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新思域发布会现场: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什么？

17世纪巴洛克
18世纪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

16至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时尚
作者： 俞强 | 2004年08月11日16时56分 | 【内容提要】
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图片展览在南开大学范荪楼一楼大厅里拉开了帷幕。主题是“桥———16—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展览中展出了许多珍贵、精致的图片资料，展示了当时在欧洲盛行一时的“中国时尚”。还有那些在这场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充当友好使者的传教士们也是这次展览的主角。

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能不提到“洛克可”风格。欧洲的艺术在十七、十八世纪经历了一个从巴洛克风格向洛克可风格的转变。洛克可的艺术特点是生动、优美、轻巧和自然，而中国的艺术风格正是以其新奇、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吸引了欧洲人，因此中国的艺术风格就成了洛克可风格的主导。还有中国园林。中国庭园艺术匠心独具，迎合自然，符合当时人们追求自由、自然的理想，立刻在欧洲的社会上流行起来，各个国家都争相修筑中国式样的塔楼、石桥、假山和亭榭。利奇温声称：“洛克可时代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不是通过文字，而是由于那些浅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向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前景。”这种说法是不为过的。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宫廷和贵族竞相购藏中国的瓷器、漆器和丝绸、绣品，以采用中国的轿子、镜扇和服装为荣。 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也引起欧洲人的关注。马若瑟在1732年翻译了元曲《赵氏孤儿》，1735年为杜赫德《中华帝国志》收录，而流行于欧洲。伏尔泰后来将之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1761年，英国人汤姆士潘塞翻译了中国的《好逑传》，流传于欧洲。十八世纪传教士对中国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1771年卫方济刊印了他的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广泛流传，为启蒙运动积蓄了思想力量。欧洲前往中国的科学家对中国的天文、地理、生物、医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宋君荣曾出版了《中国天文学简史》和《中国天文学》。汤执中对中国的植物颇有研究，曾将动植物图版4000多方寄回巴黎。中医也在欧洲广为流传，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三卷是中医专集，译出了《脉经》、《本草纲目》等部分内容。西方在十八世纪对中国兴趣之广，在此可见一斑。中国趣味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是无人不知，无孔不入，也就无怪乎会有“中国神话”之谓了。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的“西学东渐”。自然科学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借以传教的手段，主要有天文历算学、数学、地理学、机械和建筑艺术等。天文历算学方面，传教士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等。南怀仁曾为北京观象台制造六大仪器。数学方面，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成果。主要介绍了几何、对数、三角函数等数学知识。地理学主要成就是对全国地图的绘制。医学上，西医开始在中国流传，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巴多明合译的《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发现》，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刊印，只有抄本流传。法国人皮里的《人体解剖学》也曾在康熙朝被译为满文和汉字，藏于宫中。西洋艺术也传到了中国。西洋画师郎世宁融中西绘画于一体，对中国的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洋建筑风格也随着传教士所修建的教堂来到了中国各地，有罗马式的，有哥特式的。清代最具代表的西式建筑是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该园堪称意大利和法国巴洛克建筑的混合体，建筑主体是意大利式样的，而雕饰文样却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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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叙述，中西在这一时期内文化交流方面的差异可谓一目了然了。究其原因，首先从内容和传播媒介来讲，在这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真正称得上媒介的只有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他们把中国的器物、艺术和思想带回到急需财富和思想动力的欧洲。而他们带给中国的欧洲文化，却由于他们自身的限制，并不十分准确。例如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天文知识，只是教会所承认的那一部分，不具有近代特征。再加上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牾，如此一来，中国真正能够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再从传播的对象看。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上到王宫贵族，下到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都在谈论中国。反观中国，大多数欧洲传来的文化器物，传到王宫贵族那里就停止了，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至于科学文化，也只是停留在上层少数有机会接触到传教士的士大夫中间，老百姓更是无法学习到。就对异文化的应用来讲，欧洲不仅仅是从中国引进，在引进的过程中还对中国的工艺进行考察，并加以研究运用到自己的工业中去。而中国则不然，这一段时期对西学的接受，主张“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不让西方的进步思想传入中国，来维护儒家的传统统治地位，即使是技能方面的吸纳也是受到皇帝兴趣的左右，往往局限于皇帝周围的一个下圈子里，其学习成果也多半是“藏在深宫人未识”，未能形成风气和潮流。

总体来说，在这次交流中，中国从西方学到的远远不如西方从中国学到的多。法国学者米歇尔·德韦兹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代大约三个世纪，对中国和欧洲的商业交往进行衡量比较，就得承认：在1800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她从欧洲获得的要多得多。这种现象在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