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变少会得什么病:知道长征故事的说啊

长征故事(1) －－ 从阻挡串联说起

红卫兵长征，正规的叫法是"步行串联"，是为了避免铁路的压力太大，中央在66年11月底发出号召，还有一篇文章《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所以大家都叫长征了，也都成了"长征干部"。我经历的长征很短，都没有走出省，清平还走到了北京，比我强。

说起串联，我还有过一段阻止串联的经历。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很多学生开始往北京跑，顿时火车站挤满了人，学生们不买车票就冲上火车，秩序大乱。铁路和市委求助于红卫兵，我们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商量了以后觉得人都跑光了学校的文革没法搞，就决定阻止北上串联的行为。我们在火车站摆了三道防线，站外一道，检票口一道，站台上一道，看到学生模样的就拦下来。我是在站台上的，是最后一道防线。有学生冲上站台的就叫他们回去，有些硬冲的就拉下来，再不听的就拿皮带抽。我那时个子小，只有一米五，不象现在大胖子，我拿了个手提扩音器，声嘶力竭地一遍遍喊着"革命的同学们，我们应该留在学校里，把文化大革命搞完了，大家一起上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么弄了十来天，终于抵挡不住革命的潮流，831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我们自己也赶快溜上车，跑出去串联了。出去后先到了长沙，住在虫二楚天他们的长沙一中，晃荡了十几天。他们的饭真难吃，没什么肉，就是辣椒，辣死了，每顿饭都是受罪。跟着我们又到了武汉，一伙人参加冲击湖北省委，批斗张体学，最后湖北省委收买我们，给我们的人每人送了一本精装版袖珍毛主席语录，大家撤兵。武汉的伙食很好，有热干面、豆皮、鸡汤等等，当时算是很好吃的东西了，比起湖南真是天堂。到了九月下旬，学校来电报说十一有接见，要我们赶快上北京。我们在九月二十五到了北京，听说有名额上天安门，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决定比谁的爸爸官大资格老，终于选出了几个上天安门的代表。

十一那天国庆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闹腾了大半天，我们都累得半死，不少人挤去邮电局打电报给家里，说是见到了毛主席，我就没有这个兴趣，跑到西单去玩了。十一那天晚上，毛主席准备到群众中来，再搞一次轰动，谁知出了个大麻烦，这个麻烦讲起来也是惊心动魄，结果毛主席把我们红卫兵晾在一边了。所以66年国庆的晚上，毛主席没有什么镜头出现。

过了国庆，又晃荡了几天，我们就回家了。火车上二天二夜的那个挤，真是可怕。最重要的就是占领厕所，否则一路受罪，男孩子还好点，拿个茶缸就可以尿尿，女孩子就倒霉了。回到广州，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好从火车站走回家。

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我们成了批判对象。因为我们是搞血统论的，和北京老兵（后来组织联动），长沙红保军，武汉三字兵，西安红色恐怖，沈阳红后代是一样的组织，被陈伯达点了名的。一时间学校里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灰头土脸。但是我们真的回到学校还是有不少同学害怕我们，于是派出代表和我们谈判，要我们离开学校。我们自己也觉得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出路何在呢？在校外游荡了一些时间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文章，我们就商量要走出去。去哪里呢？找了好多地方，都不能统一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到四十二军的潼湖农场去，我们有个同学他父亲的部下在那里当师长，他同意接纳我们。

风声鹤唳中，我们竖起一杆"长征队"的大旗，告别了正在批判我们的学校，踏上了征途。（很有点当年红军逃离根据地的味道呢）

长征故事(2) －－ 三件宝和再见小鸭子

长征队一共有五十三个人，除了我们本校的还有外校的四个。为了长征，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还向真正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和老军人们请教过各种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地图和行军路线，制定了行军时间表，棉被衣服水壶饭碗等等必不可少，武器每个男生一件，我带的是一把三角刮刀。为了对付疾病，我们准备了很多药品，配备了二名女卫生员，是初三的桂英和文慧，在我们长征的路上，她们是非常有用，最受欢迎的人，在长征路上，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伤病了。我还带了三件宝贝，是一般同学们少有的：小军用蚊帐，一幅绑腿，二双和尚袜。那个蚊帐只有一人宽，一米八长，很轻巧；绑腿是土黄色的；和尚袜的底子是双层纳线的，很结实，袜筒是粗布的，比较长，绑扎后不易进沙尘。这些都是母亲给我的，是她在部队时用过的。母亲说和尚袜边上抹点肥皂，长途行军脚不易打泡，我日后果然没有起泡。走前母亲还教了我怎么打绑腿，教了几种方法，我只学会了一字法和鱼鳞法。其实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行军速度不太快，每天走的距离不太远，打绑腿没有什么用处，不打腿也不会肿。我还带了一个神密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做的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12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们出发了。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大部分人都回到学校，住在了教室里，第二天天未亮，我们就悄悄集合完毕，悄无声息的开拔，给当时的气氛平添了几分诡秘色彩。我们这一大群在全校师生关注中心的人突然消失，使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顿时失去了靶子，引起了种种猜测。人们都认为我们肯定是北上了，甚至有人提议去拦截我们，却没有人想到我们是向东再向南，一直朝着边境线走去，如果这个行踪暴露，绝对是一场大轰动。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在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走出了五公里多，天也亮了。第一天领队的是张果老（外号），他叫大家休息吃东西。吃完后我们然后继续走路，这时离开学校远了，人也轻松多了，我们如潜龙入海，意气风发起来，一路上不断地唱起歌来。有人提议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作为我们的队歌，我和几个队员不是很同意，就唱起"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把最后一句"再见吧小鸭子我去上学了"改成"再见吧小鸭子我去长征了"，后来唱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实际上的队歌了。

第一天的路程不是很远，大概就是二十多公里。但是我们的队伍里也出现了走不动和掉队的人，我被安排在收容组，陪着那些一瘸一拐的同学慢慢走，跑前跑后的，无形中我每天多走几里地。那时我们组织比较严密，有队委会，尖兵组，收容组，后勤组，卫生员，鼓动员等等。整天都走得很慢，下午时分大多数人就走不动了。我们只好找了一间学校宿营。后勤组的人打好热水给大家洗脚，这时才发现有一半多的人脚上打了泡，有大有小，洗脚的时候咿呀鬼叫。两个卫生员忙不迭的跑来跑去，她们用针灸用的针在那些人脚上的泡泡小心的刺个孔，再用头发穿进去，让泡里的水流出来，她们把那些男孩子的脚鸭子抱在怀里也没有任何忌讳。我的脚没有起泡，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脚上起泡的男孩子们享受她们的温柔。不过，第二天我的运气就来了。。。

长征故事(3) －－ 小算盘，三光行动，鱼石软膏，她的发香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第一天的疲劳使得我们在第二天晚起了许多，吃完早饭，出发时已经是八点半了。好在昨晚两个卫生员的辛劳，除了个别人，绝大部分脚打泡的队员已经消了泡，恢复了体力。这天的任务不轻，第一天我们只走到了黄埔，今天的目标是中堂镇，行程四十多公里。这对于没有经过多少锻炼的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平均速度只能达到四公里左右，全程就要走十个多小时了。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齐步走！"在这重复过几十上百次的口令声中，我们排着整齐的两路纵队，男生在前女生在后，齐步出发了。我们走进了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心情比前一天更好了，已经收割完晚稻的田里，新播的紫云英长出嫩叶，田基上的一排排香蕉树幌动着大扇子一样的蕉叶，在北国寒古隆冬的时候，岭南依旧是翠绿一片。因为我们几乎穿着清一色的黄军装，加上步伐整齐，农民们都以为我们是解放军，年轻姑娘们和我们相遇时用斗笠掩面而过，小伙子们则大喊"大军同志，唱支歌来听！"于是，我们用歌声回答他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

走过长途路的都会知道，排着整齐队形走路是很闷的。走着走着，随着各人速度快慢，队伍就走乱了，最后走成了一堆一堆的散兵游勇，平时要好的朋友们自然走在了一起，讲起各种奇闻轶事，也互相逗趣取闹。有个同学平时比较抠门，口袋里经常装着各种零食，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嘴里塞，如果别人发现了管他要时，他总是说"这是最后一个了，这是最后一个了"，大家都叫他小算盘。这天路上高三的老头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当讲到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对刘备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小算盘突然插嘴"人和不如，啊，啊，啊，人民币！"一伙人哄堂大笑，算盘这个名字叫得更加响亮了。现在他是房产商了，真正的算盘，也许那时的精明奠定了今天的基础。

在行进途中，我们搞了一次强行军，为的是试验究竟能走多快，一小时下来，累得半死，走了六公里，整个队伍拉的有一公里多长。强行军后走路的速度会猛然下降，得不偿失。后来我们的行程都是以平均速度四公里来安排的了，就轻松一些，可以长时间坚持。

行军到底是个苦差事，六七点钟时天色暗了下来。今日灯火通明的珠江三角洲那时却是漆黑一片，天黑了，心情没有那么好了，脚步也沉重起来，偶尔有汽车驰过，我们赶紧侧身，躲避被卷起的滚滚沙尘。好不容易在晚上九点左右，我们终于走到了中堂对面的河边，尖兵组的人因为没有找到渡船，急得到处乱转。在磨蹭了半个多小时后，找到一条小船，分几次把我们渡过了河。过河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我们又饿又渴，都很土匪了，我们冲进公社食堂，把炊事员从被窝里拉起来给弄吃的。我们先是把水缸里的水喝了个精光，炊事员找来一萝筐白天吃剩下的米饭，因为没有菜，拿了一桶酱油给我们。我们每人分了一小碗饭，再把酱油全部倒出来，浇在饭上，开始狼吞虎咽，都只是吃了个半饱。那晚，公社食堂被我们扫荡得水光饭光酱油光，我们称之为"三光行动"。中堂酱油的香味在我的鼻子里存在了很久很久，以至于90年代初我在东莞开办一间服装厂时，还专程跑到中堂去"食过返寻味"，结果是大失所望。

饭后，我们到公社小学里安顿下来，在等待后勤组的人到食堂烧洗脚水的时候，我听到文慧叫我，我过去了。她一边打开药箱，一边问我："你的手怎么样了？

"我的左手手腕上在出发的前几天长了个疖子，红红的有些痛，当时我问过她要不要紧，她看过后叫我到卫生所敷上鱼石软膏，说过两天疖子就会穿了，脓流出来就好了。她坐在凳子上，叫我把手伸出来给她看，说着就来拉我的左手，我本能地把手一缩，她"嘿"了一声，又来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拉，我这回没有缩，她用的力大了，我握着拳头的左手一下就捅在了她鼓鼓囊囊的胸脯上。文慧抬头看着我，眼里露出凶光，我也很迷惑地看着她。过了一会，也许她发现我确实没有什么邪念，就开始缓和了。文慧拆掉我手上的棉垫，她的左手握住我的左手，右手用棉签蘸着消毒水把我手上的鱼石软膏清洗掉，这时她离得我很近，她的头就靠在我的头下面，一阵女孩子的发香飘进我的鼻子里，加上我的手被她那细嫩的手捏着，真是有点昏昏然。那时的我对于男女之情还在很朦胧的阶段，身体没有发育，还没有一种主动去接近女孩子的冲动，梦里"尿"湿裤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情，然而这种接触还是让我很兴奋的。我低下头看她，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她不胖，脸的模子很端正，特别是她的一弯柳眉，刚才发怒的时候倒剪起来，现在平卧着，很是动人。正着迷时，手上一阵疼痛，原来文慧挑开了我疖子的脓头，把脓挤出来，一直到挤了不少血出，她才住手。她在清洗了我的伤口后，拿出一支四环素眼药膏，抹到我的手上，再包上棉垫，贴好胶布。我有点怀疑的问她"怎么用眼药膏？"文慧瞪了我一眼：

"眼睛都能用，手还不能用？你不知好歹啊。"

那天晚上很久都睡不着，由于这件事的启蒙作用，我开始观察哪个女孩子长得怎么样，其实观察的结果是，年轻的女孩子都长得不错。。。

长征故事(4) －－ 猪油惹祸，晚会上他和她的眼神

起床哨响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睁开眼睛，昨夜一夜没睡好，脑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会是文慧的眼睛和眉毛，一会是她的手握着我的手，一会是我的手碰到了她的胸脯，走马灯似的来回转，醒来有些头痛。洗脸时见到文慧，我好象感到心里有鬼，赶快避开。

吃早饭了。炊事员因为觉得昨天晚上有些对不起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去运了百来斤河粉回来，炒了二大锅炒河粉，还放了很多空心菜，绿油油香喷喷的，我们早已饥肠咕咕，每人都吃了两三碗，直到吃不动为止。交饭钱时，炊事员还说我们交多了，只收了每人一角五分钱。珠三角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吃饱喝足，我们站好队，排头的旗手征民哗啦一声挥开了队旗，在当日队长马骝的带领下我们出发了。初升的太阳刺得我还未醒透的眼睛有点睁不开，队伍走得很快，中午时分，我们就走出二十来公里，进入了东莞县的县城－筦城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它简直就是一个缩版的广州，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任何一个镇，其繁华程度都是北方的县城无法相比的。一条条青石铺砌的街巷，一排排的小卖铺和商店，摆卖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商品，令我们看得眼花，虽然我们是在广州生活，却也是都在住的附近活动，很少到繁华的地方去。摸摸口袋里的钱，我真想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

先到的尖兵组的人把我们引到筦城大饭店，这里的人对红卫兵热情有加，特意腾空饭店的第二层楼面，专门接待我们，并且按照饭店的方式点菜上菜，顿时我们大有奢侈的感觉。这顿饭有四菜一汤，油水特别足，吃的我们满嘴油光，长征路上有如此佳肴享受，实在大出意外。收钱的时候，价格并不贵，每人三角钱。在吃完饭后，我和几个人提出游玩一下东莞县城，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说我们是出来革命的，不是游玩的，队委会里也是意见不一致，我们开始争吵起来。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卫生员桂英跑过来对着队委会的几个人喊道："不好了，古丽和艾丽病倒了！"

古丽和艾丽是一对新疆的维族姐妹，民族学校学生，不知是谁的关系，她们号上了我们的队伍一起出来长征。她们二人是伊斯兰信徒，完全不吃猪肉的，连猪油的味道也受不了。前两天她们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或者干吃点米饭，今天有个大饭店，队委会就想为她们改善伙食，叫饭店炒几个鸡蛋，煑一个菜汤给她们，还特别嘱咐饭店不要放猪油。可是，饭店师傅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洗菜锅。那时饭店炒菜多用猪油，虽然是用花生油炒的鸡蛋给她们吃，但是里面还是有猪油味道，她们吃下去以后就出毛病了，古丽和艾丽不断的呕吐，身上还起了过敏的红疙瘩。我们有些回族的同学，偶尔吃点猪肉，也不见得有什么事，像古丽和艾丽这么严重的反应，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吓得够呛，赶快把她们抬到附近的东莞机电厂医务室，洗胃、打盐水吊针，桂英和文慧也给医生打下手帮忙。闹腾了一阵子，她们总算缓解过来，但是我们这天是走不了了。下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筦城逛街，大家有买用品的，有买零食的，我偷偷的买了一个扣肉罐头。

晚上，队委会为了活跃一下今天的紧张气氛，加上大家也休息了半天，晚上也不累，就决定开个联欢晚会，节目由个人自报自演。晚饭后，在工厂的礼堂里，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圈，开始表演节目。自从大串联开始，我们这群人就没有这么齐整的聚在一起了，晚会显得格外热闹，引得工厂的工人们也都一圈圈的围了上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马骝高亢的朗诵声中，晚会开始了。第二个节目是曙光那段非常受欢迎的快板："有个美国军官ABC，外号叫做土豆皮，，，只听叭的一声响，他倒地来了个嘴啃泥。"接下来的三句半《越南人民打得好》、对口词《批判教育黑线》，都很不错，解放和支前一对双胞胎兄妹的对唱"兄妹开荒"，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把晚会推到高潮的是谢中华的"旗舞"，给他用二胡伴奏的是诚力。他们都不是我们学校的，中华是一个中学的宣传队长，诚力是艺术学院民乐系的学生。在二胡拉出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乐声中，中华高举一面红旗出场，走场、舞旗、金鸡独立、亮相，接着在诚力有意加快的伴奏催促下，他不断的滑步、劈叉，几个不停的旋转，把红旗舞成了一团火，最后连串的空翻，红旗在他的身下漂过，当他戈然停止，举旗做出造型时，我们喝彩声叫成一片，一直盯着中华舞步的小凤不停的拍着巴掌，直到大家停了她还在拍。中华在前面挥着旗打拍子，我们一齐唱起了"红旗红旗革命的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你"，顿时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厮杀拚搏的战场。在这一阵狂热的高潮过后，似一汪清水从帕米尔高原流下，给我们发烫的胸膛注入了清凉的温情，两个身穿浅绿色长裙，头戴小圆帽的姑娘，轻盈的飘进了舞场。古丽和艾丽，经过下午的休息，喝了文慧给她们做的鱼粥，已经恢复了过来，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是不肯放过这个晚会的。古丽和艾丽顺着观众圈子，边唱边舞边走，在舞到男生面前时，总要用火热的眼光进行挑逗，脸皮薄的男生赶快转过脸去，脸皮厚的就大声嘘叫。在她们舞到场地中央的时候，又有一个盛装的姑娘冲进了舞圈，古丽和艾丽围着她转了起来。这是个高挑个的漂亮姑娘，文革前从舞蹈学校转学来我们学校的，她的舞技不在两个维族女孩之下。三个人边唱边舞，唱的什么我们基本听不清楚，只听到反复的一句"美丽的姑娘玛丽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女同学叫做玛丽莎了。当她舞到我们面前时，她的眼光射向我身边的北战，完全像维族女性那样的进行挑逗，北战嘴里嘟嘟囔囔的说"这么恶心"，眼睛却没有离开过玛丽莎。最后，"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晚风中传播着牧人的笑语，马头琴声四处飘荡"的歌声响起，这是北战的压轴独唱"不忘阶级苦紧握手中枪"，歌喉并不是很好的他，非常投入的把一曲草原悲歌演绎得催人泪下。当他唱到"复仇的决心催动着骏马，奔向那红旗飘扬的远方"时，我发现玛丽莎的眼里闪着泪光。

晚会散了，我们三三两两的走回住地，我走着走着，突然被人狠狠拍了一下肩膀，队长马骝把我拉到一边，沉着脸低声问我："你今天下午买了什么？！"我不禁暗暗叫苦：惨了，我的扣肉罐头！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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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5岁少年 率171人加入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打“扇子队” 少年军人名声大振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但没过多久，绷带吊起伤臂的任老再次活跃于山间的村庄里。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一过草地 竹签穿透他的脚掌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说起荣誉 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次，任老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战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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