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 阿根廷 南极:台湾为什么称小学、初中为国小、国中？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民国五十六年，国民政府於台实施土地改革已经颇有成效。基於为了根本消除恶性补习的病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教育建设，保证「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的成果能长久保留 ；因此，於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在总统府的国父纪念月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加速推动九年国民教育的训示。而除了以上的目的，实施九年国教亦有其战略目的，在阎振兴的回忆中，他指出：「蒋公欲求富国强兵，非从教育著手不为功。时值以阿战争之后，其胜负之数，完全系於国民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低，能不令人警惕。因之，我国国民教育年限之延长，几有刻不容缓之势…」 ；而在黄杰的回忆中，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是为了要让「恶性补习」成为历史名词，让国小毕业学生一律免试进入国中就学，按社区分发就读。
蒋介石於〈教育革新的注意事项演讲稿〉上指出：「此次国民教育的延长，不仅须视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与扩充，而尤应视为整个教育重建与革新之起点…」 ，因此。九年国教的推行就是要使教育成为生动活泼的教育，使此际遇成为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以抿除旧有教育政策被人讥为「静态的教育」的观念。而教育部制定九年国民教育所依据的为国父孙中山所 制定的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目的为实现国父民生主义的理想大计。
在隔年，九年国教实施的第一年，蒋介石在〈对国民教育九年至开始实施及国民中学开学典礼训词〉中提到：「此一国民教育之延长，不徒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实亦为整个教育教育革新的开端，特别是复兴中华文化的起点…」。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求提高知识，而是要提高公德，已造成现代国民的品格；故其先著，乃在求公德的实践，知能的发挥，群己的辨别。
三、 九年国教政策的实施准则：
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分为国民小学以及国民中学两个阶段 ，将原本的国民学校改称为国民小学；原本的初中，改称为国民中学 ......

主旨: 战后教育政策的制定--以九年国民教育政策为例
姓名: 善弘
日期: 14:49:45 6/11/103
内容:

国立东华大学 历史学系
指导老师：陈进金
题目：战后教育政策之形成—以「九年国民教育政策」为例
一、 前言：
战后国民政府迁台后，基於地方自治制度的成功推行，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皆大有成长。因此当时实施的六年义务教育已经有感不足；在民国五十六年的国父纪念月会上，已故总统蒋介石就提出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计画。所谓：「教育为百年大计」，透过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不但能稳定国民政府迁台以来的政治情势，更能透过教育进一步教育人民，以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近年来教育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可视为对旧有教育制度的重新审查及调整，尤其「九年一贯教育政策」更是打破九年国教施行逾三十四年来「六三」学制的年级区隔；教科书开放以审定制取代国编本后，对於国民教育的教育内容多有所改变。基於此，研究九年国民教育便是对当前的教育制度推行的加以回顾，并可藉此归纳出教育政策沿革的方向，掌握台湾教育实施的来龙去脉。本文仅就一、前言，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形成的时空背景，三、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准则，四、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以及五、结语五个部分来探讨此影响台湾逾三十数载教育政策的形成。
二、 九年国教政策推行的时空背景：
台湾光复后，大陆地区沦陷，为适应社会环境之实际需要，教育上已经有所调整。然而施行已久的学制都没有改变，流弊所及，已经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有识之士分提出了要改革学制的主张。对於国民义务教育亦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蒋建白便主张延长受教年限，他认为：「我国义务教育年限六年，目前已落人后，故准备延长九年，实为必要…」 。陈果夫则认为：「国民教育是建立国民基础的教育，人人必受，时间四年或六年」， 蒋梦麟则认为：「当时的中小学教育多侧重升学，事实上不能升学的学生反而居多」，因此主张改革学制。 常道直认为：「…中等教育开始之年龄较欧洲多数国家要晚二年，故毕业程度不能与之相比…」，因此主张改革学制。 而朱绘森则是以(一)世界潮流的趋势。(二)我国国情的需要。(三)蒋中正先生的高瞻远瞩。三个方面来分析实施九年国民教育的背景，於第一点，他指出二战后，世界各国竞相延长国民义务教育年限。各国之所以相继延长国民义务教育之年限，乃欲藉由国民教育之实施，达成国民之民族化、生活化、政治化、经济化、社会化之教育目标。第二点方面，他指出至民国五十六年，我国国民小学学龄儿童之就学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二。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议定原则，凡是学龄儿童就学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国家，即须考虑延长义务年限，因此，我国延长义务教育之年限是相当成熟的。第三点方面，由於金门地区於民国五十二年接受蒋总统的指示试行九年至国民教育成效颇佳 。遂之，全国起而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施行。
再者，民国五十六年，国民政府於台实施土地改革已经颇有成效。基於为了根本消除恶性补习的病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教育建设，保证「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的成果能长久保留 ；因此，於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在总统府的国父纪念月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加速推动九年国民教育的训示。而除了以上的目的，实施九年国教亦有其战略目的，在阎振兴的回忆中，他指出：「蒋公欲求富国强兵，非从教育著手不为功。时值以阿战争之后，其胜负之数，完全系於国民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低，能不令人警惕。因之，我国国民教育年限之延长，几有刻不容缓之势…」 ；而在黄杰的回忆中，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是为了要让「恶性补习」成为历史名词，让国小毕业学生一律免试进入国中就学，按社区分发就读。
蒋介石於〈教育革新的注意事项演讲稿〉上指出：「此次国民教育的延长，不仅须视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与扩充，而尤应视为整个教育重建与革新之起点…」 ，因此。九年国教的推行就是要使教育成为生动活泼的教育，使此际遇成为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以抿除旧有教育政策被人讥为「静态的教育」的观念。而教育部制定九年国民教育所依据的为国父孙中山所 制定的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目的为实现国父民生主义的理想大计。
在隔年，九年国教实施的第一年，蒋介石在〈对国民教育九年至开始实施及国民中学开学典礼训词〉中提到：「此一国民教育之延长，不徒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实亦为整个教育教育革新的开端，特别是复兴中华文化的起点…」。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求提高知识，而是要提高公德，已造成现代国民的品格；故其先著，乃在求公德的实践，知能的发挥，群己的辨别。
三、 九年国教政策的实施准则：
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分为国民小学以及国民中学两个阶段 ，将原本的国民学校改称为国民小学；原本的初中，改称为国民中学 ；而其课程是采取九年一贯的精神 。两个阶段所重视的教育准则、目标并不相同，兹於下概述：
(一) 国民小学教育：
国民小学教育应以伦理教育、生活教育为主，使其知食、衣、住、行如何合於礼义廉耻，以培养国民的良好礼仪；并以培育身心为第一，以维护学生之身心正常与健康。 国民小学的主要职能，在於统一民族文化，使全国国民具备共同的语言、文字、道德标准、建国理想，以期能一心一德，共同致力於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国民小学的课程编订，采六年一贯制，不再分为初级四年，以免重复。国民小学的教育目标，在於「国民道德的培养，身心健康的训练，并授以生活必须的基本知识技能，而以发展健全人格，培育健全国民为实施中心」。
(二) 国民中学教育：
国民中学接受国民小学毕业生，其教育目标在於「继续国民小学之基本教育，发展青年身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输民族文化，培育科学精神，实施职业陶冶，充实生活技能，以奠定其学习专业技能或继续升学之基础，并养成中拥爱国之健全国民」。 国民中学教育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为主，以启发其立志向上、爱国自强之精神，并强调对国民之基本知识、民族文化之渊源，以及自由及法治、处世与接物之分际，职业技能与一般事务管理之学习，使其认识责任与义务，并能实践不欺不妄之准则。 而对於国民教育后半段的恶性补习，应该事先预防，不再使补习恶风再次复燃。由上可见，国民中学之教育其实是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育。早在民国十七年〈中国教育之改造报告书〉即认为：「我国之中等教育应重视职业教育…」。 当时由於初中的容量不足，助长国校的恶性补习风气。普通中学课程专为升学而设，缺乏实用知识，不能升学者无一技之长，就业困难；而工职教育毕业生人数过少，根本无法适应工业发展的需求。 例如：黄杰在其回忆中便曾以民国五十五年美国雷士顿将军来台创立电子公司，却苦於员工知识水准不足，招不齐员工的窘境为例，说明当时职业教育训练实为相当缺乏，阻碍到台湾的工业发展。 而国民中学的课程则是以民主化、生活化、综合化、活动化、个别化为目标 。
四、 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
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经过蒋总统於国父纪念月会上的唱议后，随即昭见教育部长阎振兴、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及台北市教育局长刘先云，指示筹办九年国民教育的有关事宜 。以下就从中央、省市两方面的来探讨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过程。
(一) 中央方面：
民国五十六年七月六日，教育部部长潘振球，在行政院第一零二六次会议中，报告奉蒋总统指示自五十七年度起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经政务委员陈雪屏研议后，成立了九年义务教育义务小组，负责筹画一切。教育部也成立策划小组，由次长邓传凯负责主持，积极进行实施方案的草拟工作 。七月十四日，教育部策划小组即提出了「九年义务教育实施纲要草案」。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一次小组会议，决议由教育部提出工作进度表，由财政部著急审核经费预算。此工作进度表共分(一)行政工作。(二)修订法令。(三)修订学制课程。(四)师资培养及供应。(五)督导工作。(六)研究工作。六个部分来进行九年国民教育工作的推行。同年八月三日，行政院第一零三零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草案」，决定制定「九年国民教育实施条例」。八月十五日行政院颁布了「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作为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法源依据。至此，中央方面对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已经掌握初步的方向。
(二) 省市分面：
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在省市方面的实施筹画可以分台湾省以及台北市两部分来探讨。
首先，於台湾省的规划工作部分。省政府主席在接奉蒋总统的指示后，即命教育厅、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著手筹画，并与中央专案小组密切联系。随后省政府将为实施志愿就学方案所设的「策划委员会」改为「台湾省九年国民教育推行委员会」，由黄杰任主任委员，另聘省政府委员谭岳泉、秘书长徐鼐、主计处长刘绍志、省议会长谢东闵等十五人为委员，而以教育厅长潘振球为执行秘书 。此外，各县市并成立推行委员会，负责各县市九年国民教育教育的筹画准备事宜。五十六年九月四日，省政府转颁中央所订的「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同时颁布台湾省各项实施要点。随后订颁「各县市拟订九年国民教育计画内容大纲」、「各县市拟定九年国民教育计画疑义之说明事项」等，以利各县市推动作业。在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湾省国民教育推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审议、核定各县市所拟定的各项计画。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五十七年七月二日，又召开第三次会议。在此三次会议中，已经将台湾省地区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各项工作，做了严密的规划。省政府并颁布「办理九年教育准备工作进度表」，计分(一)划分学区。(二)增设班级及增设学校。(三)辅导私立学校。(四)省办公中，县市办初中。(五)省接办县市立职业学校。(六)师资训练。(七)齐一初中水准。(八)初中校长甄选储训。(九)调整县市教育行政机构及增加编制。(十)技艺训练计画。(十一)行政人员训练。(十二)经费筹措计画…等部份，来进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筹画。
在台北市部分。台北市由於在民国五十六年七月改制为直辖市，因此在推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工作上与省政府是分开的，其中推行的困难度亦相对的提高。在当时出任第一任台北市教育局长刘先云的回忆中，他指出当时市府推行九年国民教育的困难处，他说：「它(台北市)既要秉承中央的指示负责规划之责，同时也要负执行之责，这就比较困难了…，好在台北市的幅员不大…」 。北市改制后，便由刘先云出任了直辖市教育局的首任局长，并奉命於五十七年度开始，筹备九年国民教育。刘先云到职后随即成立「台北市九年国民教育推行委员会」，由市长高玉树兼任主任委员。而市教育局为了使办理九年国民教育的准备工作能够尽善尽美，特别成立「实施国民九年教育研究辅导委员会」，以便集思广益 。台北市亦订定九年民教育的准备工作进度表，分(一)组织及计画。(二)划分学区。(三)增班级级及增设学校。(四)辅导私立学校。(五)国民中学入学人数调查及实施。(六)国民中学校长、教员之储备及任用。(七)师资训练。(八)其一国民中学水准…等八个部分， 依次堆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
五、 结语。
九年国民教育施行至今已逾三十周年，三十几年来的实施奠定了台湾国民教育的发展。而此政策可说是战后国民政府撤台后所实施影响规模最大的教育政策。在阅读过相关的书籍及资料后，得到几点感想。第一、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皆是以服膺国父所订定的三民主义为依据，而以反攻复国为实施此政策的最高目标，可见当时台湾与中国所处的局势是相当敌对的；如今，两岸关系以不复过去紧张，然而国民教育所依据的法源及政策却如同三十年前一样，多已不合时宜，早日加以调整、革新实为今日推行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第二、很难想像一个影响全国的百年大计政策，能够在蒋总统的面命指示下，迅速的在提出计画后的第二年即施行於全国。或许一方面是基於全国皆有感於义务教育年限太短因而众志成城积极推动此教育政策的产生。但一方面却使我不禁会将此迅速之成效将目前所推行的「九年一贯教育政策」加以比较；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反对的声浪鲜少出现，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工良好，效率亦高。民众之间的支持声不疑於耳；然而，现今的九年一贯政策却是被批评的一文不值，地方上民怨不断，似乎没有达到教育革新、改良旧有教育制度的目标。每当一遇问题，中央与地方便互相推卸责任，撇清关系；实是令人汗颜之处。九年国民教育带给人民的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愿景，人民知道经过九年的义务延长教育，将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实用知识、技能。因此，在全民的共识下，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很快的就付诸实行。反观今日的教育改革，教育当局并没有提出任何美好的愿景给人民，朝令夕改的现象不断出现，令人质疑教育当局是将「教育」视为儿戏，决策太过草率了，此点是值得深思之处。

参考书籍：
l 中国教育学会《国民教育与现代化》，台北，文景出版社。民66
l 中国教育学会主编《九年国民教育实施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台湾书店，民77年。
l 司琦《九年国民教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64年4月
l 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67年4月
l 林本等《延长义务教育之研究》，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民57
l 孙邦正《国民教育论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57
l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国学制改革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民73
l 杨清国《金门教育史话》，台北，稻田出版社。民90年5月
l 雷国鼎《比较国民教育》，台北，三民书局。民67
l 何凤娇《九年国民教育资料汇编》，台北，国史馆。民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