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京信誉怎么样:严嵩的资料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时代人，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 (1536)，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生平
[编辑]中进士
严嵩如当时不少同年儿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

后来，严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他25岁之年中了进士，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被授为编修官职，直在他雄心壮志的时候，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的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编辑]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复官的十多年之中，严嵩先后工作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权力的重要。在同时之间，他学会了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权，必定要找个靠山。

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继位。世宗沉迷于道教，整天都与道士们祈求长生不老，对政事莫不关心，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宠宦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极为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拚命巴结、讨好夏言，成为朝野上下的大红人。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宴，令下人请来夏言，可是夏言谢绝了严嵩的好意，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见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机会，严嵩立刻讨好夏言，在宴会上一边劝酒布菜，一边甜言蜜语，令夏言十分高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爱，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了内阁。

[编辑]反咬夏言
严嵩羽翼已丰，于是开始攻击夏言的阴谋活动，严嵩后来以手段教唆世宗离远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加插自己的亲友与羽翼在左右，以巩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实力。

可惜，短短两年内，世宗突然想起夏言，于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严嵩的为人，于是都把他处处克制，眼见自己受到处处克制，毫无实权，于是怀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无还手的机会。

后来，他握著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在鞑靼入侵时，陕西总督曾铣得到情报后，动员手下夺回河套一带，于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面在世宗面前举荐曾铣，一面与曾铣商讨计划。

在计划开始之时，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可是，就在此时，严嵩买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们于世宗面前说什么收回河套的建设只是夏言与曾铣信口开河，最终只会惹来无穷的后遗症。同时，严嵩又贿赂边将，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受曾铣的勾结，在皇帝面前举荐曾铣，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之后，世宗下旨把夏言罢回乡，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于是下旨将夏言斩首，夏言的亲信也或贬或罚。

[编辑]父子权倾天下
政敌夏言死后，严嵩当上内阁首辅，独揽大权，在同时，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务都由严嵩所管理，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没人见过世宗的一面。

成为内阁首辅后，严嵩继续讨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赐得的“忠勤敏达”的银质印章。后来，严嵩年老，于是把自己的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严世藩本人无能，但有父亲的保护，当上了工部侍郎。

“有其父必有其子”，严世藩比父亲的奉承诀窍更高，他收买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藩，再在世宗面前好好的讨好。大臣更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

两父子权倾天下长达二十年中，坏事做尽，弄得天下大乱。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一位道士的几句说话推倒，严世藩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就病死。

严嵩--奸横权臣 2003-6-21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久之进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嘉靖(1522—1566年)时，受到世宗皇帝朱厚熄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贪鄙奸横，是明代有名的奸臣。 谄媚阿谀 以图高官 严嵩并无特殊才干，惟能谄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为礼部右侍郎，奉世宗朱厚熄命祭告显陵(世宗生父陵地，在今湖北锤祥附近)。事后，严嵩向世宗朱厚熄献媚说：“臣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时，应时雨止。又产石地枣阳(今湖北枣阳)，有许多鹳(gufin)鸟绕集；碑运入汉江(今湖北汉水)，河流突然水涨。这些都是上天眷爱之意，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予以记载。”世宗朱厚熄听后十分欢喜。不久，严嵩便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又升南京礼部尚书，继改为吏部。世宗朱厚熄是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湖北安陆)。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遗诏的名义由世宗朱厚熄弟继兄嗣皇帝位。 “世宗朱厚熄登上皇帝位后，即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为兴献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朱厚熄又准备将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开始，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世宗朱厚熄很不高兴，著《明堂或问》给众廷臣看，意在责问群臣。同时，将力言不可之吏部侍郎唐胄下狱。严嵩见此情势，惊恐不已，尽改前说，并精心筹划兴献帝朱佑抚神主人太庙礼仪。礼成后，深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得到了金币等物的赏赐。从此，严嵩越加钻务巧言媚上，阿谀逢迎。世宗朱厚熄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谥号时，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奏称见五色吉祥云，严嵩便奏请皇上受群臣贺拜，并仗着历年学问，撰著了《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阿谀皇上。世宗朱厚熄读后大喜。次年，严嵩便晋升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内阁大臣)同等对待。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是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翼善冠。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冠，并将五顶香叶巾冠赐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这种香叶巾不是大臣应戴之冠，有违祖制而不戴。但严嵩却不放过这一逢迎皇上的机会，他在世宗朱厚熄召见时不仅头戴香叶巾冠，而且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朱厚熄见状，越喜严嵩而渐嫌夏言。阴险的严嵩趁机在世宗朱厚熄面前谗言夏言傲慢犯上，世宗朱厚熄勃然大怒，当即罢了夏言的大学士职。而严嵩也就在这一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补了夏言去职后的空缺，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开始掌握内阁重权。当时，严嵩已六十余岁，但精神溢发，不亚少壮，朝夕在西苑侍奉世宗朱厚熄，越发得到世宗朱厚熄的宠眷，不久，又晋升为太子太傅。 排斥同僚 结党固权 严嵩虽然入阁，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千方百计打击和排斥同僚，以独揽朝政。大学士翟銮资历、名望都在严嵩之上。严嵩为了排挤翟銮，便暗中嗾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二子同举进士为由，疏论翟銮二子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结果，在严嵩的构陷下，翟銮父子均被世宗朱厚熄削职为民，而严嵩越发得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亦入阁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朱厚熄遇事只召严嵩商讨，严嵩遂不把他二人放在眼里，凡事独断专行。对此，许赞略露不满之词，居心叵测的严嵩便上奏世宗朱厚熄说：“臣子一同侍奉皇上，应当协力同心，不应互相嫌恶。往年，夏言与郭勋同为朝中大臣，却互相猜忌，有失做臣子之道。臣严嵩屡次蒙皇上单独召见，於理未安，恐怕同僚生疑，致重蹈前辙。以后，请照祖宗朝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故事，凡蒙召对，应阁臣一同入见。”严嵩在这里以退为进，明为显示自己能厚待同僚，实际是说其他阁臣对自己之妒。这样，严嵩通过诋毁别人，又进一步获得了世宗朱厚熄的宠信。不久，严嵩便晋升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世宗朱厚熄因许赞老病去职，张璧死，又起用夏言入阁。夏言入阁后，位仍在严嵩之上。严嵩心中很是不甘，表面上对夏言谦恭，暗中却伺机陷害夏言。世宗朱厚熄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经常派宫监暗中窥视大臣们的行动。严嵩每次在宫监来窥视自己时，都故意做能够讨好皇帝的事情，例如夜晚在灯下阅看青词稿等。所谓青词稿，就是道士设坛上奏天神的表章，因以青藤纸朱字书写，故叫做青词。由于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夏言和严嵩都以善写青词得宠，因此当时就有人讥讽夏言和严嵩是“青词宰相”。夏言再次入阁后，年迈体衰，每到夜晚入睡很早。当世宗朱厚熄得知严嵩夜晚阅看青词稿而夏言已经入睡的情报后，对严嵩越加宠眷，而对夏言渐生嫌恶。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在夏言的支持下，提出了收复被蒙古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东、西、北三面濒河，南面临近明朝的榆林(今陕西榆林)、宁夏(今宁夏银川)、偏头关(今山西偏关)等边镇，土地肥美，灌溉便利，适宜农桑。控制河套地区，对于明朝北面的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严嵩为了陷害夏言，利用世宗朱厚熄害怕蒙古鞑靼军的心理，攻击夏言、曾铣等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世宗朱厚熄对以上变故颇为惧怕。严嵩趁机进谗言说：“灾异发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夏言、曾铣等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世宗朱厚熄信以为真，便把夏言罢职，曾铣下狱，其他支持收复河套地区计划的官员也给了贬谪、罚俸和廷杖的处分。不久，鞑靼军进扰延安(今陕西延安)、宁夏(今宁夏银川)等地，严嵩又趁机对世宗朱厚熄说，鞑靼军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而发的兵。世宗朱厚熄又按开边事之衅罪把曾铣处死。严嵩虽然害死了曾铣，但是夏言还在，严嵩不把他置之死地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捏造了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世宗朱厚熄处死。夏言一死，严嵩便爬上了首辅(内阁中为首的大臣)高位，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 严嵩在排斥同僚的同时，还极力培植死党，并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以固权势。严嵩以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朋好比党，仅干儿子就有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便由其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二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控制在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时有严嵩“文武二管家”之称。 贪污纳贿 渔肉百姓 严嵩倚仗权势，贪污纳贿，侵占民产、作恶甚多。严嵩柄政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根据其人的贤愚廉耻和能力大小，而是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因此，每天到严府有贿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干二百金得任山东临清知州。犯罪军官仇銮，被革职后为了复官，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当时，南北给事、御史等监察官吏都认为，朝中贪污大臣首推严嵩。 严嵩父子侵占的民间田产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另外，在南京、扬州等地豪夺、强买之良田、美宅也有数十处。这些田产每处价值均有数千金，但严嵩父子强买时，卖者往往只能得银十分之四、五。严嵩父子在原籍侵占之民田更是惊人，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府四县之田，竟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 由于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渔肉百姓，其家财可与皇帝比富。严嵩的府第都是雕梁画柱，峻宇高墙，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嵩子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就连严嵩的家仆严年，家财也以数万两计。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糜烂。特别是严嵩子严世蕃，美妻爱妾，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帐；朝歌夜舞，荒淫无度。对这种腐化生活，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倒行逆施 废弛边防 严嵩的奸贪和倒行逆施，还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北方鞑靼贵族军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明中叶，蒙古瓦刺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明政府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官升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无力抵御蒙古鞑靼贵族统治者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如果在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国子司业赵贞吉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严嵩却污蔑他狂诞，致赵贞吉被世宗朱厚熄廷杖、贬谪。严嵩还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惟有坚壁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仇銮所率军队甚至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烧杀抢掠比俺答军还凶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满得意地离去，仇銮才率军佯作追击，杀了几十个百姓的头来冒功。世宗朱厚熄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世宗朱厚熄对于俺答兵临城下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他为了泄愤，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宽慰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去。”可是当世宗朱厚熄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大呼“严嵩误我!”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严嵩倒行逆施，废弛边防有着直接的关系。 东南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早在明初，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尚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世宗朱厚熄的昏愦，严嵩的奸贪，明王朝的沿海防务已经十分空虚。如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每当倭寇大举进犯时，因无抵御能力，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倭寇屠杀和掠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队。所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方面最严重的祸害。但是操纵内阁大权的严嵩却包庇、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如福建巡抚阮鹗通倭案发后，阮鹗以重金贿赂严嵩，竟免治罪。相反，抗倭将领张经曾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于浙江大败倭寇，俘斩倭寇二千人，取得了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由于没有贿赂当时任东南督军的严嵩义子赵文华，竟被严嵩和赵文华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会逢迎拍马。严嵩恼怒他不奉承自己，就制造事端把他逮捕入狱。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将才，凑了三千金贿赂严嵩，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改为发配大同戍边，由于严嵩及其党羽颠倒功罪，倒行逆施，东南海防将吏解体，纪，律大坏，以致倭寇愈加猖獗。 颠倒黑白 陷害言官 对于严嵩父子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行径，许多正直的官员都非常愤慨，纷纷上疏揭露其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衣卫经历沈练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疏论。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练上疏指出：俺答军能长驱直入京郊，都是由于严嵩贪婪愚鄙、废弛边防造成的。沈练还在疏中历数了严嵩的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严嵩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发。他把严嵩的罪行主要归纳为十大罪、五奸。这十大罪主要是：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皇上之意，以售其奸；冒朝廷军功，子孙无功而官；纳贿营私，引用贪虐奸邪之臣；废弛战备，贻误国家军机。杨继盛还指出，严嵩正是依靠兜售五奸而得逞的。这五奸的大略是；厚贿交结皇帝侍从宫监，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严加控制掌管奏章的要害部门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勾结厂、卫(皇帝的特务组织)官员，使皇上的爪牙也能为自己服务；百般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各部臣僚，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 显然，这些疏论都是对严嵩罪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但是，由于严嵩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利用世宗朱厚熄拒谏护短的毛病，激怒世宗朱厚熄，以致严嵩毫发未动，而言官本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打击。如锦衣卫经历沈练受到了廷杖、贬谪的处分．。沈练到了被贬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后，又扎捆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唐代奸相)、秦桧(宋代奸相)、严嵩，经常以箭射之泄愤。严嵩听说后恼恨不已，不久，就捏造罪名把沈练杀死了。又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世宗朱厚熄以诬陷大臣罪廷杖一百下狱后，严嵩仍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又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所谓张经冒功一案中而加以杀害。除此以外，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桤、厉汝进、徐学诗、周夫、吴时来、张冲、董传策等，都由于严嵩的诬陷而遭到了廷杖、贬谪、下狱的迫害。这样，由于严嵩的淫威，朝中一度无人再敢上疏弹劾严嵩。 恶贯满盈 可耻下场 严嵩之败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往，严嵩遇事多依靠其子严世蕃，甚至让严世蕃偷偷入直代为票拟(内阁接到奏章后用小票写出批答，再由皇帝批出，称之票拟)，由于严世蕃晓畅时务，颇通国典，奸猾机灵，善揣人意，票拟多能迎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可是，当严嵩妻子病故，严世蕃居丧期间不能入直代父票拟，而由严嵩自行票拟时，由于严嵩已经八十余岁，票拟往往言词不清，甚至前言后语相互矛盾，经常不合世宗朱厚熄心意，严嵩便渐渐失去了世宗朱厚熄的宠眷。这时，又有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熄的信任。一次，世宗朱厚熄问兰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贤，兰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说：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熄又问：上仙为何不降灾除奸。兰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说：留待皇帝正法。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朱厚熄便把严嵩罢职，其子严世蕃谪戍边地。这件事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可是，目无王法的严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继续在乡里横行霸道，夺人子女，掠人钱财，甚至私通倭寇，潜谋叛逆，民愤极大。后来，御史林润掌握了以上材料，就将严世蕃逃回原籍，诽谤朝政，专横乡里，图谋不轨等罪行上疏给皇上，世宗朱厚熄见到奏章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严世蕃逮捕入京，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将严世蕃斩首。当恶贯满盈的严世蕃临刑时，市民们纷纷持酒观看，无不拍手称快。次年，严嵩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终年八十七岁。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严嵩柄政，朝政腐败，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恶果。首先，由于国家岁入已不能充岁出之半，财政濒临绝境，国家已经到了几乎不能支持的地步。其次，由于国力削弱，边防废弛，造成北方俺答贵族军骚扰和东南倭寇猖獗，从而给人民招致了深重的灾难。再次，由于边防费用大增和世宗朱厚熄斋谯(请道士设坛)、营建之费有增无减，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岁用银已达五百九十五万两。于是增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加派从此始。此外，盐课也大量增加，两淮盐课达百万银两之数。这些加派、增赋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总之，严嵩专权柄政的二十年，是明代朝政大坏的二十年。严嵩的一生，是一个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一生。所以，一代权臣严嵩，只是一个被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历史人物。

严嵩--奸横权臣 2003-6-21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久之进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嘉靖(1522—1566年)时，受到世宗皇帝朱厚熄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贪鄙奸横，是明代有名的奸臣。 谄媚阿谀 以图高官 严嵩并无特殊才干，惟能谄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为礼部右侍郎，奉世宗朱厚熄命祭告显陵(世宗生父陵地，在今湖北锤祥附近)。事后，严嵩向世宗朱厚熄献媚说：“臣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时，应时雨止。又产石地枣阳(今湖北枣阳)，有许多鹳(gufin)鸟绕集；碑运入汉江(今湖北汉水)，河流突然水涨。这些都是上天眷爱之意，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予以记载。”世宗朱厚熄听后十分欢喜。不久，严嵩便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又升南京礼部尚书，继改为吏部。世宗朱厚熄是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湖北安陆)。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遗诏的名义由世宗朱厚熄弟继兄嗣皇帝位。 “世宗朱厚熄登上皇帝位后，即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为兴献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朱厚熄又准备将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开始，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世宗朱厚熄很不高兴，著《明堂或问》给众廷臣看，意在责问群臣。同时，将力言不可之吏部侍郎唐胄下狱。严嵩见此情势，惊恐不已，尽改前说，并精心筹划兴献帝朱佑抚神主人太庙礼仪。礼成后，深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得到了金币等物的赏赐。从此，严嵩越加钻务巧言媚上，阿谀逢迎。世宗朱厚熄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谥号时，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奏称见五色吉祥云，严嵩便奏请皇上受群臣贺拜，并仗着历年学问，撰著了《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阿谀皇上。世宗朱厚熄读后大喜。次年，严嵩便晋升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内阁大臣)同等对待。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是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翼善冠。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冠，并将五顶香叶巾冠赐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这种香叶巾不是大臣应戴之冠，有违祖制而不戴。但严嵩却不放过这一逢迎皇上的机会，他在世宗朱厚熄召见时不仅头戴香叶巾冠，而且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朱厚熄见状，越喜严嵩而渐嫌夏言。阴险的严嵩趁机在世宗朱厚熄面前谗言夏言傲慢犯上，世宗朱厚熄勃然大怒，当即罢了夏言的大学士职。而严嵩也就在这一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补了夏言去职后的空缺，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开始掌握内阁重权。当时，严嵩已六十余岁，但精神溢发，不亚少壮，朝夕在西苑侍奉世宗朱厚熄，越发得到世宗朱厚熄的宠眷，不久，又晋升为太子太傅。 排斥同僚 结党固权 严嵩虽然入阁，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千方百计打击和排斥同僚，以独揽朝政。大学士翟銮资历、名望都在严嵩之上。严嵩为了排挤翟銮，便暗中嗾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二子同举进士为由，疏论翟銮二子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结果，在严嵩的构陷下，翟銮父子均被世宗朱厚熄削职为民，而严嵩越发得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亦入阁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朱厚熄遇事只召严嵩商讨，严嵩遂不把他二人放在眼里，凡事独断专行。对此，许赞略露不满之词，居心叵测的严嵩便上奏世宗朱厚熄说：“臣子一同侍奉皇上，应当协力同心，不应互相嫌恶。往年，夏言与郭勋同为朝中大臣，却互相猜忌，有失做臣子之道。臣严嵩屡次蒙皇上单独召见，於理未安，恐怕同僚生疑，致重蹈前辙。以后，请照祖宗朝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故事，凡蒙召对，应阁臣一同入见。”严嵩在这里以退为进，明为显示自己能厚待同僚，实际是说其他阁臣对自己之妒。这样，严嵩通过诋毁别人，又进一步获得了世宗朱厚熄的宠信。不久，严嵩便晋升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世宗朱厚熄因许赞老病去职，张璧死，又起用夏言入阁。夏言入阁后，位仍在严嵩之上。严嵩心中很是不甘，表面上对夏言谦恭，暗中却伺机陷害夏言。世宗朱厚熄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经常派宫监暗中窥视大臣们的行动。严嵩每次在宫监来窥视自己时，都故意做能够讨好皇帝的事情，例如夜晚在灯下阅看青词稿等。所谓青词稿，就是道士设坛上奏天神的表章，因以青藤纸朱字书写，故叫做青词。由于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夏言和严嵩都以善写青词得宠，因此当时就有人讥讽夏言和严嵩是“青词宰相”。夏言再次入阁后，年迈体衰，每到夜晚入睡很早。当世宗朱厚熄得知严嵩夜晚阅看青词稿而夏言已经入睡的情报后，对严嵩越加宠眷，而对夏言渐生嫌恶。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在夏言的支持下，提出了收复被蒙古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东、西、北三面濒河，南面临近明朝的榆林(今陕西榆林)、宁夏(今宁夏银川)、偏头关(今山西偏关)等边镇，土地肥美，灌溉便利，适宜农桑。控制河套地区，对于明朝北面的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严嵩为了陷害夏言，利用世宗朱厚熄害怕蒙古鞑靼军的心理，攻击夏言、曾铣等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世宗朱厚熄对以上变故颇为惧怕。严嵩趁机进谗言说：“灾异发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夏言、曾铣等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世宗朱厚熄信以为真，便把夏言罢职，曾铣下狱，其他支持收复河套地区计划的官员也给了贬谪、罚俸和廷杖的处分。不久，鞑靼军进扰延安(今陕西延安)、宁夏(今宁夏银川)等地，严嵩又趁机对世宗朱厚熄说，鞑靼军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而发的兵。世宗朱厚熄又按开边事之衅罪把曾铣处死。严嵩虽然害死了曾铣，但是夏言还在，严嵩不把他置之死地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捏造了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世宗朱厚熄处死。夏言一死，严嵩便爬上了首辅(内阁中为首的大臣)高位，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 严嵩在排斥同僚的同时，还极力培植死党，并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以固权势。严嵩以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朋好比党，仅干儿子就有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便由其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二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控制在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时有严嵩“文武二管家”之称。 贪污纳贿 渔肉百姓 严嵩倚仗权势，贪污纳贿，侵占民产、作恶甚多。严嵩柄政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根据其人的贤愚廉耻和能力大小，而是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因此，每天到严府有贿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干二百金得任山东临清知州。犯罪军官仇銮，被革职后为了复官，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当时，南北给事、御史等监察官吏都认为，朝中贪污大臣首推严嵩。 严嵩父子侵占的民间田产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另外，在南京、扬州等地豪夺、强买之良田、美宅也有数十处。这些田产每处价值均有数千金，但严嵩父子强买时，卖者往往只能得银十分之四、五。严嵩父子在原籍侵占之民田更是惊人，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府四县之田，竟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 由于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渔肉百姓，其家财可与皇帝比富。严嵩的府第都是雕梁画柱，峻宇高墙，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嵩子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就连严嵩的家仆严年，家财也以数万两计。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糜烂。特别是严嵩子严世蕃，美妻爱妾，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帐；朝歌夜舞，荒淫无度。对这种腐化生活，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倒行逆施 废弛边防 严嵩的奸贪和倒行逆施，还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北方鞑靼贵族军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明中叶，蒙古瓦刺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明政府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官升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无力抵御蒙古鞑靼贵族统治者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如果在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国子司业赵贞吉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严嵩却污蔑他狂诞，致赵贞吉被世宗朱厚熄廷杖、贬谪。严嵩还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惟有坚壁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仇銮所率军队甚至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烧杀抢掠比俺答军还凶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满得意地离去，仇銮才率军佯作追击，杀了几十个百姓的头来冒功。世宗朱厚熄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世宗朱厚熄对于俺答兵临城下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他为了泄愤，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宽慰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去。”可是当世宗朱厚熄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大呼“严嵩误我!”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严嵩倒行逆施，废弛边防有着直接的关系。 东南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早在明初，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尚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世宗朱厚熄的昏愦，严嵩的奸贪，明王朝的沿海防务已经十分空虚。如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每当倭寇大举进犯时，因无抵御能力，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倭寇屠杀和掠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队。所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方面最严重的祸害。但是操纵内阁大权的严嵩却包庇、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如福建巡抚阮鹗通倭案发后，阮鹗以重金贿赂严嵩，竟免治罪。相反，抗倭将领张经曾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于浙江大败倭寇，俘斩倭寇二千人，取得了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由于没有贿赂当时任东南督军的严嵩义子赵文华，竟被严嵩和赵文华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会逢迎拍马。严嵩恼怒他不奉承自己，就制造事端把他逮捕入狱。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将才，凑了三千金贿赂严嵩，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改为发配大同戍边，由于严嵩及其党羽颠倒功罪，倒行逆施，东南海防将吏解体，纪，律大坏，以致倭寇愈加猖獗。 颠倒黑白 陷害言官 对于严嵩父子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行径，许多正直的官员都非常愤慨，纷纷上疏揭露其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衣卫经历沈练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疏论。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练上疏指出：俺答军能长驱直入京郊，都是由于严嵩贪婪愚鄙、废弛边防造成的。沈练还在疏中历数了严嵩的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严嵩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发。他把严嵩的罪行主要归纳为十大罪、五奸。这十大罪主要是：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皇上之意，以售其奸；冒朝廷军功，子孙无功而官；纳贿营私，引用贪虐奸邪之臣；废弛战备，贻误国家军机。杨继盛还指出，严嵩正是依靠兜售五奸而得逞的。这五奸的大略是；厚贿交结皇帝侍从宫监，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严加控制掌管奏章的要害部门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勾结厂、卫(皇帝的特务组织)官员，使皇上的爪牙也能为自己服务；百般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各部臣僚，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 显然，这些疏论都是对严嵩罪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但是，由于严嵩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利用世宗朱厚熄拒谏护短的毛病，激怒世宗朱厚熄，以致严嵩毫发未动，而言官本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打击。如锦衣卫经历沈练受到了廷杖、贬谪的处分．。沈练到了被贬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后，又扎捆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唐代奸相)、秦桧(宋代奸相)、严嵩，经常以箭射之泄愤。严嵩听说后恼恨不已，不久，就捏造罪名把沈练杀死了。又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世宗朱厚熄以诬陷大臣罪廷杖一百下狱后，严嵩仍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又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所谓张经冒功一案中而加以杀害。除此以外，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桤、厉汝进、徐学诗、周夫、吴时来、张冲、董传策等，都由于严嵩的诬陷而遭到了廷杖、贬谪、下狱的迫害。这样，由于严嵩的淫威，朝中一度无人再敢上疏弹劾严嵩。 恶贯满盈 可耻下场 严嵩之败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往，严嵩遇事多依靠其子严世蕃，甚至让严世蕃偷偷入直代为票拟(内阁接到奏章后用小票写出批答，再由皇帝批出，称之票拟)，由于严世蕃晓畅时务，颇通国典，奸猾机灵，善揣人意，票拟多能迎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可是，当严嵩妻子病故，严世蕃居丧期间不能入直代父票拟，而由严嵩自行票拟时，由于严嵩已经八十余岁，票拟往往言词不清，甚至前言后语相互矛盾，经常不合世宗朱厚熄心意，严嵩便渐渐失去了世宗朱厚熄的宠眷。这时，又有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熄的信任。一次，世宗朱厚熄问兰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贤，兰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说：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熄又问：上仙为何不降灾除奸。兰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说：留待皇帝正法。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朱厚熄便把严嵩罢职，其子严世蕃谪戍边地。这件事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可是，目无王法的严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继续在乡里横行霸道，夺人子女，掠人钱财，甚至私通倭寇，潜谋叛逆，民愤极大。后来，御史林润掌握了以上材料，就将严世蕃逃回原籍，诽谤朝政，专横乡里，图谋不轨等罪行上疏给皇上，世宗朱厚熄见到奏章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严世蕃逮捕入京，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将严世蕃斩首。当恶贯满盈的严世蕃临刑时，市民们纷纷持酒观看，无不拍手称快。次年，严嵩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终年八十七岁。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严嵩柄政，朝政腐败，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恶果。首先，由于国家岁入已不能充岁出之半，财政濒临绝境，国家已经到了几乎不能支持的地步。其次，由于国力削弱，边防废弛，造成北方俺答贵族军骚扰和东南倭寇猖獗，从而给人民招致了深重的灾难。再次，由于边防费用大增和世宗朱厚熄斋谯(请道士设坛)、营建之费有增无减，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岁用银已达五百九十五万两。于是增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加派从此始。此外，盐课也大量增加，两淮盐课达百万银两之数。这些加派、增赋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总之，严嵩专权柄政的二十年，是明代朝政大坏的二十年。严嵩的一生，是一个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一生。所以，一代权臣严嵩，只是一个被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历史人物。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惟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惟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惟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惟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惟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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