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袖t恤男紧身:苏联向新中国递交的国书是由谁接的

毛泽东，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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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周总理秉烛挨个房间敬酒

王稼祥出使苏联未办护照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经历了风雨洗礼，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愈发自信而响亮。然而，我国外交事业刚刚起步时，情况却是异常艰难的。当时，第一代外交工

作者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外交方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迎难而上，无所畏惧，不仅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还树立起新中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睦邻友好的国际形象。记忆并不尘封，那些外交往事依然激励着并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工作者为中国崛起而奋勇前行。

外交部迅速组建归功于周总理

边招人边工作出了“将军大使”

提起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不能不提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布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这一天也就成为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日子。当晚，当开国大典的礼花还在天安门上空绽放的时候，新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履行起他们的使命，向世界各国政府送达毛泽东的开国公告以及周恩来表示愿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函件。

应该指出的是，新中国的外交部之所以能迅速组建起来，与周总理的一个重要决策是分不开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驻南京等地的办事处以及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陆续回到延安。当国民党军队重兵进攻陕北、中央机关准备撤离延安时，周恩来在王家坪召集这些机构中从事过涉外工作的部分同志开会，要求他们撤离时集中编成一个队，还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后来，这个队的同志渡过黄河进入晋绥地区。

1947年5月，当时担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外事组，共有20多名成员，下设研究、翻译和新闻三个处。这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下培养的一批外事干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骨干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外事组的工作和驻地也在不断调整。1949年1月，周恩来在西柏坡给外事组部分干部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进城以后开展涉外工作的方针和外事干部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其中讲到的不少内容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展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则。

天津解放后，成了新中国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统战部的章汉夫，外事组的黄华、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晋、马牧鸣、凌青，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杨公素……这些后来蜚声中外的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们陆续到达这里。1949年1月19日，中央向天津市委等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指示还指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被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时，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的具体化。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新中国外交部的组建工作在加紧进行。除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外，外交部又从中央其他各部门的干部、军队的高中级将领、地方领导干部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选调了一批人。建国初期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从军队系统中调来的高级将领就有10多位，他们后来被称作 “将军大使”。

外交部边组建边工作，除完成开头提到的向各国送达开国公告和周恩来的公函的任务外，到1949年10月底，还办理了9个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等有关事宜，同时拟订了外交部组织条例、确定了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等。

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全体大会，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主持大会，宣布外交部组建完成。周恩来在会上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新中国外交的任务、政策和策略做了具体论述，对外交部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办公、会客、住宿、设宴

首座办公大楼“四位一体”

外交部的第一个部址座落于北京东城的外交部街33号。清末，这个地方是国宾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在这里办公。北平解放后，先由华北人民政府使用，在华北人民政府结束工作后，外交部迁入办公。

当时，院内有两座西洋风格的建筑。部长办公室、部办公厅和会见外宾的会客室设在东楼，其他6个司局和委员会在西楼办公。不少工作人员也住在西楼。开始时，科级干部每8个人住一间房，地下室也住了不少人。后来，在院内的红楼和贡院附近的顶银胡同又增加了一批宿舍，但住房仍很紧张。

办公楼除具有办公、会客、住宿的功能外，有时还要在这里举行招待会。这时，东楼的大部分办公室，包括部长、副部长办公室内的办公用具全都被撤出来，然后将办公室布置成招待会会场，甚至连大客厅前面的阳台也要摆上桌椅招待客人。如果举行一个几百人的招待会，宾主得分散到几个地方。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招待会开始后，不得不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向客人祝酒。新中国接待第一个正式来访的外国政府首脑——蒙古总理泽登巴尔时，也在这里举行过招待会。据说，有一次招待会进行中间突然断电，周恩来就举着蜡烛到各个房间去祝酒。后来，这类招待会才改在北京饭店举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怎样提出来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杰出贡献，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关于它的提出，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会见了印度政府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参加有关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的。周恩来会见他们的谈话记录是竖排手写在红格纸上的。从记录中可以得知，这次谈话是下午一点开始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的。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个记录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领导人最早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记载。

4个月后，两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同意基于 (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在外交文件上出现。

1954年6月，正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利用休会时间对印度和缅甸进行访问，这是周恩来首次出访南亚国家，受到两国政府隆重热烈的欢迎。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表述方式上，将以前“平等互惠”的提法改为 “平等互利”。现在一般都将这一天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纪念日。

1954年9月底到10月中旬，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两国领导人于10月12日发表了中苏两国政府联合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将继续把它们同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各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之上，这样就为发展有成果的国际合作开辟了广泛的可能。宣言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隆重欢迎第一个建交国家的使节

我国首位大使行前来不及办护照

在新中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受政府委托致电周恩来，表示苏联愿与中国建交并互派使节。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欢迎中苏立即建交并互派大使。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10月4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从莫斯科启程赶往中国。10月10日，当罗申到达北京时，受到了新中国隆重热情的接待。周恩来和北京市长聂荣臻等50多人在前门火车站站台上迎接，欢迎队伍中还有以罗申大使老朋友身份前来的董必武、沈钧儒等高级领导人。10月16日，罗申向毛主席递交了国书。11月初，仍留在南京的40多名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全部迁往北京。

新中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于10月20日离北京赴苏。前一天，外交部办公厅特别照会苏联驻华使馆，称：王稼祥大使一行定于20日下午5时由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

不过，由于出席当晚7点毛泽东宴请罗申的活动，王稼祥并未像照会中所说的于下午5时出发，而是在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送行。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还专为欢送王大使离京赴苏发表了社论。社论说，“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代表的出国。”“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中国大使到达苏联时所受到的礼遇据说也是少见的。按苏方惯例，外国使节到达莫斯科时只由外交部交际司长前往迎接，而王大使到达莫斯科时，前来欢迎的是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以及莫斯科市官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王大使到达的第4天就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而且同对方礼节性谈话的时间也由通常的几分钟延长到20多分钟。对此，一位曾参加过欢迎仪式的外国驻苏外交官说，他在莫斯科已待了四年，这样的礼遇还是首次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递交给什维尔尼克的“国字第一号”国书，封面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内文用毛笔竖排缮写，由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加盖名章。第二年7月，当新中国集中派出8位驻外使节时，他们所持的国书略有变化：国家元首和外长只在国书上签字，而在国书的最后一页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字样的方型印玺。(FOUREYE劾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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