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康山小学校长是谁:两个凡是与毛泽东思想有什么关系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要使中国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科学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的关系。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却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试图以此来维护毛泽东思想。显然科学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推进拨乱反正工作，进而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的当务之急。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的所有领导职务。这为他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条件。就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问题，指出：“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42页)针对当时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到处都是禁区等不正常现象，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些重要论断直接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令全党同志感到耳目一新，拉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序幕。也为进一步在全党范围内廓清思想上的迷雾，提供了直接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复出后，邓小平立即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把遇到重重阻力的拨乱反正引向深入，把我们的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一历史性课题。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凭着果敢的革命胆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特有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在领导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迈出了异乎寻常的步伐。

　　在1977年8月8日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建国17年中的教育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49页)这个后来被他称之为“大胆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压在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的思想包袱。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文选》第2卷，67、71页)不难看出，在复出后不久，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成为邓小平极其强烈的政治意识，成为他思考问题、发表讲话、作出指示的主导思想。

　　1978年5月，一场由思想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邓小平坚决支持这场讨论，并以此为契机，对阻挠这场大讨论、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从而使这场大讨论成为一场政治性极强的全民族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伟大运动。

　　在6月2日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系统地阐发了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提出：“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119页)这次谈话实际上直接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树起了一面旗帜。

　　9月，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的途中，先后在东北三省的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沿途放火”，旨在从舆论上广泛发动群众，使尽可能多的人清醒过来。这几次谈话的核心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现代迷信，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后，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极端重要性。他大声疾呼：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上，“要来一次革命。”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127、128页)

两个凡是完全背离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