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海难蛇油:古国资料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恒河文明”。印度教圣典《吠陀》、史诗《罗摩衍那》、《罗摩衍那》都曾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无疑是印度近代著名的大诗人泰戈尔不朽的作品。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在历史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很大。现在的印度，除了佛教以外，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和印度教等，而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后者，即印度教。信仰印度教的人数占印度全国人口的82%以上。
　　印度的音乐魅力无穷，凡看过印度电影或听过印度歌曲的人，都有个共同感受，觉得印度的歌曲动听，音乐悦耳，致使不少人对电影百看不厌，对音乐百听不烦。印度人认为，音乐为生活所必需，否则生活便会枯燥乏味，犹如白水一杯。
　　印度民族不仅勤劳智慧，而且能歌善舞，每逢佳节庙会，他们总是纵情歌唱，翩翩起舞，甚至通宵达旦，乐而忘返，印度的舞蹈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印度最古老的舞蹈之一——Natyam，在印度语中的意思是“舞蹈的艺术”。它除了强调舞蹈的节奏感，还十分强调伴奏音乐必须悦耳动听，由庄重的诗歌和风格纯朴的音乐组成。这本是用于祭祀的舞蹈，能充分体现舞者情感，最初由神庙舞女在庙宇里表演。这一舞蹈的动作关键在于保持上身的挺直，腿部半弯，双膝分开，而双脚则要像一把半开的扇。虽然有严格的动作规范，但其实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多数时候表演都是即兴的，因此每一支Natyam的个人风格都十分强烈。
　　现在，这种传统的舞蹈在一股复古的潮流中再度兴起。不过，古时候的Natyam一般是独舞，而现在群舞更为流行。一群身段婀娜、身穿艳丽传统服装的舞女，在动听的音乐中如仙子般翩然起舞，效果比独舞更胜一筹。时至今日，Natyam更发展成一套讲究技术的艺术体系。

　　印度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包含了从远古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亚洲到欧洲等多种文化潮流。再加上它是一个由五大民族构成的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大的文化博物馆。首都新德里西岸的孟买是文化的中心，而加尔各答则每天都有关于文化的新闻，多元化的音乐、舞蹈、舞剧和笑剧都令游人眼花缭乱，乐而忘返。

　　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在与外界无接触或未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它很早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中国西北、西边及西南的高山，和难以通行的遥远广袤的中亚，使它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的北方是蒙古的沙漠和干草原及西伯利亚和北满的近北极地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中华文明的传统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在更长的时期内很少发生变化。

　　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曾经指出：“马克斯．韦伯对西方人的一种误解的长期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误解是：印度教徒、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东方人。韦伯认为印度文明不过是东方文明的一支，其余的两支则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然而，印度教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家庭结构、政治发展、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或种姓制度去观察，它同东方的差别和同西方的差别一样大。”

　　其实，早在许烺光之前的梁漱溟就已经将印度作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第三种文化”加以研究了。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写道，“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条路径样法：（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然而，尽管梁漱溟这种“三足鼎力”的研究格局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但其用“意欲”之发展方向来区分这三种文化的做法却显得有些粗疏且具有独断论色彩了。

　　与之不同是，许烺光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组织形式中找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之不同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野兽，源于人有着超出生理需要之外的社会需要，如社交、安全、地位等。这些需要不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能够独立实现的，要满足这些需要，必须借助于社会集团的力量。人类的社会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团”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人们便要在“二次集团”中寻求满足。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还使西方人，他们的“初始集团”都是一样的，即家庭：“在各种人类集团中，家庭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 然而，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在“二次集团”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家庭为起点，我们的分析转向各个社会中的二次人类集团。在中国，我们发现极为重要的二次集团是宗族；与之对照，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极为重要的二次人类集团是种姓，在美国则为俱乐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亲族集团之外的所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结成的自由协会或团体。” 正是由于“二次集团”的不同，导致了三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即中国人的“情境中心主义”和“相互依赖”，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主义”和“单方面依赖”，美国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依赖”。显然，与梁漱溟相比，许烺光的这些观点更具体、更细致，也更有说服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既没有告诉我们，家庭何以一定会成为各种文化之共同的“初始集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何以会在共同的“初始集团”的基础上选择了不同的“二次集团”？

　　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印度、西方这三种文化的现实差别与历史根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在看清其现实差别的前提下，才能够谈论其相互尊重与合作发展等问题；只有在探明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上，才能够谈论其现代化的转换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必须进一步放宽，既不仅要考察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何以会偏爱种姓制度，而且要考察古老的印度人何以会创造印度教；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需要进行稍稍的调整，即不再以美国这一西方文化的现代版本为其代表，而是要以希腊这一西方文化的古代源头作为标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方法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既要考察这三种文化共同的人类学前提，又要分析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追根溯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