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口舰娘人皮漫画:乔家大院中乔致庸的原型

乔致庸的经历为原型进行创作。乔家是晋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家，乔致庸是晋商商业理念的代表性人物，以他为原型进行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历史上的乔致庸是一位杰出的商人，然而《乔》剧中的乔致庸却很难与晋商大家联系起来，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没有读书人的斯文，也没有智者的风范，更缺乏大商家的精明，说他是个丑角似乎有些冤，但说是个闹角却恰如其分。乔致庸表现不出做生意的能耐，只会借银子，而且借银子的手段也不高明，开口闭口就是以祖上留给他的十七处铺子做抵押，而且冒险南下贩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拯救茶农，作品着意要树立一个高大全的形象，结果给人的印象却不是个成熟的商人，倒像是一个拙劣的二百五。而且随心所欲，信口开河。这样塑造晋商人物实在不大恰当，但愿后半场剧不再出现明显的伤痕。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 四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干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乔门中最长寿的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儿女使用起来自然得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六子，十一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挤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号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入

　　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清廷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组建北洋舰队，因国库空虚，财力拮据，向“海内最富”的山西募款时，乔家一举捐银十万两，购得军舰一艘。李鸿章感念之余，欣然撰写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制成铜板，赠予乔家。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途经太原，危难之际，乔家又慷慨解囊，太后特赏赐“福种琅环”匾额，乔家高悬大门之上，以耀门庭。一方面俭以持家，一方面又慨然捐助。俭以持家使子孙不骄不奢不淫逸，而慨然捐助即是结交官府，寻找政治庇护，尽管乔家人世代经商与读书治学，从不为官。应该说，这两方面是乔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的经商之道，就不是这里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了。而“在中堂”后来的败落，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侵略者的铁蹄下，“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中堂”合家老小数十人，弃家出走，避难于平津等地，从此再没回来。

　　乔家谨严的家规，和“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持信誉，不弄虚伪；小忍小让，不为已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经营法则，即使在今天也不乏闪光之处。乔家的主人中，除了乔贵发、乔致庸这样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脚踏实地、永远向上的人生强者，也不乏与时俱进投入时代大潮推动历史前进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