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艘飞船名称:闻一多为革命献身的事迹

闻一多 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字友三，1899年生于湖北省浠水。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接受西洋美术教育。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在国内出版。1925年5月他回国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毅然南迁，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特务，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特务暗杀，年仅48岁。主要著作有《红烛》、《死水》、《唐诗杂论》、《离骚解诂》等。

　　“你可知‘MACAU’（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随着电视纪录片的播放，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在全国不胫而走。它的词作者，就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

　　五四之夜，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并成为清华园内学运的活跃人物；

　　把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创作了《七子之歌》，在1999年澳门回归时广为传唱。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便以鄂籍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那里度过了10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参加了多种学生团体并成为活跃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闻一多激情难耐，深夜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饭厅门前。这年暑假他破例没有回家，致信父母说：“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他在校参加了宣传，并作为清华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先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他在专攻美术时，又喜欢戏剧和酷爱诗歌。1923年9月，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由郭沫若协助在国内出版，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留美期间，弱国子民所受的歧视愈发激起闻一多对祖国的热爱。他说：“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对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他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创作了《七子之歌》。70多年后迎接澳门回归之际，《七子之歌·澳门》又被谱曲广为传唱。

　　1925年闻一多归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随后参加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并编辑《诗镌》。奉系军阀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后，闻一多南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长。曾亲绘一幅反军阀的大壁画，悬于黄鹤楼前。

　　早年信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有偏见。抗战时期目睹国民党腐败和人民困苦，遂走出书斋呐喊：
　　“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加入民盟之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身为名教授，却在课外靠刻字养家。昆明警备司令以重金请他刻印章时，却嗤之以鼻。

　　1927年以后，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转而成为谨严学者，研究领域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并兼及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令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此外，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其篆刻以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古文字功底刚柔得体，时人奉为精品。卢沟桥抗战炮声响起后，闻一多鄙视文人周作人等为家室所累而留城甘受敌统治，不惜舍弃多年的珍藏，为不当亡国奴在战火中只身南下。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信奉国家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只破坏不建设。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抗战期间他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他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3000余华里的步行团，深入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痛苦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1943年春，蒋介石抛出《中国的命运》一书宣扬新专制主义，闻一多认为是“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他读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深为其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发表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在大后方引起震动。他通过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详细了解到共产党的各种情况，发自内心喊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进步教授吴晗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

　　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没有“外快”的教授靠工资大都难以养家糊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国内名师，除上课外也要穿有补丁的破长衫，只好标价给人刻印章以维持全家生活。昆明警备司令慕其盛名，派人找他刻印并称可出重金。闻一多出于对国民党军警的鄙视，不顾得罪此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对其嗤之以鼻。

　　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案而起，面对台下特务威胁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坚定地表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几小时后，他在回家路上便被特务打死；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如今闻亭屹立在清华园内，前面有他叼烟斗的塑像。

　　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写下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和宣言。特务学生对他极为仇视，在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中张贴恐吓传单，故意将其名改为类似俄国人的“闻一多夫”。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当局竟出动由特务等组成的“军官总队”，冲入校园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已极，亲赴烈士灵堂祭奠，并手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在为四烈士举行的出殡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列。

　　1946年夏，西南联大解散，闻一多也想随师生北返清华，却苦于全家搬迁费用而滞留。这时国民党当局认为昆明民主力量削弱，又嚣张起来，于7月11日夜间用无声手枪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当时一些名学者跑到外国领事馆要求避难，市内又盛传黑名单下一个便是闻一多，地下党通知他暂时隐蔽。闻一多却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参加了15日下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会上本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介绍丈夫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特务却叫嚷捣乱。闻一多忍无可忍，对着会场内的千名师生和嚣张的特务，发表了一生中著名的最后演讲，宣布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他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五时许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便遭军用吉普车内冲锋枪扫射而死，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负重伤，凶手则驱车扬长而去。这一“李闻惨案”使中外震惊，周恩来在南京愤怒谴责说：国民党进攻共产党，双方都有武器还可以对打；对李、闻这样手无寸铁的文人竟也下此毒手，而且还要采取怯懦的暗杀方式。面对全国声讨浪潮，军统便出面诡称是其成员听到闻一多“辱骂领袖”，因“义愤”擅自开枪而非上峰指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的精神，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后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下的批语中，又称颂闻一多“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几十年后的清华园中，已分别矗立起闻亭和自清亭。闻亭前屹立着闻一多瘦身材、戴圆眼镜、叼烟斗的塑像。石碑上刻着他的名言：“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五四狂放诗人最终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闻一多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升华。

　　闻一多的人生充满变化。他曾是以《红烛》、《死水》而饮誉一时的诗人；继而从感情奔放的诗人转为冷静的学者；最终走出书斋，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这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一以贯之，即无论是诗人、学者还是战士，闻一多总是在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

　　从少年时代起，闻一多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赴美后看到的巨大反差更增强了他的爱国情怀。正如他所说：“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她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想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中寻找医治民族病症的药方，在书斋内探寻无效后终于走上了社会活动。闻一多早年曾信奉反共的国家主义，但他通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和不断寻求真理，终于端正了认识，在抗战后期转而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以为民主事业奋斗而不惜牺牲的事迹，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高升华。

童年

碧蓝碧蓝的天幕上印着几朵雪白雪白的云。

连绵起伏的青山脚下，一汪清澈的湖水，水中镶嵌着大片大片的荷叶。在碧绿如洗的荷叶中，点缀着一支支荷花，雪白的、粉红的，时见晴蜒立在荷尖，常有黛燕掠过水面。一阵轻风吹过，荷花、荷叶刷刷地曼舞轻腰，远处湖面上泛起道道银波。这一切，在骄阳丽日下显得格外清新悦目。

这湖，名为望天湖，方圆约一万亩，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

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闻一多就诞生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

湖的北岸有一栋青砖瓦房，一进几重，高朗气派，一看便是名门望族。房子坐落在山凹内，屋后树木葱茏，门前是一垅稻田。这就是闻一多的故居，当年的闻家新屋。多年之后，闻一多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故宅：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这清灵、别致的文字勾染出了一幅活脱脱的水墨丹青图画，表现出闻一多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这美丽的自然景色给了幼年的闻一多以美的熏陶，家乡的明山秀水滋养了诗人、学者和画家闻一多。

巴河镇地处鄂东，位于巴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古刑楚属地，过去名蕲水县，现归浠水。巴河是浠水的第二大河，发源于大别山南麓，沿浠水县的西缘入江。据《浠水县志》记载，东汉光武帝在们期间，有一支来自名叫巴州那个地方的移民居住在这河口地带，从此，人们把这条河叫“巴河”，一直沿用至今。它上接鄂州、黄州，西连武汉三镇，下通黄石，连接九江，交通方便，物产富饶。这里尤以生产九孔莲藕而闻名。其藕洁白如玉，入汤久煨不化，入口滑爽柔绵，满口生香，因而驰名鄂东，清代曾定为宫廷贡品。

自古以来，巴河是难得的鱼米之乡，清嘉庆浠水籍状元陈沆有“日有千人撒网，夜有万盏明灯”的诗句描述。这里文化发达，素有戏剧之乡之称。一年四季的时令节日，龙灯庙会、婚寿喜庆、氏族修谱，以及各种民间佛事祭祀活动，都有演戏的习惯。常常一演十天半月，红男绿女，扶老携幼，这里看完了，又到那里去看。当地流传着“世上有，戏上有”，“少读儒书多看戏”的说法。闻一多也是一个小戏迷，不论巴河镇上或附近乡村演戏，他总是吵着要大人们领着去赶热闹。

闻一多看戏可认真啦！舞台上红花脸进，白花脸出，他都要问个清楚明白，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演员的一招一式，一哭一笑，他也能与之同悲同乐。“舞台小天地”里的忠*善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潜移默化，培养了他不畏强暴、扬善抑恶的正义感。闻一多还对戏剧中各式各样的古装人物服饰特别感兴趣。看完了戏，回家就对照乡像小说中的人物插图描描画画。时间长了，他所画的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等等都还有板有眼，颇受长辈们的称赞。他把它们装订成册。

后来，家里、村中的姑姑、婶婶、姐姐们，谁要绣枕头、纳袜底、做桃花抹衣，都找他画花样。这种早年的兴趣，后来逐渐发育成为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酷爱绘画、在美国留学专攻美术的内因。

闻一多在看戏、绘画的兴趣中建立了与他家长工韦的深厚感情。

韦奇年轻参加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从江西流落到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在闻一多家帮工。他为人厚道诚实，人缘好，身体也很好，七十多岁时还能扛粗杠子抬东西。他做事舍已，在闻家干了几十年，全家上下都很尊重他。

韦奇对闻一多很有感情。闻一多出生时，是他去叫的接生婆。闻一多一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叫“热症”，久烧不退，险些送命，甚至母亲已把装殓的衣鞋都准备好了。也是韦奇三番五次地去请医生、抓药，终于从死神那儿夺回了闻一多的生命。每次，韦奇从巴河镇回来总忘不了给闻一多带一个饼、麻花等街坊小吃。

每逢赶场看戏，闻一多骑坐在韦奇的肩上，两手抱住韦奇的额头，乐颠颠地听韦奇讲故事，解释剧情，说明舞台人物。回到家，韦奇又到处从旧书中翻找绣像画供闻一多临摹；又为他剪纸花，订画册，带他到后山或望天湖边写生。他疼闻一多，闻一多也很爱他，处处维护着他。韦奇有一个癖好：爱吃狗肉。但当时人们认为狗肉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入席，而且不能在灶台上烹制。因此，韦奇只好在后门架几块砖支个锅或鼎罐（一种形似古鼎有耳无足的炊具）煮着吃。然而，闻家还是有人对此看不顺眼，动辄责骂。闻一多却表示不以为然。一次，韦奇又烧狗肉吃，闻家有人要打他，闻一多让韦奇躲在自己的书房内，自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出面责问：“打人对不对？”

巴河镇素来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过去的蕲水县常以“清出状元明出相”辉耀史册。然而巧的是，这状元与宰相都集中在巴河镇，且相相距闻一多都不出三四里地。“相”，指姚明恭（1583～1644），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任户部尚书；“状元”，指陈沆（1785～1826），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鼎甲第一名状元，名噪京都，更饮誉乡梓。自后，巴河一带的乡民就把他们作为教育子女成才的楷模。闻氏是巴河一带的书香门弟，代有才人，曾出过进士2人，举人5人，贡生17人，太学生62人，秀才119人。倘若书香不继则是这种家族的饮天大恨。闻一多的家父佐逵公勤发奋，苦读书，长于诗词曲赋。他把树人的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先是建了一座“诱善斋学舍”，在家中宽裕时，又盖起了气派非凡的闻家新屋，并专辟“绵葛轩”书房。后来学生多了，更名为“绵葛轩小学”。

闻一多的父亲谱名邦本，又名廷政，字固臣，号道甫，排行第二，是清末的秀才，对国学有相当的造诣，是一位严谨勤俭的长者。早年参加过一些维新变革的活动，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潮影响。他深怀爱国救国之心，为人耿介正直，不愿随俗浮沉，在政界呆过一阵后，就退隐家园，深居简出，读书写字，延师督子，创办改良私塾，以辅导儿孙为己任。他有10个孩子，5男5女，闻一多是第4个儿子，谱名家骅。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共有嫡堂兄弟17人，闻一多排行第11，为了称呼方便，弟妹们都叫他“一哥”，子侄们称他“一伯”、“一叔”。

闻一多5岁启蒙，老师姓徐。老先生有些古怪，管教也颇为严厉，还是老一套的方法方法，学的也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等传统教材。不过，他教书很负责任，称得上一丝不苟，学生们对他敬畏有加。起初，闻一多年纪小，与兄长们比赛朗读，虽比不过，但他很认真，很要强。晚上，还随父亲念《汉书》，父亲喜欢把《汉书》中有趣的故事，特别是文人自小苦读的故事，讲给他听。幼小的闻一多竟能把白天徐老师讲的古人刻苦攻读的故事与《汉书》中的故事相比较。这使得父亲看在眼里，乐在心中。

闻一多6岁时，闻家又聘请毕业于师范学堂的王梅甫为老师。王先生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读书人，他在传统的课程之处，也都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教材，同时还选用梁启超的文章来教学生。因为这些文章浅近，有时代气息，贴近生活，孩子们倍感新鲜。他的传授方法也有变化，不让学生们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而注意运用文字的能力。老师教得活，学生学得也活。闻一多眼界大开，兴趣更浓。

孩子们的天性是好玩的。每当门外有玩龙灯、耍狮子，或有婚嫁的花轿经过时，孩子便心猿意马、吵吵闹闹地要看热闹。然而闻一多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发生，专心致志地读书。这种不受干扰、不随波逐流，却如“小大人”那样老成持重的读书劲儿着实赢得了家里人的一致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