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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在日本支持下实行地方割据和武力扩张,
逐步建立了对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统治.
日本则取得了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等特权.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因其首领张作霖系奉天(今辽宁省)人而得名.
奉系利用
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联合直系击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
但不久转而与皖系合作,并联合孙中山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
1922年4月首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撤回关外,宣布"东北自治".
此后,张作霖编练新式军队,并建立海,空军和兵工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热河激战.
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
江苏等省份及上海市.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
同年11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
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逼京,津,张作霖败退出关,在沈阳近郊的皇姑屯被炸死,
其子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
张学良任国民政府委员兼东北边防长官.

东北易帜

(Dongbei yizhi)奉系军阀控制的东北地区归属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管辖的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发起北伐奉系军阀的战争。一个月内,国民党军逼近平津。张作霖迫于形势,于6月3日放弃北京,退回关外,不意在翌日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炸死。其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和东北政局的严重,于7月1日通电全国,表示愿与南京政府妥协。其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鉴于济南惨案的“教训”,也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随后,张学良、蒋介石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张学良的举动曾遭到一直企图独霸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政府首相田中义一为此多次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强行干涉东北易帜。6月下旬至7月中旬,田中义一三次电令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统一。8月4日,日本政府又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特使,假凭吊张作霖之名,到东北干涉张学良易帜。11月初,田中义一亲自接见东北赴日代表,以6000万元的资助,诱使张学良停止易帜。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终未能阻止张学良易帜的决心。经过五个月的交涉和斗争,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率东北各军政要员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12月 3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北洋军阀的最后一支力量——奉军,纳入南京政府的军队体系,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东北易帜

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曾向日本田中内阁提交一份所谓《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依靠满蒙的开发,日本的景气自然恢复,失业者也能得到救济。

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的日本人,抓紧其占领东北的步骤。

张作霖被炸时,张学良在河北前线督师,准备对付阎锡山军队的进攻,得知父亲死讯后,他于17日化装离开北京,19日回到沈阳。他与奉军元老张作相商量后,决定于21日为张作霖发丧。

发丧时,日本政府故作镇静,假惺惺地派特使林权助前来吊祭,还想乘机拉拢张学良,鼓动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林权助对张学良说:“满蒙是日本有特殊权益的地方,我们和你必须加强合作。”

为了彻底扭转东北的危难局面,张学良于7月4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并打算同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他想试探日本的态度,便让热河的汤玉麟于7月19日不挂北洋政府的五色旗,而改悬挂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这一天,日本驻奉天领事林久治郎果然找上门来转交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警告信。

张学良感到日本政府欺人太甚,国耻家仇不禁涌上心头。

日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当后来张学良派莫德惠、王家桢为正副专使到日本祝贺日皇登基大典的时候,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对莫、王二人说,日本将全力支持张学良东北独立,要莫、王二人当“开国元勋”。

在关内,北伐军已进踞平津,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统一在青天白日旗下。8月9日,蒋介石派方本殷到沈阳,劝张学良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8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马克谟亲自到沈阳,与张学良的代表杨宇霆在美国领事馆里谈判,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实现全国统一。

张学良已经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早就渴望祖国统一,就派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治三人到北平(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已把北京改为北平)商谈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的问题。东北代表提出:南京政府承认东三省自治,享有人事及其他支配权,南京势力不能直接伸入东三省等作为易帜条件。经过两个月的往返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28日,张学良召集的奉天会议决议维持保安司令政策,以不在东北设国民党党部为条件而改旗易帜。12月29日清晨,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自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统治热河的奉系军阀汤玉麟列名张学良的“易帜”通电,正式宣布从同日起,热河省悬挂青天白日旗,归属南京国民政府。30日,南京政府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早在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就发表了《统一宣言》,改北京为北平。事实上直到此时——1928年12月29日,才勉勉强强弄了个表面统一。

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

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但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15日,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自6月4日张作霖死后,微服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旋即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6月25日至7月19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三次训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他带来田中义一的信,信中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9日,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当即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坚决顶住了日本的压力。

国民政府在占领京、津后,也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抵北平,接见奉方代表王树翰、邢士廉,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同时派代表到东北同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7月25日,中美签订了关税条约。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声明,美国是以订立关税条约的方式,第一个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处于孤立的地位。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的两大壮举之一,应予足够的和全面的评价。但有些同志认为,东北易帜是将东北统一于国民党政权,帮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的忙,岂能肯定?

我们认为,对张学良东北易帜一举,首先应当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肯定下来。国家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无论是谁,只要为国家的统一做了好事,都应得到肯定。蒋介石采取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其动机中既包含着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望,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对日抗争因素,理应得到肯定。张学良身为奉系首领的继承人,不及而立之年,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将易帜视为爱国,甚而当作“革命”(“拥护三民主义”),为政治解决东北问题实现全国统一,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更应得到肯定。事实上,在东北易帜这个问题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说,对东北易帜的肯定既是对张学良此举的肯定,也是对蒋介石此举的肯定,没有他们二人的密切合作东北易帜是谈不到的。其次,东北易帜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这是东北地方实力派的根基。当时张学良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屈从日方压力,重蹈其父张作霖的复辙,要么归顺南京政府,改弦更张,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张学良选择了后者,从而得到了东北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再次,东北易帜巩固和加强了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继承人的地位。 1929年1月10日,即易帜十数日,张学良即下令处死了原奉系的两员大将杨宇霆、常荫槐。刘鸣九先生认为,“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是张、杨间的矛盾。而张、杨的矛盾,又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由于张学良解决了他同杨宇霆、常荫槐间存在的矛盾,才使他能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这就是说,东北易帜使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稳操胜券。张、杨等的矛盾远非易帜始,张学良之所以在易帜后而不是在易帜前解决杨、常问题,应认为是易帜大大加强了他的地位之故。简而言之,东北易帜有三得:维护了祖国的团结统一;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

东北易帜有得也有失,不能认为只有得没有失。当然,得大于失。失在何处?失在很大程度上使东北集团实际上变成了蒋介石集团的附庸,变成了为蒋介石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并进而变成了蒋介石集团反动误国政策的牺牲品。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突出事例不少,1929年中东路事件损师折将是一例,1930年东北军为调停中原大战大举入关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是一例,1931年在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柳条湖事件、9·18事变诸事件中接受蒋介石的旨意,一味妥协退让,最后蒙受丢失东三省大好河山的千古之耻又是一例,等等。尽管这些失误不与东北易帜同其时,并且也不能都简单地归之于东北易帜,但它们与东北易帜紧密相联却是实情。

1928年12月29日 ,张学良在中国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

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见皇姑屯事件)。但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国民党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迅速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张学良以东三省的民意为重,坚决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国民政府在占领京、津后,也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7月 3日,蒋介石抵北平,接见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同时派代表到东北同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处于孤立的地位。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