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季度分析报告:中国越剧的起源发展

在1852年前后，嵊县农民创立了落地唱书，这是越剧形成雏形前的最初形式，到了1906年，落地唱书第一次登上农村舞台。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探索，创新至3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女子绍兴文戏”，并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站稳了脚跟。

　　当时，这种年轻的剧种的名称还不统一，有“女子文戏”，“绍兴文戏”，“的笃班”等，称谓不一。1939年，在越剧史上第一位专职编导攀篱和当时“越剧皇后”姚水娟的倡议下，正式将名定为“越剧”。

　　1924年，袁雪芬在上海倡导越剧改革，广泛吸收昆剧、话剧、电影等姐妹艺术的营养，在体制和艺术上进行大胆改革，使越剧逐渐成熟。1946年改编演出了鲁迅名著《祥林嫂》，引起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赞赏。《祥林嫂》的演出是越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47年，袁雪芬为摆脱剧场老板的奴役和压迫，筹款创建了自己的剧场和学校。组织了当时上海越剧界著名演员尹桂芳、徐玉兰、吴小楼、竺水招、张桂凤、范瑞娟、傅全香、徐天虹、筱丹桂等共十人，联合义演了大型历史剧《山河恋》，“越剧十姐妹”的尊称也由此而产生。这也标志着越剧作为一个独立剧种在艺术上已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正是这批老艺术家的勇于改革、积极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条件博采众长，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越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创作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还被搬上银幕，成为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其凄美的故事被海内外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响深远。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彩色故事片《红楼梦》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宝玉哭灵》等名段俨然成为越剧的代名词。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篇章。随着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新编古装戏《五女拜寿》的公演，历经岁月沧桑的越剧也进入了一个百花争放艳的新时代。《汉宫怨》、《唐伯虎落第》、《陆游与唐婉》、《孔乙已》、新版《红楼梦》、《汉武兴邦》、《狸猫换太子》、《吴越悲歌》、《江南女巡警》等一大批新剧目的涌现，越剧，这朵文艺百花园里的奇葩，正绽放出更绚丽夺目的光彩！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县。它位于绍兴南邻，东有高耸云霄的四明山，西有陡峭险峻的太白山，富有神话色彩的天姥山在嵊县的南面，北面则是巍娥的雩山。清澈的剡溪穿过群山注入曹娥江。嵊县古称剡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民间文艺。溪山相映如画的秀丽景秀景象，在东南山水中久负盛名。古人称这里“气聚山川之秀，景开图画之奇”。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陆游、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汤显祖、袁枚等杰出诗人，都曾赤到这里游历，并留下了脍灸人口的诗篇。在嵊县一带，流行着“看牛山歌”、“三番十二朗”、“摇船调”等民间音乐，“辕门”、“十番”“绣球”等大型器乐，布龙、草龙、高跷、跳无常、舞狮、划龙船、仙鹤舞、翠瓶舞、回头拜、大头等民间舞蹈，还流行着绍兴大班“紫云班”、“新昌高腔”、“东阳滩簧”、“余姚滩簧”（即“鹦歌班”）等戏曲。徽戏和本地道士班组成的“目莲戏”、“孟姜班”以及佛曲“宣卷”等也很普遍。这些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艺术形式，五光十色，是越剧产生的肥沃土壤。
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这是一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是由民间艺人金其炳创造的。金其炳是嵊县西乡马塘村人，原是个农民。一八五二年的一天，他在田头晒谷场上唱几句新闻，每句的尾部都带有{工尺普}上的{四工合上尺}几个音，作为衬音拖腔。这种唱法，有点类似佛曲“宣卷”中每唱一两句就宣一声佛号“南无佛，南无弥陀佛”。不过，唱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佛无关，拖腔不能宣佛号，于是用上了{四工合上尺}。群众觉得曲调简洁流畅，灵活动听，便纷纷向金其炳学，不少人还正正经经地拜他为师。金其炳教出的一些徒弟，日后都成为有名的唱书艺人。这种曲调，就称为{四工唱书调}。 唱书，起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劳动之后，用唱书来进行娱乐，称为“田头唱书”。一八六零年前后，自娱性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政府由于加紧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加重了田赋捐税，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贫苦的各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开始用唱书作为弥补经济厄的手段。那时是一个人单独出门，大门，左肩背一个干粮袋，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敲着门槛作伴秦。沿北京时间卖唱，乞讨年糕、粽子。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清明播种之前，是一段农闲时期，会唱书的农民纷纷外出，从本县渐渐流入附近的东阳、义乌、桐庐一带。唱的内容一是小段，多是吉利话，当地叫“彩话”，譬如到了一家商店门口就唱“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之类；一是农村生活中的小故事，如《蚕姑娘》，唱姐妹二人在养蚕中的乐趣，《绣荷包》，唱美多娇和赵文标的热恋。后来，唱书艺人丢掉了旱烟袋，改用毛竹做起的尺板和毛竹做的笃鼓来伴奏，又从一人单独唱发展两个人搭档，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这个时期，称为“沿门唱书”。“沿门唱书”主要是在农村里，几年之后，民间艺人逐渐进入城镇茶楼，并且与茶楼订好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这时“沿门唱书”便 发 展 为 “落地唱书”。演唱的形式也相应地起了变化：主唱者前面放着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听众成分变成城镇居民，而且不只是一家一户，演唱的内容如仍是一些通俗的小段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于是增加了一些反映古代的生活的大书，包括才华佳人的爱情故事和帝王相处理军国大事的故事，俗称“武书”。当时有“文书走田庄，武书进茶坊”的说法。演唱长篇高，帮腔呆板，比较单调。艺人们在实践中寻求新的曲调。
一八八九年，艺人金艺堂在余杭县葫芦桥茶楼唱书。唱书之余，他还要修鞋子。一次，他修鞋时听到“湖州三跳”艺人卖唱，曲调比较舒缓，帮腔也较灵活，就耐心地听，偷偷地学，把“湖州三跳”的长处吸收过来，融化进{四工唱书调}之中，部帮腔用“呤吓呤呤吓”，所以称{呤吓调}。由于这种曲调吸收了“湖州三跳”的成分，所以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这种曲调，唱长篇书目比较灵活多变，适应性和表现力也较强。嵊县的艺人以剡溪为界，分为南、北两派，虽然共同奉金其炳为祖师，但演唱风格各有不同。{呤吓调}在 实践中也发展成{呤吓南调} 和 {呤吓北调}。{南调}比较粗犷激昂、爽郎明快，旋律进行多跳跃跌宕，书目多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中翻来，如《乌金记》、《桂花亭》等。{北调}则比较委婉舒缓，发音讲究音准确和口形变化，板式和曲调吸收了多方面的长处，比较丰富，变化较多，曲目则主要从“传书”如《珍珠塔》、《七美图》、《倭袍》等中翻编。到二十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演唱时，主唱者先拍净木，念定场诗；唱书不但伴以身段动作，还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区别出生、旦、净、末、丑五色嗓音。伴唱的人除帮腔外，还插入简短的对白；位奏也增加了“三跳板”。这时，称为“台里书”或“走台书”。以“田头唱书”到“沿门唱书”“落地唱书”，直到“走台书”，曲调逐渐丰富，表演成分增加，戏剧色彩日益浓厚，为越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一九零六年清明前的一天，嵊县的一批南派艺人在于潜县腊瓶村附近的茶楼唱书。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 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 里。他们有四个班共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 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空手人”，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 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 看。谁都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鱼这样的话会给东王村带来什么后果。然而，东王 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 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 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 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 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除留下一切由他担待，抬着棺村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事先派了一个手下人扮做卖烧 饼的到东王村侦察情况。这个探子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连忙回去报告。万金焕迫 不得已，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 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 人 们 又 称 之 为“的笃班”。一九0六年三月初三清明节，就成为越剧的诞生日。一场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小歌班”从出世的时候起就遭到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和斗争，并没有停止。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一九一零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 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淫戏”，不准演出。一九一三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 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 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哇！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一九一六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 的“新 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一九一八 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钜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零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共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共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 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到一九二一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三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包探、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云，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云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云替死。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