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后端开发 mvc:什么是草根社会？

草根埋在泥土里
他们是社会的底层
草根生命力顽强
坚韧不屈

解读草根社会

最早知道浙江的温、台一带——这里指的不是仅从地图上知道这两个地名，而是多少了解一星半点那里的知识——是少年读书、记性尚好之时。当时读到元朝末年，那里民不聊生，扯旗造反，喊出一段民谣式的口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后来人们一般都不会记得后面三句，只用第一句来表示没有人能管得到自己之意，当然也多不知道这本来是温、台百姓的发明。后来长大，有了浙江的朋友，多对我说起那里的方言独具一格，就连浙江人也未必能听得懂。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了温州一带，大街小巷，至夜灯火如星；比邻之间，机杼之声相闻，使我切身感受到小生产的活力，那是内地的许多地方至今还看不到的景象。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相对而言，温州、台州地区是个边陲地带，是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那里地少山多，如果没有大胆闯荡的精神，干脆就活不下去。所以，在传统农业时代，具有大胆闯荡精神的人便是去做海盗（这往往是在海禁的时候统治者的说法，而在弛禁的时候这些人便成为海商），而在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具有大胆闯荡精神的人则去经营工商。台州戏班的不绝如缕，可以说也是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大胆精神的某种体现。此外，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边陲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大量传统民间文化事象的遗留创造了条件，因为据我在河北、山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农村的观察，如果离开了祭祖和迎神赛会，戏班的生存也便成了问题。

傅谨的这部著作描写的正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他把视角下移，从研究士大夫的戏曲文本及其抽象的美学品位转移到了研究民间的（或说地方的）戏曲表演者的演艺生活。这也许正是文化人类学歪打正着的魅力。文化人类学本来是因殖民统治的关系，需要了解异文化土著的历史，但因那里缺乏成文的材料而被迫求诸口碑，于是形成了一套参与观察的方法，使口碑和观察到的现象成为另一种重要的文本，在方法论上形成与文献媲美的另一种“二重证据”；又因它本来的目的是通过了解异文化，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达到对整个人类文化特征的把握，但往往是从局部的个案入手，使其成为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典范，使理论研究具有了细部“深描”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对以往停留在精英文化或典籍文化的研究造成冲击，傅著尽管并不以人类学研究自居，但在方法上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长达八年的追踪调查向读者展示了许多戏班生活的细部。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比如戏班演戏与庙会的关系、戏班的内部组织与权力关系、演员的家庭生活、演戏收入的分配及其模式、戏班内部的“规矩”或者“禁忌”，甚至演戏的经纪人、“戏贾”或“土狗”等，都有细致而生动的展现。这些方面至少对我个人的研究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因为作为庙会的研究者，对庙戏是不可能不加以关注的，但是我们大多注意的是庙会本身的方面，比如祭祀活动的组织者或会首、首事，其内部组织结构，没有或较少注意他们邀请来的戏班本身——其实他们也是庙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其双方在活动中的契约关系和文化关系；再比如为唱戏酬神，民众需要掏多少钱粮，占其年生活支出的多少（在比较讲究的地方一般要占到10％－20％），但没有或较少注意这部分支出是如何、或者有多少变成了戏班的收入。

傅著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因为其本意是要探讨戏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问题（这并不是说探讨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不好），而现在却变成了研究戏班这个草根群体的生活史，变成了一种文化研究，我个人以为这是随着作者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所面对的对象日益丰富、个人的思考也随之日益展开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还需要从事象描述的层次上更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或者意义的解释上去，还需要从现实的或者社会学的（从本书看它已显然不是文艺学的）探讨延伸到文化批评。比如，我们怎样把所研究的这些戏班归入“草根社会”（grass－rootedsociety）？他们和传统社会的民间戏班具有完全相同的身份属性吗？是否需要对这些原属国家的剧团或演员身份属性的变化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其中许多曾经是吃“公家饭”的，也即已经脱离了“草根社会”，现在又重新或者是第一次成为民间戏班的演员，就好像辞去公职的国家职工变成了个体户一样，能否说他们是“草根”的？如果退一步说，我们因其活动融入了草根社会而将其视为后者的一分子，所谓“草根的力量”指的不仅是这些戏班的生命力，更是指将其融入在内的那个草根社会的力量，那么对于后者——戏班之外的祭祀组织、受众等等是否还需要再加笔墨？

目前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更侧重共时性的研究而忽略历时性的考察，这是我每每感到遗憾的。本书的历史追溯集中于戏曲而对历史时期的戏班语焉不详，使其把握戏班的草根属性上出现了困难，因为营业性、流动性和职业化这三个特点并不足以说明其“草根”性质，因为现在那些“走穴”的大腕演员基本上也有这些特点。另外国内外关于民间表演群体的研究、关于地方民间文化、庙会等等的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不少，如在台湾任教的美国学者康豹（PaulR．Katz）对温、台一带的民间信仰的研究等，均应有所借鉴，便可使这样一个创新性的学术作品建立在更坚实的学术史基础上。

草根社会社会就是
我也不知道！！！

最早知道浙江的温、台一带——这里指的不是仅从地图上知道这两个地名，而是多少了解一星半点那里的知识——是少年读书、记性尚好之时。当时读到元朝末年，那里民不聊生，扯旗造反，喊出一段民谣式的口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后来人们一般都不会记得后面三句，只用第一句来表示没有人能管得到自己之意，当然也多不知道这本来是温、台百姓的发明。后来长大，有了浙江的朋友，多对我说起那里的方言独具一格，就连浙江人也未必能听得懂。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了温州一带，大街小巷，至夜灯火如星；比邻之间，机杼之声相闻，使我切身感受到小生产的活力，那是内地的许多地方至今还看不到的景象。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相对而言，温州、台州地区是个边陲地带，是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那里地少山多，如果没有大胆闯荡的精神，干脆就活不下去。所以，在传统农业时代，具有大胆闯荡精神的人便是去做海盗（这往往是在海禁的时候统治者的说法，而在弛禁的时候这些人便成为海商），而在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具有大胆闯荡精神的人则去经营工商。台州戏班的不绝如缕，可以说也是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大胆精神的某种体现。此外，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边陲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大量传统民间文化事象的遗留创造了条件，因为据我在河北、山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农村的观察，如果离开了祭祖和迎神赛会，戏班的生存也便成了问题。

傅谨的这部著作描写的正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他把视角下移，从研究士大夫的戏曲文本及其抽象的美学品位转移到了研究民间的（或说地方的）戏曲表演者的演艺生活。这也许正是文化人类学歪打正着的魅力。文化人类学本来是因殖民统治的关系，需要了解异文化土著的历史，但因那里缺乏成文的材料而被迫求诸口碑，于是形成了一套参与观察的方法，使口碑和观察到的现象成为另一种重要的文本，在方法论上形成与文献媲美的另一种“二重证据”；又因它本来的目的是通过了解异文化，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达到对整个人类文化特征的把握，但往往是从局部的个案入手，使其成为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典范，使理论研究具有了细部“深描”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对以往停留在精英文化或典籍文化的研究造成冲击，傅著尽管并不以人类学研究自居，但在方法上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长达八年的追踪调查向读者展示了许多戏班生活的细部。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比如戏班演戏与庙会的关系、戏班的内部组织与权力关系、演员的家庭生活、演戏收入的分配及其模式、戏班内部的“规矩”或者“禁忌”，甚至演戏的经纪人、“戏贾”或“土狗”等，都有细致而生动的展现。这些方面至少对我个人的研究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因为作为庙会的研究者，对庙戏是不可能不加以关注的，但是我们大多注意的是庙会本身的方面，比如祭祀活动的组织者或会首、首事，其内部组织结构，没有或较少注意他们邀请来的戏班本身——其实他们也是庙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其双方在活动中的契约关系和文化关系；再比如为唱戏酬神，民众需要掏多少钱粮，占其年生活支出的多少（在比较讲究的地方一般要占到10％－20％），但没有或较少注意这部分支出是如何、或者有多少变成了戏班的收入。

傅著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因为其本意是要探讨戏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问题（这并不是说探讨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不好），而现在却变成了研究戏班这个草根群体的生活史，变成了一种文化研究，我个人以为这是随着作者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所面对的对象日益丰富、个人的思考也随之日益展开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还需要从事象描述的层次上更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或者意义的解释上去，还需要从现实的或者社会学的（从本书看它已显然不是文艺学的）探讨延伸到文化批评。比如，我们怎样把所研究的这些戏班归入“草根社会”（grass－rootedsociety）？他们和传统社会的民间戏班具有完全相同的身份属性吗？是否需要对这些原属国家的剧团或演员身份属性的变化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其中许多曾经是吃“公家饭”的，也即已经脱离了“草根社会”，现在又重新或者是第一次成为民间戏班的演员，就好像辞去公职的国家职工变成了个体户一样，能否说他们是“草根”的？如果退一步说，我们因其活动融入了草根社会而将其视为后者的一分子，所谓“草根的力量”指的不仅是这些戏班的生命力，更是指将其融入在内的那个草根社会的力量，那么对于后者——戏班之外的祭祀组织、受众等等是否还需要再加笔墨？

目前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更侧重共时性的研究而忽略历时性的考察，这是我每每感到遗憾的。本书的历史追溯集中于戏曲而对历史时期的戏班语焉不详，使其把握戏班的草根属性上出现了困难，因为营业性、流动性和职业化这三个特点并不足以说明其“草根”性质，因为现在那些“走穴”的大腕演员基本上也有这些特点。另外国内外关于民间表演群体的研究、关于地方民间文化、庙会等等的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不少，如在台湾任教的美国学者康豹（PaulR．Katz）对温、台一带的民间信仰的研究等，均应有所借鉴，便可使这样一个创新性的学术作品建立在更坚实的学术史基础上。

这是唯一的答案了我想，因为找了好多还是这个比较准确，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