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杯战争下载:约翰史密斯对于美国文学的贡献是什么？

约翰·史密斯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余下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②歌德
斯特德③先生曾经设问：“作家玛丽·果勒里（Marie Gorelli)走红一时的秘密何在？”他的回答是：“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读其小说，沉醉在玛丽·果勒里世界中的信徒约翰·史密斯们，把她看做该领域最权威的代表。他们生存在里头，活动在其间，从中找到自我。”玛丽·果勒里之于大不列颠的约翰·史密斯们，就恰如阿瑟·史密斯牧师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然而，真正受过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些将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其虚荣心驱使而欲事物变成何样之书。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之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
但是，斯特德说过：“正是约翰·史密斯和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所以，最近，我不惮其烦地读过了那本提供给约翰·史密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观的著作。
早餐桌上的那个独裁者（The Autocrat at the Breakfast Table）曾把人的智能分为两种：一是算术型智能一是代数型智能。他观察说：“所有经济的和实用的智慧，都是‘2+2=4’这种算式的延伸扩展或变化。而每个哲学命题则更多地具有‘a+b=c’这种表达式的普遍特点。”约翰·史密斯的整个家族，显然属于那个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所谓的“算术型智能”的头脑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名约翰·布尔，他把自己的命运同“2+2=4”的公式联系起来，到中国来贩卖他的曼彻斯特商品。为了赚钱，他同中国人约翰④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无论是约翰·布尔，还是中国人约翰，他们都懂得并完全服膺“2+2=4”的公理。可是，现今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却不同了。他带着满脑子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东西来到中国———不再满足于贩卖曼彻斯特商品，还要开化中国人，或者，按他的话说，要“传布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结果，约翰·史密斯同中国人约翰闹翻了。而且更糟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开化和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曼彻斯特商品的诚实可靠的好主顾。他们玩忽商业，心不在焉，却尽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去了，实际上，他们已变成一群疯痴狂乱的改良者。
如果说以上便是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一个真实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不论何人，假如他不惮其烦地去阅读一下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会否认，以上确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著作的约翰·史密斯所传布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一个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

最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何以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竟然在中国能真正生效？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约翰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去实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和荣耀。那拥有八股文的古老的中国文学本是一种无害空洞之物。而在约翰·史密斯这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影响下正喧嚷着建立的新型中国文学，外国朋友将发现，它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危险的破坏。最终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不仅会发现他的曼彻斯特商品贸易要完蛋，而且他甚至还不得不去支付另一笔巨额开销，以供再派出个戈登⑨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枪杀他可怜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那受约翰·史密斯之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而变得non compos mentis（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在此我想简明地指出，这就是有理智的英国人所做的事。依我看，这些满脑子装着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得到一派胡言的外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还能同他必须接触的中国人长期和睦相处，那简直是奇谈。对此，我不妨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Alexis Krausse）所著的题为《远东：它的历史和问题》这本大部头书中，举出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该书写道：

“影响远东西方列强的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别那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观察事物不仅与西方人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的整个思维途径和推理方式也与西方人不同。那种植根于亚洲人中的独特的感知，同我们所赋予的感知正相反！”

在中国，一个读过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国人，假如他听从逻辑不通的克劳斯先生的劝告，那么当他想要一张白纸的时候，将不得不对他的儿子说：“孩子，去给我拿张黑纸来。”我想，为了维护那些住在中国、且讲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声誉起见，当他们来同中国人实际交往的时候，还是应该能够抛弃那类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的。事实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国人相处得最好的外国人，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那坚持2+2=4，丢掉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那一套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a+b=c的理论的人。毫无疑问，当人们记得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即在阿瑟·史密斯写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之前的日子里，大英商行的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⑩、和他们的中国买办{11}之间的关系，总是那样的彼此相亲且代代相传的时候，当人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考虑，在坚持2+2=4的西方商人与怀着那套a+b=c的东方本质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的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那么，吉卜林{12}那句“东就是东，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当然有的，当你与2+2=4打交道的时候，可说存在极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当你面临诸如a+b=c这样的问题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许多的差别。然而要解答东西方之间的那个a+b=c的方程，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本事。今日世界之不幸，就在于对远东问题中a+b=c的方程的解答，掌握在那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还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里，———那个约翰·史密斯甚至连代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一窍不通。在东西方之间，对a+b=c式方程的解答是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不仅东方的孔子、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和约翰·史密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实际的情况是，当你专门解答a+b=c的方程时，你将发现在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之间，只存有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之间，反而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对于这一点，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