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营分类有哪几种:关于诗人的背景

李白（701－762）当然是大家公认的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才诗人之一，大多数人认为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词人。他祖籍陇西（今甘肃），一说生于中亚，但少年时即生活在蜀地，壮年漫游天下，学道学剑，好酒任侠，笑傲王侯，一度入供奉，但不久便离开了，后竟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 他的诗，想象力“欲上青天揽明月”，气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确无人能及。北宋初年，人们发现《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秦娥梦断秦楼月”两词，又尊他为词的始祖。有人怀疑那是后人所托，至今聚讼纷纭。其实，李白的乐府诗，当时已被之管弦，就是词的滥觞了。至于历来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这两首词，格调高绝，气象阔大，如果不属于李白，又算作谁的作品为好呢？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一生坎坷。其诗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被后世诗家尊为“诗圣”。有《杜工部集》。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辞海》1989年版）
　　李商隐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xi)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因受牛李党争排挤，潦倒终身。他的诗长于律、绝，富于文采，风格色彩浓丽，多用典，意旨比较隐晦，以《无题》组诗最为著名。有《李义山诗集》。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进士。曾任地方官和国史编修官。在党争中，以修《神宗实录》不实罪名被贬。最后死于西南贬所。

　　黄庭坚以诗文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诗宗法杜甫，并有“夺胎换骨”“点石成金”“无一字无来处”之论。风格奇硬拗涩。他开创了江西诗派，在两宋诗坛影响很大。词与秦观齐名，少年时多做艳词，晚年词风接近苏轼。
　　李贺（790-816）字长吉，人称“诗鬼”。因避家讳，不得应进士举，终生落魄不得志，二十七岁就英年早逝。他的诗作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柳永(987?-1053?)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出身官宦之家，为人放荡不羁，留连于秦楼楚馆，终生潦倒。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称柳屯田。创作慢词独多，对宋代慢词的发展颇有影响。擅长白描手法，铺叙刻划，情景交融，以俚语入词，多吸收生活中的语言。其词当时广为流传，影响颇大，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乐章集》。
　　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十岁，从曹宪，王义方授苍雅，调邓王府典签。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王爱重，比之相如。调新都尉，染风疾。去官，居太白山，以服饵为事。又客东龙门山，疾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去阳翟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颖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后不甚其苦，与亲属诀，自投颖水死，年四十。尝著《五悲文》以自明。有集二十卷，又《幽忧子》三卷，会编诗二卷。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后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他是南宋的大诗人，词也很有成就。有《剑南诗稿》、《放翁词》传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后，曾任过地方官。神宗时为宰相，创新法以改革弊政，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后辞官退居南京。他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成就颇高，影响甚巨。其诗长于说理，精于修辞，内容亦能反映社会现实。词虽不多，却风格高峻豪放，感慨深沉别具一格。有《临川集》。
　　王冕（1287--1359） 元画家、诗人。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 、梅花屋主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出身农家，白天放牛，晚至佛寺长明灯下读书。后从韩性学。试进士不第，即弃去，读古兵法。曾游大都（今北京），泰不花荐以词馆职，不就。归隐九里山，作画易米为生。朱元克婺州（路治今浙江金华），授以谘议参军，旋卒。工画墨梅，学扬无咎，花密枝繁，别具风格，曾用胭脂作没骨梅，亦佳妙。又善写竹石。兼能刻印，以花乳石（青田石一类）作印材，相传由其创始。其诗多描写隐逸生活，也能反映人民疾苦，语言质朴，不拘常格。所著有《竹斋集》。
　　文天祥（1236——1282） 字宋瑞，二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佑四年（1256）举进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于家乡起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往敌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拘，后得以脱逃，转战于赣、闽、岭等地，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能诗，前期受江湖派影响，诗风平庸，后期多表现爱国精神之作。存词不多，笔触有力，感情强烈，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英勇气概，震憾人心。有《文山先生全集》。
　　韩愈 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 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 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 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本集和研究资料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说杜甫诗集有60卷，但早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去其重复,得1405篇，编为18卷，又别录赋笔杂著29篇为2卷，共20卷，题为《杜工部集》。到了嘉□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层出不穷的杜集皆以此集为基础，诗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体例按古体诗、近体诗分别编次，现有影印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同样是以诗体分编,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以这个集子为底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曾按年代编次杜诗,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会笺,题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有影印本。徐居仁则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上四部是现在易于得到的宋人编的杜集，体例有按诗体编、按年代编、按门类编三种。
后世注释杜集的约在百种以上，较为流行的，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按诗体编次,对于史实考核较详。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有时失之穿凿。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杜诗详注》与《杜诗镜铨》都是编年的。浦起龙《读杜心解》按诗体编次， 有许多独创的见解，并附有《少陵编年诗目谱》，但分析章句，间用评八股文方式。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文学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收集历代有关杜甫的评论、解释，较为详备，但只出了上编《唐宋之部》。此外,明末王嗣□的《杜臆》对杜诗有不少精辟的阐述。清施鸿保《读杜诗说》对仇兆鳌《杜诗详注》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两书原为手抄本，现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还出版有《杜甫研究论文集》3册,汇编了“五四”以来研究杜甫比较重要的论文。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则有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

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诗人，因官至尚书右丞，所以人称王右丞。

关于王维的生年，至今尚是一个谜。两《唐书》本传都载王维享年61岁，《新唐书》云上元初卒，《旧唐书》说他“上元二年（761年）七月卒”，《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也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清代王维研究专家赵殿成《右丞年谱》即断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根据卒年61岁推算，则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与大诗人李白同年生。但王缙为王维胞弟，官至宰相，两《唐书·王缙传》皆载王缙卒于建中二年（781年），年82岁，推之则生于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弟弟倒比哥哥早生一年。今暂从赵殿成《右丞年谱》与陈铁民《王维年谱》，定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上元二年（761年）。

王维的籍贯，也有争议。《旧唐书》说王维为太原祁人，后移家于蒲州，成了河东人。唐人姚合所编《极交集》说王维为河东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说是太原人。对于王维之弟王缙的记载，《旧唐书》说是河中人，《新唐书》说本是太原祁人，后来客居河中。蒲即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河东郡，乾元三年（760年）升为河中府，所以又称河东、河中。现在一般通行的说法，认为王维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属太原王氏，是名族之后，里贯为蒲州，是河东人。这样，王维与年晚于他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为同乡。

王维自幼聪颖，不但九岁时便能作诗写文章，后来成为开元、天宝间著名诗人，而且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擅长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在青年时代便已名动京师，得到皇族诸王的敬重，宁王、薛王待他就象师友一样。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王维集中有《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诗，可知在长安确曾从岐王游宴。关于王维应举，《集异记》曾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使人走通了公主的后门，公主曾授意京兆试官，要以张九皋为解头。王维也将应举，同岐王商量，希望得到歧王推荐。但歧王权势哪里比得上公主，不能与公主争，于是只好以王维的才华去争取公主，如此这般地安排了一番。过了几日，岐王让王维穿上锦绣衣服，鲜华奇异，带着琵琶，同到公主第宅，说是带酒乐来为公主奉宴。王维为皙白少年，风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公主看见后，问岐王说；“这是何人呀？”岐王回答说；“是个懂音乐的。”便让王维给公主独奏新曲。王维弹抚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公主直接问王维道：“这是什么曲子？”王维起身答道：“是《郁轮袍》。”公主甚感惊奇，非常高兴。岐王趁机对公主说：“此人不只长于音律，若说词学，更佳，简直无人能超过他。”公主更感惊异，问王维是否有写就之诗，王维从怀中拿出数卷诗献上。公主看过之后，惊奇不已，说；“这都是我所诵习过的，从前以为是古人之作，原来就是你写的！”于是让王维更衣，不作伶人看，而升于客人之列。王维风流蕴籍，而且说话风趣，大为座中各位贵人所钦重。岐王见时机成熟，便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解头，诚为国家的荣光。”公主说：“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岐王说：“听说您已经嘱托，解头不是要给那个张九皋吗？”公主笑道：“那是因为他人求情，哪是我要给张九皋。”随即回头对王维说：“你要取解头的话，我当全力荐你。”就这样，又改荐王维，王维做了解头，一举登第。这个故事未必完全属实，或者纯属传构，但从中可知王维少年时代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名人。王维中状元，却是事实，据考证，乃开元九年（721年）状元，时年21岁。

王维开元九年春天中状元后，即解褐为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但他随即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受了牵连而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当年秋天便离开京城，赴济州任。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其中开元十三年（725年），诗人裴耀卿任济州刺史，裴为河东人，与王维是同乡，待王维不错，使王维稍得安慰，但裴很快又赴宣州任职，使王维甚感惋惜。在裴耀卿离开济州不久，王维也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春天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

据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离开济州后，在淇上住了二年，开元十七年（729年）赴长安，在长安又闲居了几年。初到长安，他即开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习顿教，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开元十六年（728年）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自己中状元后仍不得意，所以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青年时期赋闲，心中当然不是味道。而且此期间又丧妻。王维的妻子大约在开元十九年（731年）去世，当时他才31岁。妻子去世后，王维不再续娶，几十年一直独身，于此也可见他的思想情态。

虽则王维劝孟浩然归旧庐隐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并未完全死灭，或者因名臣执政，复又求仕。闲居长安时，即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地近东都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次年他便拜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就在闲居和这样的官职变换中，他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而进入中年，此后或隐或官，所为官为左补阙、库部即中，品阶虽稍高了点，但仍为侍从闲官，总不得意，这样又过了10年。王维50岁时，丁母忧，离朝屏居辋川，服满后，又做了几年的文部郎中。进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乱中曾陷于叛军中，得罪了唐王朝。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他的诗名很大，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但他的心依旧追随唐王朝。安禄山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正是这首诗救了他的命。

至德二年（757年）九、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按律当死。有人提出王维凝碧宫诗可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原谅了他，不但不杀，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时，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760年）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了，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竟至险遭杀头之祸。作为一个诗人，王维以自己的优秀诗篇，为盛唐诗坛大增光辉，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的重要诗人。

王维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和绝句著称。前期诗歌，富于进取精神，讥刺贵戚宦官，谴责纨挎子弟，反映边塞生活，抒写游侠意气，情调慷慨激昂，充满浪漫主义豪情。后期诗歌，因世途险恶，崇奉佛教，而以描写田园山水景物、表达闲情逸致、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为主。所写山水田园诗，数量多，艺术成就高，最能代表王维的艺术风格。如《汉江临泛》一首，从大处落笔，状写襄阳一带的壮丽山川，气势雄浑，意境空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一联，成为千古名句。又如《山居秋瞑》，用细腻的笔触，勾画月照、泉流、竹喧、莲动等许多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献给读者一幅清新秀丽、优美和谐的秋雨之后的山色图。他的山水田园诗，作物精细，状写传神，色彩鲜明如画。又语言清新凝炼，含蓄生动。王维除诗作优美外，又擅画，为当时著名画手，宋代大诗人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评极为精当。

王维的诗在唐代自成一派，影响久远。现在诗400余首，有集传世。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可资研究参考。

李白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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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先世于隋时因罪徙居中亚。白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出生在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今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托克马克城），约五岁时，随父迁居蜀中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少年时期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十岁诵诗书，观百家，作诗赋，学剑术，爱好十分广泛。十五岁左右就写得一手出色的好文章。二十岁以后，在蜀中漫游，饱览了四川的壮丽景色，接触了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培养了热爱祖国的思想和豪放爽朗、酷爱自由的性格，也种下了游仙出世的消极思想的根苗。开元十四年(726)，二十六岁的李白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以安陆（今属湖北）为中心的十六年的大漫游，历两湖、江浙、河南、山西等地区，足迹踏遍近半个中国。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描写自然山水和漫游生活，作品有《丁都护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越中览古》《春夜洛城闻笛》等，风格已经成熟。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的李白由友人推荐，应诏赴京，供奉翰林。被召之初，李白异常兴奋，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样的诗句，以为将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当时的唐玄宗昏庸腐朽，纵情声色，不理朝政，诗人“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志愿无法实现，结果反被排挤，怀着失望与悲愤的心情离开了长安，结束了这前后不满两年的帝京生活。这一时期虽不长，但诗人接触到宫廷生活的内幕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写下了不少抨击现实的诗歌，如《古风》的一部分，《行路难》《梁甫吟》等，这些诗，鞭挞了权贵，表现诗人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品德和反抗精神。天宝三年(744)春，李白离开长安，怀着理想幻灭的痛苦与悲愤，开始了以梁园（开封）为中心的第二次漫游，历时十一年，“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但对国事仍然非常关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天宝三年秋，在洛阳和汴州分别遇见了杜甫和高适，三人便结伴同行，畅游了梁园和济南等地，李杜从此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这一时期，是诗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代表作品有：《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北风行》《梁园吟》等等。深刻地揭露现实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显著特色。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起，李白怀着消除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和安定的志愿，参加了永王李璘的队伍，不料永王和肃宗争夺帝位，肃宗消灭了李璘的队伍，李白获罪，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诗人含不白之冤，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幸好，中途遇大赦，得以放还。《朝发白帝城》一诗就记述了当时的心情。上元二年(761)，已六十一岁的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率兵追击史朝义，决定投军，但行到金陵因病折回，“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翼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宝应元年(762)十一月，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中，终年六十二岁。李白在政治上虽未能实现理想，但在诗歌创作中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继承并发扬了自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把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峰。他常以奔放的激情表达搏击风云，翼申所能的抱负和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诗人以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傲岸不驯的态度，抨击社会，鞭笞权贵。李白虽然不像杜甫那样和人民有广泛的接触，但他对劳动人民也是寄予同情的。在《丁都护歌》中写出了船工的血泪。在《秋浦歌》中写了渔民、冶工的艰辛。在《妾薄命》《长干行》《北风行》等诗中，写出了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安史乱后，他发出了“白骨成（一作“蔽”）丘山，苍生竟何罪”（《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慨叹，表达了自己“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奔亡道中》）“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爱国忧民的悲愤心情。他用大量的诗篇，歌咏祖国山河的壮美，寄托他爱国的深情。在诗人的笔下，险峻的蜀道，奇伟的群峰，奔腾的江河，飞泻的瀑布，都显得壮美动人。无庸置疑，李白诗歌中也确有描写求仙访道、炼丹服药以及宣扬人生如梦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须加以鉴别。李白的诗纵放自如，想落天外，上天入地，真幻参杂。奇特的夸张，瑰丽的色彩，神话故事，轶闻传说，熔铸于诗篇中。然而他的诗句又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饰。构成其飘逸豪放、雄奇洒脱的艺术风格。他最擅长七言歌行和绝句。他的绝句被后人奉为唐人绝句的典范。

杜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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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博得后人广泛的称赞。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歌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成为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面镜子，他的这类脍炙人口的诗歌很多。《兵车行》反映了朝廷扩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丽人行》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地指出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概括。再如《春望》等诗表现了诗人对战乱的嫉恨和对家破人亡的悲痛。“三吏”、“三别”等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对广大农村的祸害。
杜甫大量的诗篇除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外，还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杜甫善于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从普遍现象中概括出本质，塑造出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并寄寓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在他的笔下，京城、山村、战场、旅途等等环境无不逼真如画，他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气氛渲染及对话等表现手法，并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人的语言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典雅的文学语言、质朴的民间口语都被加以恰当地运用。在诗歌体裁方面，他各体兼善，尤擅律诗。总之，杜甫的诗歌创作不仅表现了明显的进步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称杜甫的诗为“诗史”，是“千古绝唱”，称誉杜甫是“诗学宗师”，“诗圣”，对于这些高度的称誉，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苦难人生的写照—“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是指杜甫的现实主义杰作《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暴发，安禄山带兵反叛朝廷，从范阳长驱南下，攻陷洛阳。次年在洛阳称帝，不久又攻占长安。天宝十六年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在与溃败的叛军作战中，唐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为了与叛军继续作战，军队到处拉丁补充兵源，临近前线的新安、石壕一带受害最深。杜甫当时因谏言触怒肃宗，从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他由洛阳回华州任所，经过新安、石壕、潼关等地，将一路见闻写成了“三吏”、“三别”。
《新安吏》写安新安县吏奉命征兵，因为壮丁早已征完，只好用“中男”（未受过训练的未成年男子）来充数。诗中描写了征夫离别的凄凉场面。《石壕吏》写官吏夜里到石壕村捉人当兵，一个老妇人的三个儿子全都当了兵，这次老妇人又被拉去服役应急。《潼关吏》写潼关士卒筑城御敌的场景。《新婚别》写一对新婚夫妇由于征兵，不得不“暮婚晨告别”。新娘痛苦地说：“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他想随夫出征而不能，只得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戍行”。《垂老别》写一个子孙阵亡的老翁应征别妻的惨景。《无家别》写败阵的战士回到一片荒凉的家乡，而家人已死绝，正当他想务农安生之时，县吏又来要他应征，这回已是无家可别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白居易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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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现在陕西省渭南县。“邽”，读guī规）。小时候聪颖过人，五六岁即学作诗，九岁便懂音韵。由于“家贫多故”，十一、二岁便颠沛流离，接触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十六岁到长安应试，以《赋得古原草送别》（内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得到老诗人顾况的赞赏。应试落第后，回家伏案苦读，竟至口舌生疮，手肘结茧。二十七岁中进士，因为取中“拔萃”，授秘书省校书郎，补周至尉。唐宪宗元和年间，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东宫属官，掌讽谏太子过失）。元和十年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移忠州（治所在现在四川省忠县）刺史。唐穆宗时，由中书舍人（掌制诰，即撰拟诏旨）出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都是辅导太子的官名）分司东都（现在河南省洛阳市，时为陪都）。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以刑部尚书退休。
白居易怀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壮年时期，曾针对统治阶级奢侈腐朽、劳动人民痛苦不堪的社会现实，提出过改革政治的进步主张，特别是在任左拾遗时，不断地上书言事，直言诤谏，并写出了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的讽谕诗。贬江州司马以后，尽管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改而“穷则独善其身”，消极避世，随遇而安，但他关怀人民的基本态度没变，还是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如在杭州刺史任内，筑堤捍湖，疏浚李泌六井，在苏州也政绩卓著，当时苏、杭百姓，都认为他是一个好官。
白居易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他和好友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反对六朝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作品。他的讽谕诗，有反映人民痛苦的，如《观刈麦》、《缭绫》等；有讽刺横征暴敛的，如《重赋》、《杜陵叟》等；有指责贪官强暴的，如《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有揭露豪门贵族荒淫骄奢的，如《轻肥》、《买花》、《红线毯》等；有表现对边事和边民关怀的，如《西凉使》、《缚戎人》等；有反对穷兵黩武的，如《新丰折臂翁》；有同情妇女的悲惨命运的，如《上阳白发人》、《陵园妾》、《井底引银瓶》等。这些诗，在“新乐府”运动中显示了最优异的业绩，也是白居易全部诗篇中的精华。他的“闲适古调诗”表现了他思想中消极的一面，可取的不多，但他的“杂律诗”中却也不乏好的作品，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等。至于他的“感伤古调诗”——以《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则有着特出的成就。
白居易的诗作主题专一明确；善于选取典型，通过外貌和内心的细致描绘塑造人物形象；对比鲜明；叙事、抒情有机配合；语言浅易，富于音乐美。王若嘘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滹南诗话》）。
他的散文，流畅自然，写得很精切，和诗歌形成一致的风格。
作品有《白香山集》七十一卷。《白氏长庆集》五十卷，是他的好友元稹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的，只是他诗文的一部分。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辞海》1989年版）

柳永（？－约1053），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崇安（今属福建）人。景佑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很广，对宋词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雨霖铃》、《八声甘州》、《望海潮》等颇有名。但作品中时有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趣。诗仅存数首，《煮海歌》描写盐民贫苦生活，甚痛切。有《乐章集》。（《辞海》1989年版）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其诗揭露和批判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糜烂，《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皆著名。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斥时政，《贾生》、《隋宫》、《富平少侯》等较突出。无题诗也有所寄寓，至其实义，诸家所释不一。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也工四六文。有《李义山诗集》，文集已散轶，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
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