乡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指出： “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③这是由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落后性所决定的。
在政治上，长期占据中心城市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虽然十分强大而异常凶恶，但由于中国是二个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或半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间又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分别隶属于各帝国主义的中国封建势力各集团又各自掌握一部分军队，实行封建割剧，加之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帝国主义间的不统一，必然影响到中国境治集团间的不统一，造成了“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而使它们的力量内耗．同时，中国的反动势力在消费的城市比较强大，而在生产的农村则是它们统治的薄弱环节．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在经济上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即“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①而且在社会经济生适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落后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二是土地关系的落后性．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90％的贫—雇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只古有2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由于地主的土地是通过各种手段逐年从许多农民手中割去的，这就使得他们的土地大多是零散的，而较少连成一片，这就不能为农业大生产提供前提，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很低，农村更低，地主既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将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因为在中国没有形成)，也不愿自己雇工经营(因为落后使它的获利比地租少并且不可靠)．而主要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这样，在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集中地使用土地，而是分散地使用土地，小规模地进行生产。这种土地所有权集中，使用权分散的落后的土地关系，使广大的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农业生产不断衰落，社会生活停滞不前，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占据城市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它只占农村人口的5％，“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②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从农民手中夺得土地，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民，使广大的农民日益贫困破产，这就使他们与广大的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不可调和．而广大的农民不仅占了农村人口的90％以上，而且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们一旦被动员起来，必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并且，他们具有决定两个一切的作用，即“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①“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③所以，毛泽东说，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同时，中国农村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有回旋余地，这就为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的有利条件，而乡村中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为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为乡村战胜城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这些特点，既意味着城市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必然是占人口大多效的、作为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的农民。又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起革命力量深厚的社会薹础，以革命的农村包田反革命统治的城市，最后战胜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同时决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城乡对立的结局，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战胜 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防范最严密的缄市。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所预示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城乡对立的结局，是乡村战胜城市， 而且雄辩地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 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在科学地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城乡关系的 基础上，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它是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不仅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 们，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国情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一个政 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问题； 农民，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 、的主力军：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主要对象，又是它的 主要来源和最忠实可靠的同盟军；既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引 导的对象，又是它最深厚最广大的力量源泉。所以，我们 办任何事情都不要忘记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