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山长城遗址除一号:日本武士道溯源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摘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