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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政治文明内在机制的考察

　　关键词：政治文明稳定现代化党的领导民主法治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不稳定性已经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展现得十分清楚。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阐述对现代化的稳定推进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它们所代表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可以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三大支柱的内在机制也必然决定着现代化进程的状态和属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这三大支柱的有机融合和协调一致，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的安排首先依赖于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政党领导的基础在不同属性的政治文明中有不同的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靠两党制和多党制提取领导的资源，在轮流执政当中，通过时间的转换，把不同的利益集团整合起来，弥补社会基础狭小的缺陷，以稳定其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基础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决定了它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不变的执政党，它执政的资源来源于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讲，只有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利益的代表具有直接的一致性，因而，这也就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和人民当家作主相一致，由此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推进问题。
　　现代化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的过程。实践证明，保持现代化进程的稳定是当代社会面临的艰巨而又重大的课题。诸多著名的研究已经指出，政治发展，或者说政治文明的演进状况，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政治发展中，是否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则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坚强的保障。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来源于S?亨廷顿。可参见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性，来源于共产党的强大性，而共产党的强大性，则来源于它所代表的人民的广泛性。
　　东方学术文库第一卷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政党的社会基础不仅决定着政党的力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党制度的基本形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与其社会基础密切相关。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社会基础是狭小的，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两党制和多党制，这实际上是对其天生缺陷的一种无奈的、却又是重要的补充。通过政党的轮流执政，以便整合更多一些的利益集团。而且这种轮流执政往往给人们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在野党也尽量地对未来进行许诺。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基础，这是资产阶级政党能够长期维持其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如果把这种西式政治文明的逻辑搬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中，则注定是走入了历史的误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是少数的利益集团，而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不搞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质就是不能够放弃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地位。资本主义搞两党制和多党制无疑是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而社会主义搞两党制和多党制，则是丢掉了自己政权的社会基础。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一旦放弃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再有稳定的现代化进程。
　　共产党力量的强大来源于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政治运作角度来分析，意味着能够整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讲，只有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利益的代表具有直接的一致性，这涉及政治文明的一个内在要求??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和谐。即提出了一个基础性的命题：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和人民当家作主相一致。
　　党的十六大对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和深刻的强调，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有全新的意义，它不同于传统模式对党的领导的强调。在传统模式中，对党的领导的强调是与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人民民主主渠道（在中国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滞后等负效应相联系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不可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管理要求，越来越难以作出科学的决策。人大制度的滞后，导致人民意愿表达的不足和人民参与管理的不足，加大了社会内部的压力，累积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破坏了现代化进程的稳定。事实证明这些弊端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新的强调使党的领导的加强通过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出来，不再以权力的集中等负效应为代价，把社会稳定寓于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之中，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平稳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的内在逻辑，对稳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泛泛地承认两者是统一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过去往往没有能够避免两者的冲突。由于法治的相对滞后，曾经大大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应该分析社会主义运动中民主与法治分离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我党对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把握了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结合的内在要求，这不仅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不能够做到的，从而解决了政治发展中的常见困境??参与扩大与社会稳定的冲突，为稳定的现代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开始就对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的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主义政权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苏俄宪法》等，以社会主义的法制确立了人类最先进的民主制度，例如，最早实现了普选制，转瞬间将发展了两三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远远抛在了后面。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法治的相对滞后，却大大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1937年，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引用斯大林的话说：“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在一边。”参见佟宝昌等：《20世纪社会主义回顾与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然而，当法律被真正置于一边时，人治就代替了法治，权力高度集中随之形成，民主政治就举步维艰了。毛泽东同志已经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但依然未能避免相同的错误，这里面固然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恐怕没有认识到动摇和破坏法制会从根本上动摇和破坏民主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了公检法，但依然把自己的民主理想寄托在搞群众运动这样的模式上。实践证明，离开了法治的“民主”，不可能真正推进民主，并且会严重地破坏社会的稳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
　　以上教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与民主融合的法治有其根本的要求：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历史的进程来看，首先“是贸易大扩展，从而需要有更广泛的法律体系”M?泰格，M?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商品贸易不仅仅是从量上扩展了法律的需求，也对法律提出了新的质的要求。其中的涵义对政治文明的进步来讲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曾经作过相当精彩的分析：“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2-423页。蕴涵契约精神的法和此前的法具有质的不同，它带给法律以新的质，即缔约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于是开始与民主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传统社会主义由于市场经济的缺损，滞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融合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对法治的巨大推动，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它对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内在关联的重要意义。
　　民主和法治的和谐统一还来源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先进性的要求。当代的政治文明都包含有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西方的法治政治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它却构不成当代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法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背离。应该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统一。民主政治是指按照人民的意愿来进行统治，代表民意的机关就是代议机关。社会主义的代议机关不仅仅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这体现了民意至上性与法律至上性的统一：一方面，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依托；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至上性在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中体现出来，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生动展现。
　　西方的政治文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统一。美国创造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当代典范，其民主与法治内在的冲突同样也可以作典范。例如，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联邦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可以否决国会制定的法律法令。如果国会真正反映人民的意愿，真正民意至上，那么，联邦大法官凭什么可以推翻人民的意愿，凌驾于民意之上呢？如此等等，这样的法治原则明明白白地否决了它的“民主”原则。所以，这里并没有至上性，而只有制衡性。它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对权力的分享关系。当我们在肯定西方民主制衡的某些特有功能，尤其是对集权的防范时，千万不要忘记它对民主原则的违背。
　　西式的民主没有能够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强调民主参与是不明智的，要特别警惕“过剩的参与”，主张通过加强制度化来求得社会稳定。参见S?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实际上是力图在不和谐的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对于具有内在冲突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来说当然是勉为其难，所以，西方的这些大家们也认为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命题。S?亨廷顿的《难以抉择》一书是其代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把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统一起来，这样的政治文明不仅能够避免强化法治却又滞后民主参与的冲突，而且能够解决扩大参与同社会稳定的悖论，提供一种前进中的、动态中的稳定。
　　三、 法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统一对稳定的现代化进程也关系重大。无产阶级政党依法执政是法治政治和政党政治融合的崭新阶段，它及时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扬弃传统的政党执政方式，为稳定的现代化夯实了基础。依法执政也反映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遵从和追求，关系到更深层次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同时，依法执政所体现的法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融合，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六大再一次强调了共产党的依法执政问题，开始了法治政治和政党政治融合的崭新阶段，对于稳定的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首先，共产党依法执政及时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把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法治国家作为执政党的政治使命，为稳定的现代化夯实了基础。
　　利益调整机制是社会稳定最主要的机制。执政党要保证社会的稳定，一个基本的使命就是协调好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但反映利益关系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社会结构清晰、利益关系简单的现代化初期，计划体制和行政的方法作为利益协调的主要方法，完全可以从容应对。例如在城市实行的工资政策，在农村实施的公粮政策，在地区间和行业间实行的补贴政策等等，都有效地调控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持了相当高水平的社会平等。
　　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分明的态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这使得执政党已经很难直接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关系。如已不可能制定大一统的工资体系来调节已经市场化的诸多城市群体利益，也不可能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实行联产承包后千差万别的农村利益格局等等。行政手段的调控必须让位于法治这样的调控机制。实践证明，这一社会调控的转型极为重要，如果法治滞后于现代化的进程，行政手段继续充当社会调控的主体，必然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混乱之中。于是，政党政治和法治政治的结合，也就是政党执政方式的调整，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其次，依法执政所体现的法治文明和政党文明的融合，反映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遵从和追求，关系到更深层次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
　　依法执政之所以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还在于我们党对法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法”的认识主要在于揭示它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著作、教科书、辞典通常沿袭这样的阐释。可参见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以及《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667页。。这一认识固然正确，但却并不全面。“法”还有更深的含义，它包含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们把认识到的客观规律外化为“法”，用它来引导社会的发展。从最早的习俗、习惯法开始，其中就逐步地积聚起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规律的认识。
　　十六大强调党依法执政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相统一，这一关联是不应该忽略的。这是我们党自觉遵从和追求社会规律的重要表现。这一统一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社会主义法制越完善，就越体现社会发展规律，党的领导就越是科学和正确，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越是获得了深层次的稳定机制。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依法执政所体现的法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融合，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同时还构成了当代无产阶级政党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分野。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首先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集中人民利益，它所制定的“法”，整合和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依法执政，才能实现人民利益，最终把自己同号称代表人民的非无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所以，共产党必须通过依法执政保障人民利益的实现，赢得人民的现实选择，由此，任何风浪和干扰都会被荡平，社会主义就能够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