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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画刀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4-19 13:02

-- 喋血会战

日本侵华战争，打从九一八开始，在他们国内，步调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内阁、大本营、军方几乎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连裕仁本身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1938年初，仗已经打过了半年了。在内阁里，脑筋比较冷静的大臣们，至少可以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意味到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

日军统帅部，在评估双方情势之后，于元月30日决定：在1938年8月之前不发动新的攻势。换句话说，他们也要喘一口气。

裕仁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1939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战争。同一天，近卫文磨对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是冲着我国不理日方透过托德曼传达形同劝降的和谈条件而起的。

2月20日，我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21日日本跟进，川樾茂下旗回国。而蒋中正则早于这一年的元月，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全神投入抗日的战争。虽然日本天皇诏示1938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的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的气炽却冲到了极点。他们就像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一般，无法译码，没有止休！

就这样，日军于1937年底又引发了继淞沪之后的一场大战!

徐州会战，在中日战史上是一场十分特殊，而意义深远的战役。说它特殊，是指这一场仗虽然名为徐州会战，但整场仗却不是在徐州打的，说它意义深远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中国军队自从七七事变以来，每逢两军对垒，几乎都只有撑的份儿，撑的久就算赢了。这种现象，说好听一点是遵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政策，但实际上是真的打不过人家。所以，无论撑多久，最后还是难逃落败的命运！但这一役，国军却是扎扎实实的打了一场胜仗，这场胜仗打碎了“皇军无敌”的诳言，也打出了自己的信心，这对往后的战役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

第二，中华民国自从开国以来，事实上一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蒋中正执掌国民党军符，迄今也不过十年左右，从1929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便可以看出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徐州一役却出现了两派军队无我无私的空前大团结，这对苦难的中国人而言，是值得振奋的，所谓“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因为，往后我们还要面对20次大会战，一千多次像南口那样的火并，和3万8千多次像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这场战争才正式结束!

上海撤退乱，南京撤退更乱。日军看到了这一群，有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军队，见猎心喜，想一鼓气赶尽杀绝，澈底歼灭，而不顾海军溯江西上直取汉口的建议。荻洲13师团的部队已经尾随着，奔逃的国军，陷江都、邵伯，推进到了安徽的天长。

正好，这个时候华北的日军第10师团，由矶谷领军于12月23日，在青城与济阳之间，强渡黄河向胶路进逼，企图打通津浦线，达成和北上萩洲两军会师的战略目的。

徐州会战的战火，就是从这一条战线上燃起的。于是，战事便由第三战区，转到了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北起黄河南岸，南迄长江北岸，东到海，涵盖山东省全部和安徽、江苏的一部份。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副司令官为李品仙和韩复渠。韩同时也是山东省的主席，他所辖的第3集团军，防区正是津浦线的北段，当时迎面而来的则为矶谷师团。韩复渠与中央军之间，一直都很暧昧，加上军阀遇强则闪，保存实力的锢蔽未改，在这个紧要关口，竟然罔顾军令弃守潜逃，不留一兵一卒。刹时间，五战区的北边等于开了一个大口，矶谷乘机过周村，27日下济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轻取了泰安。

徐州之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阶段，一共有三条战线。第一条，由荻洲率领的第13师团，从南京北上；第二条矶谷的第10师团，从河北往南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第三路，是从青岛登路的板垣第5师团，此时正沿着台潍公路向前进逼。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徐州。

徐州地处于苏、鲁、豫、皖四个省份的交界口，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是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也是和衔接黄河、长江两条水路，和运河的毗邻的古城。4千年来，在这里发生过200多次战争，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道是“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到旧刀枪”。九里山，便是当年楚汉之争，张良一曲吹散项羽3千子弟兵的地方。近代，守住徐州，便可以阻断敌人沿陇海路西陷郑州，再南下逐平汉路攻略武汉的企图，可惜的是，当时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手上的兵力却十分的单薄。

1939年元月，蒋中正派副参谋长白崇禧视察第5战区。李、白二人从北伐龙潭之役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都属桂系军人。白崇禧替李宗仁向蒋中正要到了三战区廖磊的第7和47两个军，也是广西部队。这个时候，孙震的川军正流落晋豫一带，阎锡山不要，程潜也不要，因为，他们嫌川军风纪不好。

当时，在某些地方，部队里抽大烟是普遍的现象。其实，民国20年代，在川云贵地区，抽大烟仍属极为普遍的事，因此他们带烟枪上战场，应是情有可原的。

川军虽然被人视为军风纪不好，但他们出川投入抗战的过程，却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话说22集团军本来是四川成都的部队，原有6个师，这次由孙震带了41和45两个军，4个师的人马出川，支持华北作战。，他们从9月1日穿单衣出发，沿川陕大道徒步行军1400余公里，走了50多天，到山西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寒冬了，还没领到棉衣，甚至连一张山西地图都没有，就在阳泉和日军打了起来，这一仗打了10天，死伤惨重。

后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悲壮的情境，也许，这张照片可以提供一些联想。他，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用草绳羁着两件单薄的外衣御寒，他阵亡了。虽然我们无从辨认他的番号，但可以肯定，他是个年轻的士兵，如同当年来自成都的川娃儿一样。

川军在阳泉被打散了之后，补给不继，粮草缺乏，在万般无奈之下，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充，为此，阎锡山十分恼火，要把他们赶出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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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aoyky
-- 发布时间：2005-5-2 1: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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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9日，满怀着报一箭之仇的日军部队进据徐州，当他们发现竟然已是人去城空的时候，一肚子怒气是难以想象的，摆在眼前的事实，不仅歼灭我军主力的算盘落了空，连如何向大本营交差都成了十分尴尬的问题！寺内和畑俊六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追！

至于国军这一方面，在5月下旬，已经完成了离心退却，按计划路线抵达了豫南和皖西一带。连负责掩护的68军刘汝明部队，也巧妙的闪过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徐州大突围的成功，说明了我国幅员辽阔的妙用，和日军任有多少重兵也包不住的无力感。由于我方能充份掌握空间的优势，并以此换取时间，进而累积而成了最后的决胜筹码。

徐州的突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别忘了，那毕竟是5、60万大军和难以计数的老百姓，在交通工具缺乏、满天都是日本飞机炸射之下运动的大行列，这一番景况，除非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马树礼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的一己所见，但已足可以说明战时的突围、撤退，是在何等惊险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了，战后估计，中国军民在整个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高达三千余万人。其中，25%并非死于战场，也不是死于后方，而是死于跋涉逃亡的运动之中，就像此时的情形一样。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东京，日本统帅部这一边，这个时候他们彷佛已经感觉到，在中国战场上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为了急于要消弭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他们决定“加注”了，日军大本营最新的作战方针是这样的：

一、围攻徐州的部队沿淮河，由东向西边追边打。

二、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

三、华北方面军南陷郑州走平汉路南下。

三路日军的目标都指向了当时我国抗日的统帅部所在地，武汉！武汉大会战也由此展开了序幕！

在谈到武汉会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时至1938年5月徐州弃守为止，仗，其实才打了10个月，而中国方面，则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16个重要城市，也就是地图上，这些画了红圈圈的地方。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的成为他们的次一攻略目标。

在中国这方面，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还来不及消化内移的话，那么，当初来自京沪的那一段努力就要付诸流水了。所以，国军必须在武汉拼上一拼，就算保不住，至少也不能让日军轻易得逞，这便是武汉战前的情势。

1938年5、6月之交，华中一带天气炎热。在东起津浦路，西迄平汉路这一大片土地上，五十余万中国军队正带着疲惫的身躯，在交通、给养状况极为简陋的条件之下，向西缓缓移动。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即紧随在后，一路追杀过来。保卫武汉的前哨战，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分别在河南、安徽和江西燃起了战火！

首先进入战场的是华北的土肥原14师团，他本来是要驰援徐州的，这个时候掉过头来朝西逼进了陇海路上的兰封。

5月底，南路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兵分两路沿长江进袭安庆。6月6日，日军已经破兰封，下开封向郑州推进了。一旦郑州失守，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在平坦的原野上顺着平汉路南下，多则10天少则一星期，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大门信阳了，而我们从徐州撤下来的部队还在半路上呢！

显然，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挡日军沿着铁路干线快速的南下。在武装部队无力抗衡的状况之下，彻底破坏交通便成了唯一的方法了。就这样，我军于五月下旬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铁桥。这座桥建于1899年，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今天，在老桥的西边，虽然已另建新桥，但在原址还保留了一段桥身，以纪念昔日为国捐躯的壮烈。在枯水季节，残缺的桥墩仍会浮出水面，为当年的千钧一发与万般无奈作证。

另一个痛苦的抉择是掘开黄河的堤防，以天然资源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其实，这个构想早在一个多月之前，陈果夫就已经提过了，当时只是要掘开北堤，防阻日军南下增援徐州。后来，姚琮、罗仁卿、黄新吾、何成璞都作过同样的建议，但政府当局顾及决堤固可以却敌，但河水泛滥也必将殃及民众，因此迟迟未能决定。直到6月3日，在别无选择之下，批准了刘仲元和谢承杰的报告，令林蔚密电程潜决堤放水。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她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啸的黄水中，学会了坚忍，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她又像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

决堤地点最初选在中牟县的赵口，6月4日早上6点，53军派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挖不开，第二天又加了一个团还是无功而返，程潜决定换人。

这个任务最后落在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的肩膀上。他在和黄河水利会专家研商过后，决定改在郑州东边不远的花园口开掘。38师也用了两个团的兵力，连挖带炸，还用大炮轰，终于在1938年6月9日上午9点钟，掘成了黄河的决口。这时正值桃汛，加上终日豪雨，黄河的水有如从天而降般汹涌咆哮，一泻千里！刹时间包括44个县市5万4千平方公里，相当一个半台湾这么大面积的土地，一片汪洋，形同泽国！

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像开在六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八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

黄河决口，形成了从郑州到蚌埠长约一千多公里的地障，黄泛区以西的日军尽遭我军歼灭，以东的机械化部队，只好望洋兴叹了。至于水里的呢，更是载浮载沉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力尽失。因而，由北向南的计划完完全全泡了汤！东久迩宫的第二军不得不绕过泛区，由东北转向合肥集结，再溯江西上这一来，足足耽误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

1938年的“黄河决堤”事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但从事后国府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一事，可见当时的抉择是十分痛苦的。不过，后人也许正可以由此去感受当时国家处境之恶劣，对日作战之艰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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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aoyky
-- 发布时间：2005-5-2 1: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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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在人类史上是一次十分独特的历史记录，也是一次以弱搏强的战史范本。这场仗，从开始，又经过漫长八年的厮杀，一直到它的结果，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神奇。

一般而言，战争的行为可以分为战略、战术和战斗三个层次。战略思想指导战术规划，再由战斗执行之，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的。现在，且来看看当时国军的状况：在战斗方面，显然打不过人家，但我们不怕死。战术呢，简而言之，便是打带跑，至于战略思想则更为明确，那便是赢得这场战争！显然，我们的战略与战术、战斗之间出现了矛盾现象。因为，只是不怕死，只是打带跑，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里面的转折与关键是耐人寻味的。

回想华北事起，也是杉山元信誓旦旦声言三月亡华之时，假如我们未能及时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扭转他们由北向南的攻击战线，也许，这一仗真的就在三个月左右打完了！

也许，您还记得这一块上面写着“武汉已成军事重要地区，不要再徘徊观望，赶快迁移后方去”的大布条。事实上，当时徐州的大突围是相当仓促的。假如不是花园口黄河决堤，造成了千里地障，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追杀，逼使他们不得不溯江一步步西上，而争取了宝贵的三个月时间的话，也许，连挂这块布条的时间都没有了！

由此可见，在此一期间，只要错失一步，都将失去所有的机会，而我们还能够在武汉具备鏖战五个月的战斗力，这表示中国不但没有被击溃，而且，从这一年多来，历次惨烈的战斗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虽然这些经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打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就没有过正面的重大战事。1931年，日军进攻东北，中国没有抵抗，溏沽协定也是在日方盛气凌人的威胁之下签订的。从整个实力来评估，中国自知决非日本的对手，但从不知道双方的悬殊有多少。经过苦守三个月的淞沪之役，我们发现自己并非那么不堪一击。台儿庄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更戳穿了“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狂言。中国军队打出信心来了，他们从实战中，学会了对付敌人的方法，培养出持久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希望与信念。这应该是中日之战中至为关键的契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武汉会战的意义，确实已非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武汉这三个月的征战能力，足可以正告日本以及世人，这场仗不仅没打完，而且还有得打！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南岳会议中，蒋中正所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的凭借所在，也是战略、战术与战斗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神奇之处。

确实，国军在炮火中成长了。各级军官如此，士兵也一样。这一点，可以从不同战役的访问比较中，得到证实。

1938年10月下旬，激烈的武汉会战，经过五个月的鏖兵，终于落幕。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可以说是精疲力竭，需要喘一口气了。于是，大家在战事的间隙中，偃鼓休战渡过了一个旧历年。不过，这个年对日军而言可是提心吊胆，并不怎么好过的，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远离海岸线，深入内地达一千两百余公里。

有人形容，当时冈村宁次在武汉驻屯的三十万日军，有如一颗大脑袋一样，而身子却远在八百多公里外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两者之间的脖子，便是一条拉得长长的战线。冈村心里有数，他的脖子蛮脆弱的，一旦被我军切断，那么，自己便会死得很难看，此其一；更麻烦的是，当时攻占武汉，只是扑个空城而已，并未将守军主力歼灭，而这些武装部队，目前正潜入山林，伺机出击，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

1939年5月20日，随枣会战结束后，长江流域主战场的战事，又沉寂了一段时间。这年5月间，日军虽然拿下了南昌，也守住了，但武汉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在五战区随枣之役的对阵中，冈村心头不禁涌上了一阵隐隐的忧虑。他想，远的不说，照淞沪、南京、徐州这几仗打下来，到了武汉，中国军队照讲早该土崩瓦解了才对，为什么越打越难缠呢？

冈村毕竟不只是一介武夫。至少，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敌人，和初期作战时的对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换句话说，单凭飞机坦克等军事优势，玩硬的，不仅难以取胜，甚至会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于是，便召集了一些自诩“支那通”的高级参谋，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完成了一套“江南作战指导大纲”。这个大纲，总的来说，是要避开正面冲突，而以特务策反的手段，来达成取胜的目的的。大致说来冈村的计划要领有三：

一、五战区方面，重点为策反桂系部队和川军，其次对象则为中央军的旁系部队。

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士气，使之丧失斗志，投降、逃亡。

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6师团专攻杨森部队，33师团针对王陵基，军特务部队则以九战区的川军为策反对象。

冈村主要的策反对象其实是以桂系部队和川军为主，这个动作至少说明了两项事实。一、表示日军的状况确如蒋中正在南岳会议中所料，他们兵源不足、调度困难，已经失去了所谓“皇军无敌”的必胜信心；二、显示，中国统帅部与地方部队之间的磨擦依然存在，拿29集团军的王瓒绪和30集团军的王陵基来讲，他们都是川军，因曾在南岳检讨会议中惨遭修理，而闹出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风波！最后还是蒋中正亲自出面斡旋，一番危机才告平息。

至于五战区的桂系人马，指的是李宗仁从徐州会战带过来那些包括西北军在内的广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将领，北伐之后，就跟蒋中正之间有过节，后来反目成仇，曾在中原大战时兵戎相见，这些关系看在日本人眼里，便认为有机可乘了。但冈村这一套策略，显然失败了，因为他不懂中国军队这两年来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的精神是一种叫做“义无反顾”的情操，这种“义”，更大到民族之大义，所以，是很难为外人所离间策反的。事实证明，当时并没有一个地方军将领吃他这一套，离间不成，冈村被迫又回到了“力拼”的原点，而展开了中期抗战中的第一次大火并——长沙会战。

9月1日，希特勒进兵华沙，以雷霆万钧之势在27天之间席卷了波兰。这一招，世称“闪电战术”。冈村有样学样，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集结了：第6、33、101、106、第3、13等约5个师团，加上长江舰队的舰艇300余艘，空军战机100余架，还有海军陆战队和专门施放毒气的化学兵，共约18万余众，也想效颦德军收拾波兰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他还夸下海口，9月底以前一举拿下长沙。

根据军委会的计划，照理，长沙会战当不至发生的。因为以当时的状况论，国军确实还没有能力从事孤注一掷的决战。所以，直到9月24日夜，给薛岳的命令还是迟滞敌人的攻势，并作好长沙不保，长官却转移萍乡的准备。换句话说，军委会仍延续着武汉作战时的打法。此时，薛岳是9战区的代司令长官，他的辖区包括赣西、鄂南与湘北，从岳阳沿着粤汉铁路南下是他的主战线，为在这条在线跟敌人一搏，是他策划已久的一场战事。现在要他走，难免心有不甘，于是便有“抗命守长沙”的事件发生。在长沙大火的不幸之后，也是蒋中正痛心疾首，情绪十分低落之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有人请缨作战，一时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批准了薛岳的计划。问题是，薛岳凭什么拼这条命来赌一场仗呢？原来，他布署了一套独到的战法，叫“天炉战术”，就等着日军入瓮。

所谓天炉战法，其实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它和“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倒八字口袋战法不同之处，在于“袋”只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之。而“天炉”则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的围歼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薛岳的“天炉”是怎么部署的。

长沙虽然地处平原地带，但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4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形着棋布阵，由北而南，先是新墙河，这条河的南岸便是防卫长沙的第一线阵地，它的正面从鹿角到麦市，宽达100余公里，在这里摆了7个师的重兵，加上幕阜山上的游击队，足有10万人之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薛岳的后退决战，不是让路后退，而是边打边退，摆明了，他准备在这里先杀一杀冈村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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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aoyky
-- 发布时间：2005-5-2 1: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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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全胜收局了，这一仗不仅给予国内民心士气莫大鼓舞，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跌破眼镜”式的巨大影响。此一影响至少有三：

一、重新评估“七七”以来，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二、认真思考我国坚持抗战到底的可能与胜面。

三、当他们与日本成敌对状态时，中国角色的份量将以此被再认定。

这些，对我们尔后突破单打独斗、孤军作战的困境，具相当积极的正面作用。

再看日军这一方面，才无过一个月前冈村还意气风发，说要效法德国人打波兰的“闪电战术”，九月底以前拿下长沙的。现在已是十月中了，他却闷坐在武汉，苦思冥想长沙这一役的失败原因。最后，他才发现，当初错估了从岳阳到长沙的地理因素变化可能，也没有把国军动员民众的能力算计在内。本来，这一片平原，就是水网密布的地带。秋收过后，国军动员了庞大的民间力量，挖掉田埂引水成湖，又拔掉了枕木铁轨，使大车寸步难行，战车下了田就像进了泥塘一样动弹不得。一旦下了车呢，那日本兵就跑不过中国兵了。因为日本人穿猪皮鞋，一进水，重得不得了，中国兵穿草鞋，甚至不穿鞋，跑起泥巴路要轻松得多。就这样，国军在运动能力上占了上风，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由此得到了证实！

日本陆军在长沙这一役的挫败是很沮丧的，一时间几乎无力发起另一波陆上战争，所以，从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便发动了空中的攻击，连番猛炸我国后方主要城市。于是市集成墟、灾民遍野，连蒋中正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都被炸得片瓦无存。这个时候，蒋中正正在衡山开会，对日机的如此盲目炸射十分愤怒，这股火燃起了他的斗志与复仇的决心，因而酝酿一场全面性的大规模反击行动。

在衡山会议中，“小诸葛”白崇禧分析了目前中日双方的形势。他说：日军有快、硬、锐、密四大优点。所谓快，则是他们机械化部队行动迅速；硬，便是他们官兵具武士道精神，顽强勇敢不轻言放弃；锐，表示他们的武器精良，锐不可挡；密，指的是行动保密比我们做得好！不过，白崇禧也指出了日军的四大缺点，那便是小、短、浅、虚。所谓小，是相对于整个中国幅员之大而言的，所以，日军无法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短，是指时间。他们务须力求速战速决，拖不得。浅，根据上述的原因，他们不宜深入作战。至于虚，是指他们的后方，他们的补给是空虚的。这些，正是日军目前的现实状况。最后，白崇禧表示了他的四点制敌之道：一、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二、以坚韧对敌之强硬；三、以伏兵破敌之锐利；四、以严明对敌之机密。

蒋中正听进了这一番话。便在1939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军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冰雪，又打了两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为11月中旬开始的桂南会战，和12月1日发动的冬季全面总攻势。

1939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份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这次总攻击，虽然是全面的，但仍有主目标而副目标之别。像第二，第三、第五和第九4个战区的敌军为主要攻击目标，而其它战区也同时展开了策应性的攻击，各战区攻击重点是这样的：

第二战区，切断铁路交通，肃清晋南敌军。

第三战区，以11个主力师突进长江沿岸，占领阵地逐段封锁。

第五战区，扫荡平汉路南段之敌，南压武汉，并遮断西去宜昌的公路交通。

第九战区，反扑粤汉路北段日军，并袭击沿南浔线一带敌人。

第一战区，“豫南兵团”、“鄂北兵团”、“河东兵团”连手成一气，分向开封、沁阳、安阳出击。

第四战区，我军在昆仑关和日军血拼。

第八战区，进袭包头、五原。

苏鲁、冀察两个游击区都有行动，各战区在得到中央战令之后便纷分出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部向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敌阵杀去，九战区薛岳越长江北杀敌阵，第五战区李宗仁东渡襄河深入敌后直逼汉口，第三战区顾祝同向赣北、皖南进军……。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线炮响隆隆，杀声四起。日军总司令部里，各地战报纷至沓来，搞得他们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波攻势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下旬才结束，前前后后，双方大大小小的战斗，达1340余次之多；军参与此役的各种部队，总共约有55余万人之多。

战后，日方对这一役还作过一番检讨，综合日本陆军部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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