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厂:滨下武志简介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日〕滨下武志，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滨下武志，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任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学术》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教授。1996-1998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所长。

1984年5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教授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在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全国大会上以“近代亚洲贸易圈的形成和结构——以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心”作为共同论题,向大会提交了系列论文并作了会议发言。次年,这些论文作为专题论文集中发表在《社会经济史学》杂志上。这是“亚洲经济圈”理论在日本学术界的正式提出。此后,这一理论就以其一系列全新而又富于挑战性的观点在日本学术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论争,成为日本史学界最近二三十年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引起争议的学术观点。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对“亚洲经济圈”理论的关注,这个理论在各国学者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学者中同样引起了重大反响。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是以滨下武志教授7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为基础的集大成著作,也是阐述“亚洲经济圈”理论并以此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代表作。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从亚洲观察欧洲——视角、框架和方法

长期以来,统治东亚史尤其是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是美国学者费正清于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理论。冲击—反应理论的核心,是把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长期在低水平上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社会,认为只有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才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向近代社会演变。因而19世纪西方的冲击,也就成为激发中国和亚洲发生变化的决定性的动力和活力。无疑,这种冲击—反应论是“西方中心论”在学术领域中的某种反映。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理论越来越受到东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但真正能以自己的理论取而代之或拿出有说服力的研究著作的学者,目前还不能说有很多。在此意义上讲,滨下武志教授的《契机》一书,无疑是向“西方中心论”挑战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滨下武志教授 “亚洲经济圈”理论的基本构想,是“把握亚洲内在的纽带,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描画亚洲的近代面貌”,基本视角则是“将历来观察问题的方法逆转,从亚洲的角度观察西欧”。也就是说,要“从历史上形成并显示出来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国际交易关系全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历史继承形态的近代亚洲”。这种构想,在《契机》一书中表述得最为清楚和完整。书名中所说的“国际契机”,并非是指近代西方的外压和冲击,而是指环绕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这一点,从滨下武志教授以“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作为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在本书对此进行探讨时,‘国际契机’却并非仅限于欧洲对亚洲的关系。这里,首先是从东亚和中国、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之中,即从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方面进行探讨。这是因为,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内在变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内容,而且也是影响和延及东亚、东南亚近代内在关系的缘由”。他明确指出,《契机》一书,是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近代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国际契机。这就需要一方面探讨在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中,亚洲内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同时又根据这种既有的关系,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解。也就是说,应当从欧洲是如何加入到亚洲既有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从亚洲所看到的对欧洲关系。显然,他在这里提出了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即对过去研究西方――东方关系时主客颠倒的状况进行了批判,从而提出了“从亚洲的角度进行观察”的命题。

二、以亚洲为中心:亚洲的内在纽带和原动力

显然,要把历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转变为以亚洲为中心进行研究,关键是要寻找到把亚洲连结在一起的内在纽带和亚洲发展的原动力。基于对此命题的课题意识,构成滨下武志教授《契机》一书各章的标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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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第一章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

第二章 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白银流通

第三章 银价腾贵和外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第四章 英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扩张过程

第五章 英帝国经济与中国和香港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亚洲和欧洲观”

结 语 现代中国和近代史研究

序章和第一、第二章,是作者从制度的侧面、市场的侧面去寻求和推导亚洲内在纽带的尝试。在序章中,滨下武志教授首先对过去研究亚洲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情况进行回顾和评论。他指出,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把亚洲和近代欧洲的接触作为亚洲近代的开始,在这里,欧洲扮演的都是主动者的角色,亚洲扮演的都是被动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将亚洲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以及寻求亚洲史内在的连结纽带和推导出亚洲发展的内在的原动力,有必要把关注的目光从欧洲转向亚洲。滨下武志教授认为,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轴,以东南亚为媒介,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形成的、有着自身规律和特点的亚洲区域内市场。

当欧洲接触和进入亚洲时,虽然它对亚洲形成了“冲击”,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它进入之前即已形成了的、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的“反冲击”。此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之中时,这个“前近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些历史延续性在亚洲茶叶出口市场的重组、亚洲白银货币圈的延续、契约劳工贸易的开始和亚洲区域内汇款网络的形成等等方面得到了体现。

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这个看法,是形成和贯穿滨下教授“亚洲经济圈”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而成为第一章重点探讨的问题。滨下武志教授认为,朝贡关系从政治方面看,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的方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滨下教授认为,这个朝贡体系的重要之处更表现在它的经济方面,因为,在这个由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中,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这些因素“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这个交易网络不仅在与外部世界进行商品交换的同时,对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发挥一定的制约机能,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西方国家面对东方时不能不受到制约的“冲击”。而且,日本工业化的发生也与朝贡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章重点探讨历来在近代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以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以及亚洲区域贸易圈之间的白银流通、白银结算体系,还有以亚洲白银流通为前提的殖民地银行的机能,进而分析了亚洲区域内华侨和印度商人等超越国境的经济活动,以及相伴产生的各地区经济间的相互联系,由此而形成的贸易结算机构、金银关系、银银关系、银钱关系等等具有多重结构的白银流通圈。同时还分析了亚洲区域内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区,分析了这些具有地域经济圈中枢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金融中枢地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扩大亚洲区域贸易中的作用。实际上,该章探讨或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亚洲前近代和近代的跨国境的、或者说是同时超越若干国境的地域经济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亚洲区域内自身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分不开。

第三章和第四章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中心,特别是以欧美商人、银行是怎样加入中国贸易体系为中心,进而追寻贸易金融、投资行为的变化轨迹。这两章实际上是作者

用历史事实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论证。第三章探讨19世纪后半期的银价腾贵、贸易过剩和白银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棉制品和中国茶叶贸易之间出现的“现货贸易”和“现货结算”的方式。第四章以“1850年代围绕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连接和扩大,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转换期”为中心,探讨这个时期英国殖民地银行进入中国的过程,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和亚洲贸易结构重组中的问题,以及通过政治、军事借款导致中国对列强产生的金融依赖关系等问题。

滨下教授认为,历史上的亚洲,不是以一个平面体的方式存在,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方式交错构成,这种状况,必然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就是具有这种中介作用的中枢地。第五章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香港对外关系置于英国和亚洲贸易圈中考察。通过贸易、金融、劳动力移动等方面的统计,探讨香港作为中枢地所具有的经济机能。

第六章探讨的实际是一个总的视角问题,也就是滨下教授从序章开始至第五章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的视角问题,或者说是反映了他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需寻求的视野,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他应当在意识到自身是历史认识主体的同时,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并将其与现代的认识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由此去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再构成的任务”。滨下教授以“序章开始到第五章为止的历史分析的综合视点”,对围绕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欧洲间的关系,以及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间对亚洲与欧洲的认识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在这一章中,比起经济史的分析方法来,滨下教授更多地采用了历史的方法论来探讨中国对西洋的认识,探讨从洋务、变法论中反映出来的对亚洲的认识,以及西方通过通商、外交关系和基督教传教等活动对中国的认识等等。

在结语部分,滨下武志教授从“近代史研究的方法与对象,在现代史研究中也有连续性表现”的角度出发,对现代中国的地域社会进行了研究。他通过重点考察“合股”“合资”这种在中国民间经济活动史上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共同出资兴办事业的方式,结合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中民间农业、农村工业、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等等领域中焕发显示出来的活力,力图去探讨历史的连续性和内在的联系。他指出,在近代史研究中,对现代史和现代社会的关心,对于提供研究近代史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滨下武志教授对中国国内民间经济活动和诸种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把握方法论去探讨经济发展内在契机方面所做的努力。

统观全书,这本以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历史为探讨对象的著作,根本的立足点和思路与以往同类著作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而并非仅仅停留于“思考亚洲”本身。因此,本书的视野开阔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正是在对诸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把握中,滨下武志教授的重要研究结论之一是: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亚洲近代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迫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只不过是西欧加入了亚洲早已形成的贸易网络,加入了亚洲原有的市场和这个市场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那么,研究进行到这里,问题实际又集中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即原来的亚洲贸易网络和亚洲市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特征又表现在什么方面?可以说,“亚洲经济圈”理论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探讨才得以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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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块基石:朝贡贸易和地域经济圈

通过对亚洲历史全貌进行的探讨,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亚洲的近代史,应当是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历史体”和在“统一的亚洲面貌”之下来进行探讨。正是在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以亚洲的整体规模来设定问题的过程中,滨下武志教授注意到了亚洲区域内存在的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的“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这两个纽带,并高度重视前述结论,即:“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

“朝贡贸易体系”对理解亚洲与欧洲关系的意义在于,因为西欧在进入亚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的存在,所以西洋诸国一方面采取了加入朝贡网络的方式,另一方面则试图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力图使其改变。由此也说明,对于西洋,亚洲并没有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立场出发,单枪匹马地与之对应,而是不断通过各自加入的、构成整体一部分的朝贡贸易体系的中介,显见地或潜在地进行对应。

由于西欧进入亚洲是遵循和利用朝贡贸易体系形成的途径和网络,因而即使到了近代,一方面,以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贸易圈,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着西洋“进入”和“冲击”亚洲的内容;另一方面,西洋进入后缔结的各种条约,很多方面实质上也是按照朝贡关系中的方式来处理的。在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理念、形态、结构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后,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以亚洲各国、各地区为整体共同构成的朝贡贸易体系,已是既成的历史事实,与西洋发生的新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是亚洲历史发展的契机或手段而已。”从这个认识出发,滨下教授关于亚洲近代史何时开始的看法,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研究亚洲近代史尤其是亚洲近代经济史时,应当把亚洲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方式作为固有的研究对象,并以其结构为前提,从西欧经济在哪些方面与之发生接触这一视角来进行探讨。从这个角度出发,决不能忽视对亚洲历史上形成的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也就是说,必须从朝贡贸易体系这一视角出发去推导亚洲史的内在联系,因为这一体系不仅是以地域圈的规模构成亚洲近现代史的前提,其机制和功能也规定和制约着亚洲近代史开始的途径和方式。甚至在现代史中,也存在以此历史过程为背景显现出来的事件。

与此同时,滨下武志教授十分强调地域经济圈的作用,他认为,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进而又成为演出种种史实的舞台。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包容进去。因而如何把握具有复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纽带就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研究经济史时,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身的认识中去寻找亚洲的历史。

而地域圈内各地区的结合,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这些中枢地在近代亚洲的人、财、物流动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域圈与朝贡贸易圈相互重合或互为表里,形成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的亚洲经济圈。

因而,朝贡贸易和地域经济圈也就成为滨下武志教授“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理论的两块基石。

四、“亚洲经济圈”理论的影响

在《契机》一书出版后的几年,滨下武志教授又独自撰写和与他人合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与“亚洲经济圈”理论有关的论文和著作,其中主要有1991年与川胜平太教授合编的论文集《亚洲经济圈与日本工业化》、1994年与沟口雄三等主编的7卷本论文集《从亚洲进行的思考》、1996年出版的著作《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1997年出版的著作《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等等。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出版,进一步在学术界扩大了“亚洲经济圈”理论的影响,带动和影响了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并且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学术圈。

滨下武志教授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点,尤其是观察思考这些问题的视角、框架和方法,在日本学术界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目。《契机》一书也因产生重大影响而于1992年荣获读卖新闻社“亚洲太平洋学术大奖”。正因为这个理论提出了许多与过去被视为定论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看法,它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争论和批评也就是势所必然。这些争论和批评涉及基本理论和具体观点,范围相当广泛。例如,对“亚洲经济圈”所用“亚洲”一词的概念和用法首先就出现争议。有学者指出,过去惯用的“亚洲”一词,一般是指西欧从西洋方面观察亚洲地区时所使用的,是一个总括的地理概念,而在“亚洲经济圈”论中,“亚洲”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区称呼,更多的是作为带有统一体色彩的词语及理论前提所使用的,而这种使用是有问题的。进而,有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各地域有机联系的亚洲体制提出怀疑,认为“亚洲经济圈”理论的前提是亚洲存在一个有机的体制,即有一个统一的亚洲体存在,但是存在一个统一的亚洲体,仅仅只是一种构想和假设,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研究课题。如果说亚洲存在着某些地域经济的联合体,也可能只是存在几个不一定有有机联系的个别地域经济的集合或综合体。问题在于,对把亚洲各地区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纽带,也就是形成有机体制的论证,并非仅仅从人、财、物的流动或移动方面进行论证就可以了;或者说,即使存在一个有机的体制,但是维系其作为基本的自立的地域经济纽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也有学者指出,滨下武志等人关于从前近代开始到20世纪都存在一个亚洲经济圈,并且发挥着强有力影响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在具体内容的论证方面却明显薄弱,例如“亚洲经济圈”论者强调亚洲在贸易方面有着连续性,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亚洲的贸易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可说是迎来了一个贸易的新时代,这种变化的非连续性十分明显。还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经济圈”论者在把握亚洲经济圈的前近代和近代的连续性时,强调朝贡贸易圈的作用,但同时对欧洲比其他地区发展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作用,似乎过分轻视。另外,在关于地域圈作用的评价、日本工业化的动力与朝贡体制的关系等等方面,同样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

总起来看,虽然目前滨下武志教授的理论和观点并不为所有同仁认可,而且在某些观点上还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可以说,即使是不同意滨下武志教授看法的学者,也认为“亚洲经济圈”理论的提出很有意义,特别是关于亚洲是一个有机体制的假定,以及亚洲是一个统一体的构想,对于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具有相当的意义。

“亚洲经济圈”理论出现后激起的持续争论,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学者对学术的贡献往往并不表现在他的观点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被人接受,而在于他的研究和探讨是否能够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将这个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滨下武志教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提出的理论及其观点的影响将是广泛和深远的,正如一位哲人在评论某位学问家学术观点的影响时所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甚至反对他,但你却无法避开他。”我们相信,今后在研究近代亚洲、近代亚洲与欧洲关系和亚洲现代化等问题时,滨下武志教授都会以他独创性的见解和扎扎实实的研究,站在这个“无法避开”的地位上。

摘自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2期。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