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匠人守一片匠心:给一点祥林嫂的性格的资料~

祥林嫂的性格特点:勤劳,朴实,善良,温顺,要求极低,易于满足，木讷不争。

是个女的，详情参照迅哥的书。

一、模样周正，健壮耐劳的祥林嫂
祥林嫂“年纪二十六七”，脸色虽然“青黄”，“但两颊还是红的”。模样儿“周正”，“手脚壮大”，“顺着眼”，“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这些描写，这样的条件，正适合到大户人家当女工，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事实证明，她确实安份耐劳。作者用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祥林嫂确实是一个劳动能手，你能从几个角度概括一下吗？

“抵得过一个男子”，“彻夜的煮福礼”，“竟没有添短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劳动强度大，工作是十分艰辛的，“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是为什么呢？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二、被迫改嫁，强力反抗的祥林嫂

在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三从”）的封建礼教奴役下的中国劳动妇女，要是死了丈夫，成了“寡妇”，真是天大的不幸的事。鲁四老爷见她“头上扎着白头绳”，又听到卫老婆子说她“死了当家人”，“皱了皱眉”的原因是“讨厌她是个寡妇”。在第二大段第二自然段，文章对祥林嫂的身世作了初步的交代。她“大概也就姓卫”，旧社会一个女子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祥林嫂姓什么，早被人忘记了，“祥林”是丈夫的名字，这个“名字”，说明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文章接着说，她有个“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丈夫“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多岁”，这些交代，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祥林嫂嫁给了这个现在只有十六七岁的又已经死去了的丈夫，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所以，她的婆家要把她抓回去，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婆家做事先是鬼鬼祟祟，“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然后是十分强悍野蛮，他们待祥林嫂到河边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躲在白篷船里的两个男人，又是“跳”，又是“抱”，又是“拖”，最后是把祥林嫂“捆了躺在船板上”。他们像对待一只牲畜一样对待祥林嫂。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呢？这就是那些所谓“三从四德”——封建的“夫权”在支持着他们。

作品的第三部分的第段里的卫老婆子和四婶的几段对话描述了祥林嫂的第二次婚姻的过程，你能根据说明一下这种极其野蛮的婚姻制度吗？

为什么祥林嫂的婆婆和贺家敢于这样做呢？这就是由于有封建礼教、封建宗法制度这两把枷锁拿在他们手上，这就是由于有封建礼教这条绳索绞在祥林嫂的脖子上。卫老婆子说：“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寻活的也有……”——这段话说明上述情况在旧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分析一下。这些动词说明了?

作品还描写了那个“异乎”寻常的“婚礼”，“婚礼”，应该是热闹的，喜气洋洋的，祥林嫂和贺老六的“婚礼”是一个什么场面呢？你给概括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吗？

写到这里，文章起了波澜。也许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坏到了极处便往好处走”吧，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祥林嫂“真是交了好运了”。祥林嫂交好运，起码有五个标志，你能分析说明一下吗？

祥林嫂交了好运，至少达到了脱贫水平，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不测风云”常常总是降落到命苦家贫的人身上。旧社会伤寒病流行，这种本来可以治好的病，由于医疗落后，造成大量病人死亡；贺老六可能是传染了这种病，加上自己又不懂卫生，“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复发了，就治不好了。真是“祸不单行”，儿子又被狼衔去了。这样，族权这条绳索又绞到祥林嫂的脖子上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

三、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祥林嫂

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堂前时，她“两颊上已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带着泪痕”，身体和精神是大不如前了。她泣不成声地向她的主人诉说着她的阿毛的悲惨的故事。她的这个故事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呢？当时起到了什么效果呢？

祥林嫂也可能没估计到，她的故事居然有这么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她反复地讲起她那令人心碎的故事。你能讲讲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但话讲了一遍，就不是新闻了。讲了两遍，就是重复，重复的东西也就没人喜欢听了。在那样的旧时代，人们的同情心也是有限的。当祥林嫂三番五次喋喋不休地讲她的阿毛的故事时，连“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了。

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家做工，表现大不如前，手脚不灵，记性不好，“死尸似的脸上整日没有笑容”。鲁四老爷深深地嫌弃她是两次失去丈夫的寡妇。准备“福礼”，不让她沾手。四婶执行四叔的告诫，她讲的两句话：“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这是对祥林嫂精神的莫大的打击。到了此时，祥林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你能谈谈吗？

四、失魂落魄，沦为乞丐的祥林嫂

由于四婶不要祥林嫂沾祭品，又由于镇上的人对她冷若冰霜，祥林嫂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正当祥林嫂在精神上走投无路的时候，鲁四老爷家里来了一个帮工的柳妈。柳妈是一个善心人。柳妈在和祥林嫂讲了一番“好心人”的话后，居然冒出了这么一段。听了柳妈这段话，祥林嫂“非常苦闷”，“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柳妈的话为什么给了她这样大的精神压力呢？

这个悲惨的可悲，就在于柳妈是以“好心人”的姿态来劝告祥林嫂解脱苦难的。而实际上是柳妈把祥林嫂往死路上用力地推了一把。柳妈认为祥林嫂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认为她有洗不清、赎不回的罪过。柳妈认为，要怎样才能抵罪呢？要让自己像土地庙的门槛一样，被千人踏，万人跨。你能谈谈这个“千人踏，万人跨”的含义吗？

林嫂用自己两年的工资捐了门槛，认为已经赎了罪，“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坦然”，心里平静，无顾虑的意思。她为什么敢于“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呢？

但她的从土地庙那里得到的信心和希望，被四婶的一句话给扫光了！“祥林嫂，你放着吧！”这句话使祥林嫂陷入了什么境地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四婶的那句话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把祥林嫂逼上了上街行乞这条绝路。她精神上无任何寄托，生活上无任何依靠，行为上无任何归宿。谁也可以管她，谁也可以不管她。她无衣无食，饥寒交迫。她可能还有一点点思维能力，因为她还没有死去。她欲活不能，想死不敢。她终于在河边上遇见了“我”。

五、活又不能，死也不敢的祥林嫂

“我”在河边上遇见了祥林嫂，认为在“鲁镇所见的人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头发已经全白”——从某种角度讲，头发是命运和年龄的标志。脸上“黄中带黑”，“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黄中带黑”，完全是一副死相；连“悲哀的神色”也没有了，说明她已没有什么表情了。“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轮，转的意思；间或，说明她的眼睛长时间是呆滞的。“两颊还是红的”、“顺着眼”的、手脚很壮的、有力气的、做工“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的祥林嫂，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样子呢？为什么作者要写鲁镇“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这句话呢？

祥林嫂此时并没有死去，但她可能预感到自己即将会死去，在离开这个“把她往死里赶”的人间的前夕，她想到了魂灵，她想到了阴间，她想到了两个“死鬼的丈夫”，她想到了阿毛，她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猝不及防的难题：“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她对“我”这位“见识得多”的读书人，为什么别的问题都不问，却要问这个“魂灵的有无”的问题呢？

六、惨死雪地，横遭辱骂的祥林嫂

著名作家丁玲说过，“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祥林嫂是被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绳索绞死的。在鲁镇的一片欢庆的祝福的鞭炮声中，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饥寒交迫，心劳力瘁，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惨死在鲁镇野外的雪地里。北风，吹乱了她全白的头发，雪花，掩埋了她瘦骨伶仃的尸体。她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吗？ 祥林嫂劳动了半辈子。她为她的两个丈夫，为她的阿毛，也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任劳任怨，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她在鲁家做了多年雇工，整天地做，“彻夜的煮福礼”，“抵得过一个男子”，但她的死讯传到鲁四老爷的耳朵里时，鲁四老爷却骂她是一个“谬种”，原因是“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更加可悲的是，那些与祥林嫂处于相同命运的短工们，表情也极为冷淡。“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短工淡然的回答，更增添了祥林嫂的死的悲剧色彩。

鲁迅《祝福》写祥林嫂半生经历，大致可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从婆家逃出、经卫老婆子绍介到鲁四老爷家做工，结果被抓回，又卖进山里给贺老六做妻；第二阶段是贺老六病死，儿子又遭狼，大伯索屋，祥林嫂再度回到鲁家；第三阶段是被柳妈恐吓捐门槛，被街坊细民所戏弄，精神崩溃；第四阶段是终于被逐，弃尸街头。这里的情节构成可以这样分析：第一、二阶段反映的是祥林嫂与婆婆、大伯这些家族权威人物的矛盾；第三阶段反映的是祥林嫂与鲁四老爷、柳妈、街坊细民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代表者、信奉者和帮闲者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都其实是祥林嫂与其所处身的外部命运的矛盾，具体地看反映了祥林嫂与家族制度、伦理观念以及封建迷信思想的矛盾。第四阶段是祥林嫂与自我的矛盾。对于灵魂的有无的疑惑和对于地狱鬼神的恐惧，本质是对于自我存在的深度怀疑。祥林嫂在伦理道德和求生本能之间丢失了自己，她的灵魂失掉了归所。从外部到内在，情节的矛盾不断加深，其形式不断变化，人物的性格心理也得到充分而深入的展示。
陕西省长安县第一中学 李振民

祥林嫂悲剧
和别里科夫悲剧之比较

鲁迅先生的《祝福》和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主题相似，都在控诉腐朽、没落势力的罪恶。虽然各自的背景不同，祥林嫂是处在封建礼教盛行、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背景中；别里科夫则处在沙皇专制统治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人物的命运相似，生活偶然事件，成全了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性、必然性。虽然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同，祥林嫂是因为思想的愚昧、麻木，尽管有些“疑惑”，但毕竟还是糊涂地“老了”，“老”得可怜、可悲、可气。别里科夫的根源则在其腐朽、反动的本质，死心塌地为沙皇效命，甘愿为其殉葬，是死有余辜。可恨、可恨、太可恨。
还有人物性格里的固执，以及人物与其环境的关系，连同人物“死难”的遗憾与悲凉，都互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映衬与对比。
两个人物性格里有着极相似的固执，这种“陨身不恤”的固执，是其悲剧的主要内在因素。然而，两位大师对各自笔下人物所倾注的感情大不相同，因而小说人物的社会观念也各不相同。鲁迅先生对祥林嫂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在祥林嫂的性格中，就是她对封建礼教有“疑惑”，但不清醒，对封建势力有反抗，但方式很愚昧。契诃夫对别里科夫则只有痛恨，表现在其性格中，就是抵触、反对、毁灭世间一切自然美好的事物，包括他的爱情、婚姻，乃至生命。正是由于作者对人物倾注的感情不同，才产生了这种人物思想的差异，也就有了人物在社会环境中的典型的自我表现。别里科夫，一个被反动势力压垮，而后屈从于反动势力，进而又为反动势力效命，最终为反动势力殉葬的“汉奸”式的人物，心甘情愿地为沙皇殉葬。而祥林嫂则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宰割了作为“祝福”的“牺牲”品。
祥林嫂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希望逃离婆婆的虐待；希望不被人嘲笑、指责；希望她的阿毛依然能在她的身边，还有她的贺老六；即使在她觉得活着实在没有希望的情形下，还希望能死得安然，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然而，冷酷的现实，罪恶的封建礼教，总在一次又一次残忍地剥夺她的缩之又缩的可怜的希望，剥夺了她生的希望，也剥夺了她死的希望。
生活给了别里科夫许许多多的希望。他有知识、有职业。他的生活本来很有希望。他本可以有友好的邻居，可以有热情的同事，可以有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妻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事业，甚至会有所成就。但他却总是不敢面对，分明觉得“她是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甚至在校长命名日的宴会上“挨着她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却不敢面对一张画着他“臂弯里挽着华连卡”的漫画，本来就是“恋爱中的anthrpos”，他却“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有一点关系”，本来因为斋戒而很想吃肉，他却吃“用奶油煎出来的鲈鱼，这固然不能说是素食，然而也不能说是荤菜。”“女仆他是不用的，因为担心别人会对他有坏想法。”为了标榜“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他总是回避、拒绝生活恩赐给他的所有希望，对一切总是很失望，对太太们的家庭戏剧晚会失望，对教士们的吃荤、打牌失望，对人们的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教人念书写字失望，对年青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失望，对年青小伙穿绣花衬衫出门失望，对“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失望。
祥林嫂和别里科夫，都跟自己的环境格格不入。祥林嫂尊重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所有的人都歧视她。鲁镇所有的人都“烦厌和唾弃”她，就连叫她的“音调”和对她的“笑容”都“冷冷的”。柳妈“不耐烦”她讲阿毛的故事，责备她“怎么后来竟依了”贺老六。“四叔”干脆骂她“是一个谬种”，不该在“天地圣众歆享”“牲醴和香烟”的时候死去。别里科夫从来都不尊重别人的感情、意志，但却要求所有的人尊重他。他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却总是给大家闹出这样或那样的乱子。就因为柯瓦连科“穿着绣花衬衫出门”，“在大街上拿着书本走来走去”，“又骑什么自行车”，他就把柯瓦连科家那“又高又陡 ”的楼梯，“闹”得“乒乒乓乓”的。他认为，“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可“政府”并没有“允许”他穿“雨鞋”带“雨伞”，他怎么就可以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呢？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他死，他怎么就死了呢？
祥林嫂衔冤而死，死得慌恐不安，别里科夫抱恨而亡，却亡得坦然。祥林嫂临死前，似有所感悟。“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但这种“疑惑”又是不明确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又怕因为“那两个死鬼的男人”，“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应该说，这既是一种“疑惑”，更是一种慌恐。其实，她希望的是洗清自己的冤情，洗清她“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的坏名声，但既然有阿毛作证，她和贺老六之间的“不干不净”恐怕永远也洗不清了。她怎么能不慌恐呢。而别里科夫则因为“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他还没来得急“报告校长”，还有那么多“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唉声叹气”、“垂头丧气”、乃至叫他“战战兢兢”、“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而且“认为我有责任”应该“摆平”的事，还没有“摆平”，加之婚姻的苦恼，这一回，全不用费心了，你看，“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愉快、甚至高兴”，能说他死得不坦然吗。
虽然，一个死得慌然，一个死得坦然，虽然，一个沉冤难雪，一个饮恨不恤，虽然，一个死得沉重不堪，一个死得痛快淋漓，但都死得一文不值。祥林嫂死了，“四叔”家正好“祝福”，沉浸在“繁响的拥抱中”，沉浸在“天地圣众”既然“歆享了牲醴和香烟”的甘畅，自当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憧憬中，“天地圣众”也正“蹒跚”在“牲醴和香烟”的沉醉里，连“我”的“疑虑”也“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谁还记得有个什么沉冤未雪的祥林嫂。别里科夫轰轰烈烈地去了，城里的“戏剧俱乐部”、“阅览室”、“茶馆”越来越多了，穿绣花衬衫的小伙子更时髦了，骑自行车小姐的笑声更爽朗了。他的死，并没有力挽沙皇统治覆灭的狂澜，白白失去了友好的邻居、热情的同事，以及“招人喜欢”的女朋友，还有形影不离的“雨鞋”、“雨伞”和“棉大衣”。
虽然“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我们“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过不了一个礼拜，生活又会“恢复旧样子”，“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契诃夫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这斗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而鲁迅先生则是通过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暗示了封建势力的猖獗与人们的愚昧、麻木，更能给读者以沉重、压抑之感，从而激起人们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与反抗。
虽然《祝福》与《装在套子里的人》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但毕竟是两篇各具特色的作品。即便说鲁迅先生模仿了契诃夫，我们也不得不赞叹其模仿得高，模仿得绝。高就高在有所超越，绝就绝在“超越”出了一种自己的风格。无论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划还是情节的安排，《祝福》都超越了《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坦率、直接与锋芒毕露，而表现出一种更深沉、更稳健、更发人深思，更富意境、更富文学性的风格。

祥林嫂形象之我见

说“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这是很准确的，恰到好处的。但如果进一步说：“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1，就未免有“画蛇添脚”之嫌。祥林嫂干活是很勤快，可单凭勤快就能说祥林嫂勤劳吗？倘在卫家山、在贺家墺，或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勤快就是勤劳。但在“鲁镇”，在“四叔”家，却只能说她勤快，而不可以说她勤劳。这两个词不仅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而且勤劳是褒义词，而勤快是个中性词。试问为自己的敌人卖力地做工（尽管为了糊口），那也叫勤劳吗？另外，小说的什么地方表现其善良的，而一个老是饿得“脸色青黄”的人，她豪华得起来么？只有顽强，从头至尾似乎都有所表现，连同“勤快”一起，控诉着封建礼教的罪恶。但祥林嫂“顽强”出来的味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值得褒奖的一种美德。由于思想的愚昧，她“顽强”出来的是一种让人可怜又可气的味儿，毫无可敬、可叹、可歌可泣的品位，只能算是一种耐性。
其实，祥林嫂善不善良，质不质朴，勤劳、顽强与否，都不重要，都左右不了她被吞噬的命运。
其实，祥林嫂就是旧中国的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传统，也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愚昧与不觉醒。在小说中，作者要重点反映的就是这种“愚昧与不觉醒”。因为这种“愚昧与不觉醒”正是封建礼教赖以存活、滋生、为害天下的土壤。作为涉世不深的祥林嫂，作为离家出逃、无处安身的祥林嫂，把“四叔”家权作临时的避风港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料祥林嫂竟安泰地过起了日子，居然把寄人篱下当作自己的归宿，而自我“满足”，就连“口角边”也“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虽反衬出婆婆的虐待之深，但她的愚昧也可见一斑。这里实际上就种下了她愚昧的种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果然，婆婆叫人把她劫了回去，逼她改嫁（可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避风港”并不能替她遮风挡雨）。这一回，祥林嫂的表现还要愚昧。表面上她是在反抗，反抗婆婆的蛮横，反抗婆婆的专制，但她并不是反抗婆婆的剥夺她的人身自由，而是反抗婆婆的逼她改嫁，反抗婆婆逼她作一个不“贞节”的女人。其实，她的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也许就是改嫁到贺家墺的日子，可她居然“出格”地反抗，为了操守“贞节”，盲目的，以死来拒绝这一上天意外地恩赐给她的几日幸福。更愚昧的是，以封建迷信思想来反抗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莫须有的罪责与痛苦——用“历来积存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经历了几起几落的生活磨难之后的祥林嫂，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反而在封建礼教、宗教迷信的毒害中愈陷愈深，几乎成了柳妈第二。
这里，我们看不出祥林嫂善不善良，质不质朴，而所谓勤劳与顽强，也只是愚昧的勤劳与愚昧的顽强。
尤其愚昧的是，她“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独不知，不单贺家墺有野兽，卫家山也有野兽，鲁镇还有野兽，而且她正和野兽同处一窝。独不知，不单自然界里有野兽吃人，人类社会也有吃人的野兽。单知道为阿毛被深山里的野兽吃了而伤心自责，却不知自己正要被社会里的人兽吃掉。
至此，祥林嫂的性格矛盾发展到了高潮。在她婆婆妈妈的反复讲述里，作者不只在强调生活的不幸给她的沉重打击，因为生活的不幸是偶然的，不可怨天忧人的。而她自身的悲剧命运却是人为的必然。试想，作者如果是在表现生活的偶然性，那和小说的主题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这种生活的偶然，给了祥林嫂雪上加霜的打击，使她的精神日渐不济，权作构成悲剧的因素之一。但作者三番五次让人物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甚至不惜让他人接二连三地用这个故事奚落祥林嫂，你以为作者心里就坦然么？作者虽然“怒其不争”，但毕竟还是“哀其不幸”的。这不仅是要把人物推到孤寂无助的绝境，成全人物的悲剧命运，更主要的是在强调这种悲剧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社会的必然。
《故乡》里有个“杨二嫂”，《明天》里有个“单四嫂”，为什么《祝福》里的不是“卫家嫂子”呢，或者再到鲁镇的时候，该叫她“贺六嫂”，而作者偏叫她“祥林嫂”。其实，这些称呼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歧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社会地位的卑微。“祥林嫂”这称呼，并不是说这位女士的名字叫“祥林”，而是说她家先生叫“祥林”，加上个“嫂”字就算是她的称谓了。许慎曰“祥，福也。”如果我们把“祥”附会成一个会意字，那“祥”就不过是祭祀的羔羊，或者说是祭祀的牺牲品。这么说来，祥林嫂在祝福的爆竹声里寂然死去，也就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必然。“林”，则暗示了这种悲剧的普遍性。
祥林嫂的悲剧，不只和“我”有关，和柳妈有关，和她的婆婆有关，和“四叔”“四婶”有关，和鲁镇的所有人有关，更和她自己有关，和她的愚昧与不觉醒有关。这就是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这就是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意义。

鲁四老爷是知识分子吗

说“鲁四老爷是当时农村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很中肯的。但如果进一步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2就未免荒唐。或许“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蒙蔽了某些人的思想。其实这里的“讲理学”，根本就不是“教授理学”的意思，而是“讲究”、“信奉”“理学”。我们来看看他的书房。美其名曰“书房”，其实很像是堆放杂物的破屋子。一个“寿”字，还是拓本；一幅对联，却“脱落”了一边；仅有的三本书，只有一本是做学问的，可惜还是“未必完全”的“一堆”。这难道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书房吗？这样的“书房”的主人能是一个“讲”“学”的“先生”吗？恐怕这位“先生”连“理学”是什么都不知道。可见，“四叔”的“监生”，不是祖上的“阴德”修来的，就是鲁家的银子捐来的。总之，是徒有虚名的，正像徒有虚名的书房一样，只不过扎扎势而已。
且不说书房够不够“派”，藏书是不是汗牛充栋，单看四叔的肚子里喝有几多墨汁儿。
面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卫老婆子，“四叔”张口结舌，有理难辩。为了挽回“监生”的面子，维护“监生”的尊严，“四叔”装模作样而又结结巴巴地挤出了四个字：“可恶”“然而”——可谓惜墨如金。在此之前，“四叔”骂过一回祥林嫂，猜测、评价过一回祥林嫂的来历，都是在“家人”面前的表现。这回，面对卫老婆子这样一个“外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才交流”“经纪人”，“四叔”很想露一手，竭力想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然而……”“可恶……”。
第一个“可恶”，是骂谁呢。是骂“绑匪”不该劫掠她或者不该上他家来劫人；还是骂卫老婆子不该把祥林嫂介绍了来，又串通他人将其劫走。都不是，他是在骂祥林嫂，骂祥林嫂不该从家里逃出来。在“四叔”看来，既然嫁到了卫家，就是卫家的人了。怎么可以随便逃走呢？成何体统！“可恶！然而……”“既然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二个“可恶”，显然是在骂卫老婆子，但“可恶”在哪里，“四叔”却没有讲，或者根本就讲不出，或者是没有把握讲出“监生”的水平，又或者是要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缘故。乖巧的四婶赶紧出来解围，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卫婆子的“可恶”之所在：“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然而四婶不过只是四婶，她不仅代表不了“四叔”，而且让“四叔”很没有面子，因此，他还想再说，“然而……”一开口，他却又发现自己要说的，已被太太说尽了，所以只好又打住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仅管只是四个字的反复，毕竟满足了四叔高高在上的自我感觉。
“四叔”竭力要做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姿态来，然而现实总不给他面子，总惹他发火，总惹他骂人。而让他作了一个“事理”不“通达”，“心”不“和”，“气”不“平”的伪君子。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鲜明的讽刺。这正是“四叔”之所以是“四叔”的因由。“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是“四老爷”的信条，而它又出自朱熹对，《论语·季氏》的注解。季氏，本指季康子，但在兄弟排行中；“季”正好是第四，“伯、仲、叔、季”。因而“我”称他作“四叔”，鲁镇人唤他“四爷”，其实和《论语·季氏》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尽管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有作“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也正因为他不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才对孔孟、程朱这些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非常膜拜，从中看出他思想的迂腐、守旧。与其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恃强凌弱、为富不仁形成强烈的对比，充分揭示了他内心的虚伪，也揭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如果真把“四爷”当“知识分子”看，那就曲解了作者的一番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