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滚动 头部固定:高手帮帮忙!查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资料,以“难忘的历史"为题,写一段话.(不少于30字)

入侵东三省 日本充当法西斯急先锋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照侵略中国的预定计划，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此扶植了溥仪为皇帝的伪满洲国政府。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武力侵华的序幕，也使日本成为亚洲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当记者前往沈阳采访研究“九·一八”的相关人士时，以“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井晓光馆长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提醒记者，“'九·一八事变'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九·一八侵略战争'，而中国抗战的起始时间也应该从这一天算起，同时在这里中国人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74年过去了，记者在哈大铁路线（原南满铁路线）从大连起404.444公里西侧单轨接头处看到，当年轰然一声巨响过后，震惊了世界的柳条湖附近的这段铁路上，至今列车仍频繁往来于其间。“在2001年，我们经过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的邢安臣教授20年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并在‘九·一八’的见证人胡广文老人的证实下，终于准确地确认出当年日军爆破点的位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崔俊国先生说。
　　“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
　　当年，“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暗了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九·一八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1956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那晚的夜色。而据当时居住在南满铁路柳条湖西侧200米的胡广文老人回忆，这天他家里除了爷爷没在家，其他人跟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躺下休息了，当年只有3岁的胡广文还睡在奶奶的怀里。像胡广文家一样，再过10天就要收割庄稼的附近村民，在这天也都早早地休息了，没有察觉出任何异常。
　　此时，在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饭店”里，一场招待日军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的酒宴正在举行。建川此行的目的是，奉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之命压制关东军的策谋计划，而他本人对这个计划却持赞成态度。当晚，关东军少佐花谷正用从法国进口的威士忌频繁向建川美次敬酒，当嗜酒的建川喝得有了些醉意后，花谷正独自回到了奉天北城的关东军作战室里。在这里，阴谋的另一个主角板垣征四郎大佐显得有些焦躁不安，这位日后在东京审判庭上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此刻的心中也没什么太大的把握，正在作战室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自己的座右铭：“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在位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总部这边，刚刚上任不久的司令官本庄繁正在享受着泡热水澡的惬意。他对当晚即将发生的事情似乎还没有什么察觉，而跟随他在前一天来到旅顺的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早已为这场历史大事变做好了准备。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赵杰先生向记者这样描述了“九·一八”当晚日方的情况。
　　炸药包在铁轨两侧爆炸
　　10点20分左右，在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上，精通爆破的今田新太郎大尉早已将42个黄色方形炸药包准备好。在他的现场监督下，具体负责爆炸活动的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点燃了引信，炸药包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爆炸，“轰”的一声巨响，铁轨和枕木四处横飞。
　　尽管胡广文当时只有3岁。但那声巨响让他终生难忘。“10点多钟，轰隆一声，我家的小平房顿时坍塌，不到周岁的小弟弟当场被砸死，母亲的三根肋骨被房梁砸断，父亲的小腿被炸伤血流如注，我和奶奶被埋在了废物和尘土中。全家人哭着喊着，叫唤得都不像人声了。村子里的其他40几户人家也大都伤亡惨重。”胡广文曾经回忆说。
　　由于那段时间日军一直在进行军事演习，白天，日军又在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北大营的官兵们似乎对日军近日来的异常举动并没有投入太多关注。“晚九点熄灯号后，士兵均已就寝，十时许突然从西边传来地雷爆炸的巨响，不久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此时我正躺在床上，看张恨水著的小说《春明外史》。闻声后判断是日军在挑衅，立即传令各排士兵集合起来整装，领取枪弹，到集合场上集合。”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独立旅的连长姜明文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上面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
　　据当时驻沈阳北大营东侧500米无线电台院内的卫队步兵总队赵明义排长回忆：“爆炸响后，开始还有人开玩笑说是东小街娶寡妇的吧？可是后来听到密集的枪炮声，才知道是日本人动手了。”此时，在北大营内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会没在营房，3名团长中有2名归宿在家中。“最最要命的是，事发当晚第七旅的武器全部封存，一些掌管武器仓库钥匙的军官也外出未归。”“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崔俊国先生说。
　　记者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一幅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经过图上看到，当时的北大营内驻有三个团，汽车队、骑兵队、军乐队应有尽有，甚至在北大营的东北角还有一支拥有12辆轻型坦克的坦克队。“当时驻守北大营的独立七旅可以算得上是全东北武装最现代化的部队了。”井晓光馆长认为。据记载，“九·一八”当晚，驻守在北大营的独立7旅，约有7000人，军官大部分来源于东北讲武堂，少数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在当时的军队中算是拔尖的。
　　据独立七旅军士队总队长李树桂回忆：当时，部分爱国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机械弹药。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吼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有许多士兵已装弹入膛，准备还击，在这紧急的关头，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什么“军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什么“对进人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对于上司传下来的“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官兵中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带队的军官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尽管上面有道道命令，并没能阻止爱国官兵的抵抗。在日军逼近七旅营房时，参谋长赵镇藩、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商议，决定还击入侵之敌。于是，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的林阴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愤怒和正义，向日军开火了。机枪、步枪吐着仇恨的火舌，向鬼子兵射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半夜3点多钟。“在北大营一夜激战，日军伤亡25人，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3人。虽然双方损失的差距很大，但至少说明中国军队还是有抵抗的。在'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赵杰先生说。
　　在原沈阳北大营遗址，记者已经找不到丝毫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遗迹，只有北大营的地名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历史。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北大营附近的村子里丢了两个孩子。苏军进驻北大营后找到了这两个孩子的尸体。苏军审讯了参与杀害孩子的日军凶手，得到的杀人动机是：20年后我们还会回来，到那时这两个孩子就是抵抗我们的力量。“众所周知，20年后他们并没有回来，我们却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记住历史并不是要让我们记住仇恨，但记住历史会让我们更加奋发图强建设我们的国家。”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赵杰先生最后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北青)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这次战役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平型关战役
　　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
　　9月23日，第115师派出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以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日军。24日夜，又以3个团的兵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等待来犯之敌。
　　25日7时许，日军第5师团（板垣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敌军的车辆自相碰撞，人仰马翻，乱成一团。这时，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
　　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淞沪会战与“八百壮士”
　　卢沟桥事变爆发37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
　　1937年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8月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
　　在战役的最后阶段，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4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与此同时，上海人民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支持和鼓励着壮士。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了四行仓库，支持壮士们抗击日军。战至30日，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中国守军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次英勇作战，中国军队以寡敌众，共毙日军200余名，被国际社会赞为奇迹。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制造柳条湖事件

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原则上规定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而沈阳是东北四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决定选定沈阳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并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击破”，“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石原莹尔和花谷正等人精心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日本武藏大学教授岛田俊彦在他编著的《满洲事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六月底（1931年），在策划参谋旅行时，石原和板垣对关东军的部分人员说，九月下旬，要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协助这一计划。花谷和今田新太郎大尉（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首先参与商谈。不久，又要求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予以合作。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一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来到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虎石台）处，摸川岛的底细，问他：‘关东军如果动手的话你打算跟着于吗？’川岛也是河本大作在第十连队（小仓）时的部下。川岛和小野一到花谷那里，花谷就说：‘不想于的人干脆回中央’，接着对北大营占领计划作了说明。最后在特务机关二楼召开会议，今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两、三次聚会后”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
板垣与石原等人制定的柳条湖事件具体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2.5 公里处的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更重要的是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攻击；二是时间安排在9月28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为实施这一计划，他们慎重地物色人选。“因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泄露秘密很危险，所以在人选上是颇费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给一般非军事人员去做，无论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军人才是上策。”板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让他俩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也参与其事。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密令。花谷正考虑“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他这里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岛正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1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2中队长）、儿岛少佐（驻奉天第29联队附）、名仓少佐（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三谷少佐（奉天宪兵队）等、使他们知道并支持计划，以便届时向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
9月14日，抚顺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召开了一个非常时期的紧急碰头会，参加的有抚顺警察署长、车站站长及在乡军人分会长，川上在会上透露说：“抚顺中队在万一的情况下，担负着奇袭奉天机场的任务。”这一情报传到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耳里。翌日，林久治郎便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一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9月初，日本国内就有关东军少壮军官要在东北动武的传闻，曾引起内阁乃至天皇的注意。尽管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贵族院等在“满蒙问题”上热衷于强硬主张，但内阁的多数成员还是支持币原外交的。接到奉天总领事的电报后，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南次郎等考虑到“除安达内相以外的大部分阁员都还缺乏认识的今天，还得要忍耐”，“于是乃派参谋本 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并给本庄带去一封信，信中说：“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建川美次是板垣等人的积极支持者，他赞成尽早发动“事变”。因此，他在从东京出发之前，曾示意桥本欣五郎拍密电给关东军板垣等人，要其提前行动。……九月十五日，板垣接连收到9月14日晚桥本拍来的三份电报。夜幕降临后，在奉天特务机关进行了最后磋商（出席的人有石原、板垣、三谷、今田、川岛、小野、花谷、儿岛和名仓梁少佐）。花谷宣读了桥本的来电，内称：‘败露，建川去前动手。’结果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就此罢手太遗憾，还是采取断然行动（今田）；有的主张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另找时机（花谷）。双方争执不下。”到十六日早晨，住在沈阳馆的石原给三谷打电话，三谷急忙赶去，石原重又对他说：如果守备队想干就干吧！立即把今田叫来，让川岛中队长负责执行任务。板垣只说了一句‘是吗？还是要干吧，’于是终于决定动手。十六日凌晨二时，特务机关的会议结束后，花谷说过：‘等看到建川后再决定吧。’今田当时反对这一意见，坚持说：‘务必要在看到建川以前，锐气未减之际动手。’令田这次被石原叫来，听说要动手，高兴得跳了起来，赶忙把川岛叫来，要求他在十六日以前动手，越快越好。但因来不及准备，最后决定十八日动手。”

爆破铁路

9月18日，板垣在完成了有关柳条湖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又进行了一遍检查后，才去迎接从东京赶来的建川美次。他安排花谷和建川一起在“菊文饭馆”饮酒交谈，便匆匆地赶回特务机关，等待着他谋划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具体执行者今田，已经准备好了42个黄色方形炸药包，并告诉他中队里的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今晚动手”。川岛中队立刻检查装备，摆好了全副武装演习的架势，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川岛率领一百零五名部下向文宫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沟爆炸地点三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前面一带。具体进行爆炸活动；河本，他属于柳条沟分遣队。河本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现场，把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并将它点燃起来。这时正值晚上10时20分左右，即距预定于晚10时40分到达奉天的快车即将通过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对这天晚上的情形，花谷正在1956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有更为详尽地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制造舆论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令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宫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任务的今田，此时也挥舞军刀，杀向北大营。其他各部队也都按计划进入各自地点，担负起警戒、联络和进攻任务。事件发生后约1小时，即9月18 日夜11时18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宫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不在沈阳）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十八日晚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奉第205号）。
接着又发出第二封电报，编造说：
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十一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奉第208号）。
事变爆发后，关东军除向军部谎报军情外，急忙大造舆论，谎称“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9月19日上午9时，便在沈阳城中张贴出早已准备好的石印大布告，诡称。“华军之破坏铁路，攻击守备队”。9月20日，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以显赫的大字 标题，报导“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20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当局协议结果认为：“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同日，东京各报纷纷就所谓“奉天事件”发表评论，认定“此次事件之发端，由于破坏满铁”，因而“日军此次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便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对此，事变当时中国方面已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用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曾于9月19日，到沈阳调查过事变的记者乔·毕·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柳条湖现场的情况：“我在本庄司令部会见了旧友上肥原。见到在司令部前广场上堆积着铁路被破坏了的部分物品，还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我们看。越过高粱地来到现场，只见现场已经完全清扫完毕，换上了新路轨和两根新的枕木；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这种作法大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台湾东北问题研究会编辑的《“九·一八”事变》一书中，在“九·一八事变之责任者”一节中有一段记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学博士）系前日本中央公论主笔，为日本名士，记者友人，曾于事变后，访问于其东京私邸。即以事变真相，并历陈证据，证明铁路爆破确系日本守备队之行为时，被答，此中内幕，确如贵谈，然内田满铁总裁，已照实报告政府，同时外务省接各方外交官之报告，亦知事变为日军计划的行为也。

历史见证

尽管日本关东军如何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假象，并向世界广造舆论，但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战犯们也不得不交待事实真相。
曾在1940年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8月在伯力写的笔供中供认：
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大将（中将），参谋长三宅大佐，参谋板垣少佐（大佐），还有其他青年将校）。侵略满洲是日本多年来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结果是日本政府及军部都支持了满洲事变。
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写的笔供中说：
……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刘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了这一地点。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
194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参加诉讼的各大国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先生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发言中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原文如此）日夜，被告人蓄意在南满铁路奉天以北的路段上制造爆炸事件并把此事归罪于中国人。损坏程度根本不那么严重，甚至没妨碍从长春向南开来的快车正点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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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历史,不朽的精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为了更好的了解,我读了《英雄人物》这本书.看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