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前线7小时30分:谁能提供一些关于“北京城的变化”的资料？

一个城市，特别是一个国家首都的城市建筑风格的变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历史进程“纪念碑”式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就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院。

　　50年代末，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竣工，使北京的城市布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扮演城市中心角色数百年之久的紫禁城让位于新建的天安门广场。从此，高大、巍峨，讲究对称的“十大建筑”，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

　　80年代初，巧克力大厦和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的出现，标志着北京的建筑风格进入五彩缤纷的新时代。

　　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SOM、日本的大成建设株式会社、加拿大CEC工程顾问公司等国际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纷纷以竞标的方式大举进入北京的建筑市场。亚洲最大的建筑群、总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就是由国际著名的巴马·丹那（PalmerTurner）建筑师事务所承担工程设计。复兴门的中国工商银行大厦、奥体、京广中心、皇冠艺苑假日饭店等均由境外设计事务所设计，其外形表达了与国际流行同步的设计理念。位于复兴门那座灰色的中国工商银行大厦设计为方形“外壳”套着一个圆形的“内胆”--外方内圆。最大规模的国际设计招标要数国家大剧院工程：1998 年4月13日正式向国内外招标，当时共有国外20家、国内16家（包括香港3家）共36个设计单位参加竞标。这使我国的建筑水平大跨步与世界接轨。

　　这些城市建筑风格的变化，折射出来的，正是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新的思想、理念。1949年，北京市一共只有17000余盏路灯。到了90年代，路灯增加到12万盏左右。灯泡也由40瓦的白炽灯、80瓦的汞灯，变成了高压钠灯。但是，路灯照明“照高不照低”的格局依然如旧。

　　今年，则有了新变化。“不但路面亮了，眩光也基本上消失了，如今在二环路上走车，舒服多了”。恐怕最近常跑二环路的司机朋友都有类似的感受。

　　原来，这是路灯管理处为了配合北京市夜景照明工程启动，对二环路的照明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二环路原有的10米高的砼杆（就是混凝土杆）现在改成了12米高的镀锌铁杆，灯柱上250瓦的灯泡也换成了400瓦的高压钠灯，并加装了能将光线均匀散布、反光效果更好的灯具。此外，有关部门还对长安街、东三环、中华世纪坛、前三门大街、玉泉路至厂东街、朝外大街以及部分桥区的路灯进行了全面改造，增加整体亮度水平。

　　北京的绿地不少，也很漂亮。然而，几十年来，绝大多数草坪和花丛，一直是一道“风景”，一道市民只可以在围栏外用眼睛欣赏的“风景”。

　　今年，以长安街绿化工程为契机，大规模开放式花园型新建绿地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北京人的脚下。

　　新的绿地不建护栏，原有绿地的铁栅栏也在逐步按规划敞开绿色的胸怀，封闭多年的公主坟4万余平方米的绿色广场，也加入了开放式绿地的行列。

　　所谓开放式绿地可不是简单地拆掉草坪护栏，让人随意穿行、坐卧，而是在草坪内进行道路铺装，增设绿地照明灯具，安装供人休憩的座椅等辅助设施，从而使人们可以走进都市绿肺，享受现代园林技术创造的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小环境

新中国建立前的天安门广场

北平解放后的行政区划中，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1949年，北平第七区区长沈勃到任第三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眼中的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昔日的皇家禁地已经破败不堪。

其实，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对公众开放，但当时空旷无人，甚至有羊在啃砖地缝隙中的杂草。第二年，广场的景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千步廊被拆除，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之后，与之相关的布景和道具也随之不见踪迹。寻常百姓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正因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新中国成立前，禁锢瓦解了，但局面仍较为混乱。从天安门广场的那时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荒凉的原野。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

改建后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

开国大典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整个广场已被清扫一新。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仿佛一座巨大的院落，长安街上的左右两门依然完好无损。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三年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以张开济、陈干为负责人的规划工作组，并在苏联专家格·阿·阿谢也夫的指导下对广场进行规划设计。这次改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中华门，使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设，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已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它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位于这个方城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设计在进行到第五稿时，专家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设计组请示了市委，市委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会堂正门中心不必正对纪念碑。而后一个问题，在周总理审查了第六稿方案后做出了明确答复：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一些，做到一虚一实。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在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在馆前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会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个节奏的调整，笔者曾问张老：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老的回答出乎意料——设计这个空廊，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方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只好来了这么一手。这反而成就了这项设计，张老说这是“因祸得福”。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纪念碑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年夏天，委员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只对碑顶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确定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前北的传统惯例。这一工程直到1958年“五一”劳动节才建成揭幕。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也被拓宽到80米，可以180人横排通过。

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六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三万平方米的二层高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的位置上。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广场中呈现出来。

代表委员看北京：北京的绿丰富了

浙江代表傅企平对北京城树的变化感触最深

“今天上午去我们村在北京的办事处看望工作人员，随便在北京城里转了转。每次来北京都有新感受，北京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我来自生态村，所以对北京城树的变化感触最深。”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是浙江宁波奉化滕头村的党委书记。他所在的村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许多人只看到北京城树的数量多了，其实在我们搞生态的人眼里，更关注的是北京城树的品种增加了多少。以前来北京，看到的多是杨树、柳树、松柏、槐树，这几年北京城里冒出了不少银杏、椿树、雪松等新品种。树的品种多了有利于更好地美化环境，更有利于促进生态循环，有利于树木的生长。”

“树多了，水也清了，喝起来不那么发苦，空气也比以前好了，衣服穿上一两天也不会脏。环境美了，人的行为举止跟着就会发生变化。以前夏天来北京，一到晚上经常会在大街上看到光着膀子乘凉的人，就是白天，蹬三轮车的也会光着膀子。北京人把这些人称为‘膀爷’。现在，就很少看到‘膀爷’了。”

傅企平代表说：“北方城市的绿化当然不能同南方城市相比了。不过，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讲，我对北京城的种树提两点建议：一是要鼓励先在苗圃把树苗培大再移植到市区来。现在北京城里的树要么是树苗太小，成活率不高，要么就是从山里把大树移植过来，这其实是在绿化城市的同时破坏了山里的环境。二是要选择适合北京城生态环境的树种，树种要耐寒、耐旱、耐碱，否则种了也活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