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哪里能捡到好石头:红军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资料：http://news.163.com/special/c/changzheng041010.html

红军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他们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带，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于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红军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他们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带，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于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 红军长征的故事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
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
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
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你问什么？
那个事件，还是意义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