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侧翻快死怎么拯救:大家都知道很久以前没有纸。那么古代美女们完事后都用什么工具来清洁呢？

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不知是何缘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竹片做如厕的卫生用品，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北史》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虽以杨喑（左边应为竖心旁）为相，使进“厕筹”。所谓“厕筹”，就是厕所里的专用竹片，相当于近世拭屁股的手纸。皇帝大便，让政府首相递“手纸”，这派头比汉武帝在茅坑上接见大将军还要神气些。《法苑珠林》上说，三国后期，吴国皇宫御花园里挖出一尊金质神像，末代皇帝孙皓不信这些玩意儿，让人把这出土文物放在其御厕里，专门替他捧厕筹，这是皇上在如厕生活中亵渎神灵的记录。南唐的后主李煜则正好与他相反，据《南唐书·浮屠传》记载，这位皇帘还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据《元史·后妃传》记，元世祖忽必烈的媳妇伯蓝也怯赤(即元成宗铁穆耳的生母，谥“裕圣皇后”)事奉太后孝顺，“至涵（右边应是口里一个豕字）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看来至迟在元朝初年，宫厕里已经用手纸取代竹片了。

　　和善后措施的革新相比，皇宫厕所其他条件的改善则要早很多。《世说新语》上讲，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便全部吃光；俟完事后，恃婶端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由此可见，晋朝时的皇家厕所已比较讲究了。

　　《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可知至迟从那时起，皇帝就不一定非得同厕所打交道不可了。该项既舒适又安全的措施．是否受他们“高祖”刘邦拿儒冠当溺具的启发，今已无考。但“虎子”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词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欢喜得不得了，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盂昶的宠纪花蕊夫人召来献身，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我老公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这宝贝击碎。

　　据清官太监回忆，清朝的皇帝都不去屋外上厕所，要“如厕”时，就由太监把马桶送进屋来，马桶用银或锡制成，四面是木架坐凳式，桶内盛有香碳灰．以便掩盖“天子”的排泄物，其豪侈不及孟昶，舒适和卫生水平则提高多了。又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袁任大总统时所住的居仁堂内安装有抽水马桶．可是他嫌“那个味儿不好”，坚持使用定做的木制马桶。照此推测，那位窝在紫禁城里做关门皇帝的宣统，也该有使用抽水马桶的条件了。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据《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 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宋人《爱日斋丛钞》记载“南齐废帝好鬼神，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神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记载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记载“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唐朝僧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第十三之“感应录”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叶子

布

谁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