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4pro支持电信吗:简述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我将现今社会发展归结了几多几少，看看如何，纯属个人观点：
自由言论多了，能公开发表的少了；
防暴警察多了，野战部队少了；
老板富豪们多了，穷人们能出头的少了；
出国游玩的多了，舍命偷渡的少了；
回国的人多了，只想为国家卖力的少了；
外国友人来了多了，在外胡说八道少了；
入世后贸易磨擦多了，仅盯国人钱袋的大公司少了；
卖命挣钱的人多了，白吃饭的人少了；
上网的人多了，读报的少了；
有手机的多了，写信的少了；
老人们多了，愿意直接照顾他们的少了；
政府对农村关照的多了，看不上电视的少了；
粮食收获的多了，种庄稼的人少了；
农民工多了，大学生就业机会少了；
异性伙伴多了，让法律承认的少了；
公务员的工资多了，埋头奉献的少了；
骗人的花招多了，受伤上当的少了；
口口声声说中国好的多了，不想出国的少了；
……
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是“进两步，退一步”，无言以对。实事就是前进背着心酸，从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发展，但有限的发展就是无限的进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

概括起来：
1、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彻底变化和，变的开放融合；观念的转变是最大的转变，人变的务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吃的饱吃的好；
2、生产力长足发展，经济的崛起；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经济方面是看的见最眼亮的；见了有了以前梦想的东西；
3、民主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
4、综合国力，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印象和地位提高；
5、法制在国家开始显示应有的力量；
6、新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在消融中重建；
7、军事上科技化进程加快，现代国防意识增强，不仅仅靠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保障；
8、政府逐步透明化，比以前开明；
9、民族政策进一步优化，自治区取得比以前更大的进步；
10、国家统一在和平中一步一步实现，港澳回归；
11、结束国共对峙，开始对话合作；
12、艺术上包容性增强，容许不同声音不同角度将问题；
13、边界问题基本彻底解决；
14、外交同周遍国家关系更加友好改善，解决问题不再单从意识形态考虑；
15、开始有跨国公司；开始有自己国际品牌；
16、私企、家族企业开始成长；经济更加市场化、国际化；
17、金融逐步从制度上走向稳定，人民币坚挺；
18、在国际事务中作用越来越大，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说话；
19、很多原敌对国家对中国好感增加，更依赖中国；
20、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素质有所提高；
21、生活多样化了；

第一产业：农业——水稻，联合收割机……
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汽车销量、房地产业势头……
第三产业：服务业——下岗职工的新就业岗位……

航天载人事业、体育事业、人才选拔制度……

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消费结构是指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极为重要的指标，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2014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1.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50.13%降到了37.9%。尽管恩格尔系数持续平稳下降，但跟西方富裕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八十年代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九十年代平均为24.12%。根据近几年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数量特点，可以把居民消费结构分成三个阶段：1993年和1994年分为第一阶段，这阶段恩格尔系数大于0.5； 1995年至1999年为第二阶段，这阶段恩格尔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介于0.4-0.5之间；2000年和2001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恩格尔系数低于0.4。这三阶段各有特点区分明显，充分地表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下降食品消费水平由过去简单的吃饱吃好，转变为品种更加丰富，营养更加全面。一方面由于食品供应的日益充足，2001年我国水果产量6658万吨，是1993年的2.211倍；油料产量2864.8万吨，是1993年的1.588倍。另一方面由于在外饮食的增加，粮食消费比重减小，购买量大幅度下降。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79.7公斤，比1989年下降40.5％；人均购买食用油8.5公斤，比1989年增长37.5％；购买牛羊肉、家禽、蛋类、鲜奶、干鲜瓜果等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在外饮食达到人均314.2元，比1989年增长4.7倍。衣着是两项基本生存资料之一, 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衣着支出534元，比1993年增长1.775倍，它的消费比重2001年为10.05%,由1993年的14.24%下降了4.19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向时装化、名牌化、个性化发展的倾向更加明显，成衣化倾向成为主流。从衣着和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满足基本生活的支出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需求阶段已经结束，逐步向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阶段过渡。用品消费增长减缓，主要耐用消费品趋于饱和 2001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数量分别是81.9和92.2，比1993年增长1.44倍和1.07倍；拥有彩色电视机121台，比1993年增长1.52倍。上述数字表明主要耐用消费品逐步饱和，城镇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390元，比2000年下降3.9％，表明用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人们消费的重点。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一些新兴的家用耐用品正在取代传统电器的位置成为现阶段的“消费”热点。如：电脑、空调等。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从1997年1.7部到2001年每百户拥有34部增长20倍，增长幅度最大；在短短的五年间家用电脑的拥有量从97年的2.6台到2001年的13.3台增长5.12倍，2001年空调拥有量为35.8，比93年增加15.36倍。这充分证明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转变，新的世纪像洗衣机电冰箱这样的传统家用设备支出比重步入衣着消费的后尘，正在逐步下降。交通通讯支出持续增长，支出比重变化最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电子通讯、家用汽车价格的下调，移动电话及家用汽车已成为我国近几年形成的新消费热点之一。从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旺盛。调查显示，2001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消费的比重为8.61%，比1993年上升了4.79个百分点；其中，2001年城镇居民交通消费的比重为3.31%，比1993年上升了0.82个百分点；通讯消费的比重为5.30%，比1993年上升了4.0个百分点。住房消费比重上升较快居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这是与我国住房及配套的工资制度改革紧密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支出也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住房消费比重上升。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在全国57个城市对2.28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房改政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城镇居民中有74%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的人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这说明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已开始从“有房住”向“住好房”方向转变。医疗及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比重上升趋势明显医疗制度的改革也导致人们用于医疗的支出增加，绝对支出额和支出比重都有上升趋势。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医疗支出343.3元，比1993年增加6.03倍；娱乐文教也是近几年来增长较大的一项。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娱乐文教支出为690元，1993年仅为194.01元，从1993-2001年，其所占比重从9.19%增至13.00%，绝对支出增加3倍多，教育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投入的增加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反映出人们收入的增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点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以及娱乐教育方面。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消费结构已经被取代了。而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但更健康的消费结构由于受到消费观念、国家政策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制约，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改革现行消费体制。我国消费体制改革滞后，制约了消费结构的转变，割裂了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的联系。在城镇住、行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方式至今仍未彻底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从而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2.推行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快费改税步伐，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体制，千方百计降低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价格。彻底整顿土地转让价格和拆迁补偿费，清理各种摊派和收费，规范住房成本构成，切实降低房价。放开住房二级市场。取消对汽车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积极推进燃油税改革进程。放开轿车价格，鼓励企业竞争。 3.扩大就业渠道。制定再就业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积极促进其再就业，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信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和条件，也是提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前提。进入21世纪，我国的居民消费倾向较20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1>> 铜 国际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包含感情的市场，而人类的某个群体如果不考虑感情，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群体，所以当中国人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屡屡被基金（本文中特指国际上那些资金量庞大的基金）围剿时，不必再义愤填膺，因为基金根本就不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应该，而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只有冷静下来，寻找"反围剿"的办法。

一、基金对中国资金的"逼空"及"围剿"过程
下面参照下页的图1简述一下基金的逼空过程。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铜消费量及进口量也大幅增加。中国的企业为转移铜价波动所带来的风险，都有在期货市场上套保的愿望。而国内期货市场由于交易时间、衍生品品种单一等问题不能达到企业规避铜价风险的需求，致使中国企业进入LME市场寻求对铜的套保。但在当前国家规定中，只有有限的若干机构有在外盘操作的权力，所以许多中国资金（本文中特指那些国际衍生品市场中来自中国的资金）是通过国外代理机构违规进入LME市场的。由于国际基金大鳄们和这些机构关系密切，中国资金在LME中的头寸情况也就为这些基金所掌握。
另一方面，这些基金能调动庞大的资金量，熟悉并能够掌控铜的现货渠道，再加上铜的每年的生产规模和市场上的库存规模不是很大，使基金具备了在一定时期内控制铜价的能力。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加大了铜的消费量和进口量，并且中国方面还没出现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基金为牟取暴利，对铜价进行操纵，使之居高不下。面对LME偏高的铜价，在LME套保的中国资金做出为现货套保和在LME和SFE之间反向套利的卖空操作。
中国资金的卖空操作很容易被基金盯上。由于基金的政治势力和给LME带来的巨额交易手续费收益，即使基金操纵市场，LME也不会轻易干涉，这给基金操纵市场创造了条件。当基金看准了中国资金难以交割现货时，就推高铜价，实施"逼空"。另外，基金能够随时掌握中国资金的头寸底细，使他们的行为更有目的性和更具准确性。
当基金在期货市场上进行逼仓时，同时也会对现货市场进行控制，加上中国资金本来就相对有限和分散，使中国资金在国外很难筹到现货。另外一般的企业很难将国内的铜运到国外交割，所以当基金逼空时，中国资金，尤其是中国企业资金，是无力进行现货交割的。当然了，即使没有现货，如果能够在期货市场上把基金打爆仓，中国资金也能逃脱。但基金能调动的资金量太大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资金只有平仓认陪一条路可走。
上面说的是中国资金做空时被逼空的过程，当中国资金做多时，基金倚仗其各种优势，照样能对铜价进行操纵，采用"住友事件"中对付住友商社的手段，对中国资金进行"空逼多"。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当前的博弈格局下，不论中国资金做空还是做多，基金都会对中国资金进行"围剿"。
为求当前这种不利的博弈格局朝有利的方向改变，先分析一下基金的优势和中国资金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基金的优势
资金优势
铜的流通经历了从生产，现货和期货市场上的买卖，消费三个过程。直观来看，似乎拥有定价权的应该是生产者或者消费者，但其实不然。究其原因，是基金们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金，而铜又是规模较小的商品品种，当基金们手中的资金超过了生产者或消费者某时间段内所能提供的现货时，他们就能击败与其竞夺定价权的对手，从而控制铜市场。
图1 基金逼空中国资金过程
而且，基金的资金优势是其根本优势，其它的优势都是从具有资金优势的基础上扩展来的。
现货优势
基金想要在铜市场上呼风唤雨，组织现货和在一定时期内控制现货自然是他们必要的、着力扩展的能力。他们利用资金优势改变生产者的销售环境和消费者的购货环境，极力阻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交易，控制生产者的销货渠道和消费者的进货渠道，从而具备了在某时期内快速垄断现货的能力。
信息优势
基金们的信息优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金们搜索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较强。基金们会花费比别人大得多的物力、财力去搜集各种铜信息，并聘用精英人才来为他们分析，所以他们比别人具有领先一步的信息优势，使自己能够抢占先机，更加具有左右市场的能力。二是基金们能够了解中国资金的底牌。由于中国资金是通过国外代理机构在LME操作的，基金高层凭借与这些代理机构的关系，能够随时掌握中国资金的头寸底细。三是基金能够根据自己的持仓推断其他投资者的持仓。由于LME是不公布持仓的，而基金在LME的持仓量较大，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推断别人的持仓。而中国资金却对基金的头寸情况无从了解，这就形成为了中国资金和基金之间的不对称信息博弈。
政治优势
这个优势并不一定每次都用得着，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基金大鳄们的救命稻草。众所周知，美国政治是金钱政治，而基金们又手挽重金，当基金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对某个国家施压，政府能不从命么？用"住友事件"来举例，当年住友商社对抗索罗斯等基金大鳄们，到了1996年5月份时，基金大鳄们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战。但这时一向在监管方面少有作为的伦敦金属交易所迫于美国的压力，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一起对住友商社进行了限制，才使大鳄们险中逃命，同时大赚了一把。
协作优势
从"英国英镑危机"、"住友事件"、"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许多金融事件中可以发现，基金大鳄们攻击某一对手时，具有很强的协作性。他们往往同进同退，少有临阵脱逃的。这可能也是他们圈子中的生存规则。这种协作性使他们能够在某时期内集结起巨量的资金，从而鲜有敌手。

三、中国方面的劣势及存在的问题
资金劣势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中国的企业在壮大，但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中国资金与那些基金大鳄们能调动的资金相比，仍然相差悬殊。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资金量庞大的能把基金打爆仓，基金敢逼仓么？资金问题是造成中国资金被动的根本原因。
协作劣势
或许是体制的问题，或许是国人的本性在作怪，或许有其它的原因，中国资金在国际市场上非常缺少协作性，看到好处一哄而上，碰到困难一个比一个跑的快。在基金面前更象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现货劣势
中国铜的消费量已达到全球铜消费量的20％左右，按理说中国企业应该建立起了购买铜现货的较为稳定的渠道。但事实是，到了基金逼空的时候，中国资金在国外就筹措不到用于交割的现货。而国内的铜如要外运，还要经过政府审批，甚为不易，难以交割。所以，基金逼空时，中国资金很难交割现货。这也是基金逼空中国资金的一个原因。
国家铜储备所起的作用有限
国家储备铜的战略意义之一是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制衡国际上操纵铜价的基金，尽量平抑国内铜价的波动，减少铜企业所承受的价格风险。但市场传言，前阶段铜价的疯涨，和国储大力度买铜干系甚大。从实际的情况观察，这些传言未必是空穴来风。如果真是如此，那国储不但没对基金起到牵制作用，还加剧了国内企业承受的风险。这或许是2005年SFE资金大量转移到LME的重要原因。
国内期市未能满足企业避险需求
LME毕竟是外国人的地盘，设想一下，如果国内的期货市场能够满足企业的避险要求，中国企业愿意去LME么？影响企业在国内期市避险效果的因素可能很多，其中一个因素是交易时间问题：LME是24小时交易，而国内期市还是局部时间交易。当在国内非交易时间发生了影响铜价的事件，在LME可以马上做出应对，而在国内期市却不能。对大资金来说，这种差异形成了很大的风险。另一个影响避险效果的因素是国内的衍生品品种的缺乏。比如在LME能用期货控制期货市场上的风险，而国内还没有期权。再一个影响避险效果的因素是国内期市的规模较小。大的铜企业一做出力度大一些的操作，就会引起期价的较大变化，所以国内期市满足不了企业套保的需求。而且，资金从SFE流入LME和国内铜期市规模减小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面对需要大量进口铜的现状，国内期市不能满足企业避险要求是中国资金去LME的又一重要原因。
国家对企业参与外盘有限制
出于减少资金外流和控制风险的目的，国家规定，参与外盘铜期货的资金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批。而且，获准参与外盘期货业务的企业总共才有8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选择了由国外公司代理的违规途径。虽然知道在代理的过程中可能泄漏自己的头寸机密和被人盘剥，但对这些企业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四、应对的方略
面对屡遭围剿的困境，制定应对方略的方向不外乎是将不利于我们的博弈格局，向有利的方向转变。当然，有些因素是我们不能改变或者近期无法改变的。比如，不能消弱基金的资金优势和政治优势，不能大幅减少我国铜的消费量和进口量，不能指望中国资金量多到能将基金打败。我们只能对我们能控制的因素进行调整。下面还借助图1进行分析。
图1是一个中国资金被逼空亏损的过程树，最终决定结果的因素是树的叶结点。将不可控因素排除在外，我们能够做出改变的有：国储所起的作用，国内期市的规定和业务，国家对参与外盘业务的限制。
从图1上看，如果国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可以减缓企业面临的风险，降低中国资金外流的原动力，更能增加基金操纵铜市场的难度和成本，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基金之间虽然协作性很好，但终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国储的行为是一种政府行为，不象基金那样，首先顾及的是自己的收益，这自然产生更强的震慑作用。当基金顾及国储的威胁时，就不会轻易对铜价进行操纵和对中国资金进行逼仓。但现实中国储的表现欠佳。表现欠佳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可能有三点：一是体制僵硬，缺乏灵活性，与诡异多变的基金相比，明显处于下风；二是国储决策层不具备正确决策的能力；三是受某些因素影响，决策者做出的不是最正确的决策，比如保护媒体上传言的"老鼠仓"，等等。国储亟待去除痼疾，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其次，如果国内的期货市场能够满足国内企业的套保需求，中国资金也就没有必要去LME历险了。但事实是虽然各种呼吁期市创新、开放的文章频繁见诸媒体，近几年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却进步缓慢。可能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政府高层对期货市场的创新和开放顾忌重重，不敢轻举妄动。但面对中国资金在国外金融市场上一次次遭遇围剿，政府高层不该再因噎废食，加强期货市场的建设，促进期货行业的发展，为国内企业创造更好的避险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服务，应该说是迫在眉睫。
再者，出于防范风险和减少资金外流等目的，国家对参与外盘的资金进行了限制，但事实上仍有大量资金通过违规的途径外流。所以，这种"硬堵"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减少企业到外盘进行期货套保的要求才能有效控制这种情况。在目前国内期市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避险要求的情况下，适当拓宽国内企业参与外盘期货业务的渠道，扩大企业对国外的参与权，不但让企业能由正规的渠道进行外盘期货业务操作，免遭代理公司盘剥和基金窥窃头寸机密，增加资金的"围剿"难度，也能让企业早一些走出国门，经受国际化的考验，为迎接进一步的开放做准备。
另外，也有其它需要改进的方面，比如中国资金的协调性，虽然在目前即使协调得很好也不足以和基金抗衡，但总可以对保护自己有所帮助，对国储有所助力。还比如，中国作为世界上铜的消费大国，应该和生产者建立良好、密切的关系，拥有一些稳定的现货渠道，这也能对基金的逼仓行为产生制衡作用。
本节最后做一下说明，若是单单按照图1分析，似乎是如果国储能发挥好作用，国内期市的功能怎样和如何限制企业的外盘业务都不重要；而如果国内期市能满足了企业的避险要求，如何限制企业的外盘业务也无所谓。其实不尽然，国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铜价，基金也不是好对付的，所以国内的期市还是需要进一步建设；但国内期市的建设也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还是需要拓宽中国资金在国外避险渠道，毕竟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固步自封不是办法。

五、对定价权问题的讨论
对于铜的国际定价权问题是当今媒体的一个热点，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铜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的20％左右，应该拥有定价权。从前面的分析看，铜的定价权不是取决于消费量，而是取决于整个铜市场中得博弈格局以及各参与方的博弈策略。按照图1中的博弈格局，无论中国资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都是必输的。所以争取定价权先要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通过各种努力使形势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同时应用适当的策略，阻止基金对铜市场的操纵，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争取到铜的国际定价权。
上面的所有讨论虽然是针对铜市场而发的，但对于其它需大量进口的、基金兴风作浪的商品市场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卷烟 卷烟生产和流通在我国一直是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行业。由于卷烟是高税产品，各省市都争取多分得一些计划产量指标。然而，不同省市和企业卷烟生产的效益有显著差距，产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也大不相同。

国家烟草专卖局以往都是用行政命令调整省际间的卷烟生产计划，但是，调整起来很困难。卷烟作为一种高税产品，在各省的财税基数中占有重要地位，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很大。199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了“卷烟生产计划省际间调整”的方案，即将生产效益差的省市的卷烟生产指标调整给效益好的省市，并由使用指标的省市按低价供给出让指标的省市一定比例的优质卷烟，作为补偿。

从1994年到1996年，按上述方案进行的调整推行了三年，实践表明，卷烟产量指标有偿调整的效果很明显：一是生产更符合需求，二是有关各方全部得益，仅1996年，就增加工商税利85.52亿元，由出让指标的省市和得到指标的省市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共享。

弊端也很明显，从长期看，这种调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落后、排斥竞争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调整方式，实际上会有相当一部分省市由于产品无销路，使用不完产量指标，那些产品无销路、长期严重亏损的企业几年后就会被淘汰。然而由于采用了有偿调整的方式，指标本身成为了有价物，使得本来用不完指标的省市不愿放弃已有的产指标，而那些本来已无竞争力的企业由于获得补偿而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虽然仅仅实行了三年，这种调整方式所产生的问题已使原来的决策部门在考虑逐步取消这种调整方式。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人士称，今后很可能不再大范围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调整。

本文的结论是：当一些约束条件不能改变时，在原有计划指标所确定的利益格局中，通过一些“拟市场化”的措施，仍会提供改进效率的余地。但是从长期看，计划指标市场化最终又会成为改进效率的障碍，因此，在保证国家税源不流失的前提下，放松管制，使烟草生产直接受市场调节，可能是进一步改进效率的有效途径。

本文所用的“计划指标市场”，是指由于指令性计划指标在不同指标接受人之间自愿相互转让而形成的“市场”，除了由于“交易品”的特殊性质而受到政府较多干预之外，这个市场有多个转让主体和受让主体，可以自由竞价，运作方式与一般市场并无本质不同。本文所要分析的卷烟生产计划有偿调整，就是这类市场的典型形态。

1994年到1996年，卷烟行业进行“卷烟生产计划省际间调整”，这是一种对计划指标的有偿调整，开始时各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调整的直接收益也很明显，然而在三年调整之后，这种方式却难以为继。

本文首先对调整过程本身进行描述，然后估算这种调整直接增加的税利。接下来借助管制理论提供的一些视角，分析这种调整的利弊。最后以此为实例，对计划体制的调整方式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作几点评论。

1、卷烟生产计划管理的原因及实践

1.1 卷烟生产管理体制概况

中国生产卷烟只有100年的历史。19世纪末，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我国开办卷烟厂。1902年，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北洋卷烟厂在天津开办。至1949年，全国约有卷烟生产厂1000家左右，年产卷烟约170万箱。

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卷烟生产国和消费国，1995年，卷烟产量占世界份额的31.0%，消费量占世界份额的31.6%。

1995年底，我国卷烟行业的基本情况是：180多家卷烟厂，2000多家烟草公司，50多万从业人员，300多万零售商，1000多万烟农。1995年，生产卷烟3472万箱，实现税利710亿元。烟草行业上缴税利已连续7年居全国各行业之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东北、内蒙等部分地区实行过烟草专卖制度，随着全国计划体制的建立，卷烟生产也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集中统一管理。

50年代后期，中央将部分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卷烟生产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1963年又收回了对卷烟生产的集中统一管理权，组建了全国性烟草托拉斯——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

“文革”中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被撤销，烟厂归地方管理。1981年，国务院决定对烟草行业实行专营，同年成立了中国烟草总公司。1983年国务院颁布《烟草专卖条例》，同年成立了国家烟草专卖局。

1991年6月，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以立法形式将烟草专卖制度确立下来。目前除国家烟草专卖局外，全国共有31个省级烟草专卖局，300多个地、市级烟草专卖局，1800多个县级烟草专卖局，专职专卖人员1.3万余人。

1.2 烟草专卖与计划产量指标

卷烟生产和流通在我国一直是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行业。主管机构对实行烟草专卖必要性的阐述是“烟草及其制品是一种具有顽固嗜好性的消费品，对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烟草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既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不能无限制地发展。为此，许多国家都对烟草行业实行高价重税、“寓禁于征”的政策。高价重税政策使卷烟生产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也成为经济效益“短平快”项目的热点。因此，如果弱化管理，容易造成盲目发展。鉴于烟草行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及限制其发展的需要，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烟草专卖制度确立下来（杜郁 1996）。

在我国的烟草专卖制度中，对卷烟生产的严格计划管理是其重要内容。“全国烟草总公司根据国务院计划部门下达的年度总产量计划向省级烟草公司下达分等级、分种类的卷烟产量指标，省级烟草公司……向生产企业下达分等级、分种类的卷烟产量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概括地讲，我国现在实行的烟草专卖制度，包含烟草专卖、卷烟生产特许和产量指令性计划管理三部分内容。

由于卷烟是高税产品，各省市都争取多分得一些计划产量指标，国家计委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分配产量指标时也要考虑省际间的平衡。当然，在考虑平衡的同时，效率问题也同样被考虑进去。例如，在考虑每年新增产量的安排时，明显地倾向于生产名牌优质烟、创造高税利的产地和企业。1981年（实行专卖前一年），我国年产烟1704万箱，到1995年，年产量已增至3472万箱，每年计划分配增量部分时，都要考虑质量、市场和利税。但是，一方面安排计划时还必须考虑其它因素，另一方面各种卷烟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增量”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从效率角度看是不合理的。

目前卷烟生产的现实状况是，不同省市和企业卷烟生产的效益有显著差距，产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也大不相同。以1994年为例，效益最好的企业，单箱税利达8000多元，效益最差的企业则只有213元。一些省份的部分企业产品供不应求，有原料基础，提供的税利多，但却因生产计划的限制，有部分生产能力闲置，原辅料有富余，与此同时，有些省的卷烟生产企业却全部亏损。由于地方政府可以从卷烟生产中征税，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只要产品能销出去，亏损不是特别严重，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后仍然是得大于失，因此支持亏损企业继续生产。

2、卷烟生产计划省际间调整的尝试

2.1 调整的设想与原则

国家烟草专卖局以往都是用行政命令调整省际间的卷烟生产计划，但是，调整起来很困难。卷烟是各省都非常重视的财源，历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关于卷烟产量计划的分配都是各省特别关心的问题，许多省都是省长亲自出面与计委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交涉。特别是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各省的财税基数以1993年为基数，卷烟作为一种高税产品，在各省的财税基数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卷烟的税利基数又直接与1993年初下达的卷烟生产计划相联系。也就是说，各省新的财税基数中，已将下达给该省的卷烟生产数量中所含的利税包含在内，中央与各省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承诺关系。因此，要调整省际间的卷烟生产计划，就需要调整各省的财税基数，否则各省有理由不予接受。财税体制改革本身已经使许多省份深感压力，再要对卷烟产量指标进行大的调整，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很大。199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曾用行政方法进行调整，经反复协调，全国才调整了18万箱，收效甚微。

虽然调整困难，然而对卷烟产量指标使用中的低效率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主管部门深感不安和认为有责任促其改善。1994年，经反复考虑以及与各有关部门协商，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了“卷烟生产计划省际间调整”的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调整是有偿的。具体的方案如下：

（1）调整原则
调整的省市分为调增省和调减省。在调整之前，国家烟草专卖局确定了如下原则：
——调减和调增都必须是自愿的，专卖局主要是制定规则和监督已签订合同的执行。
——要求调减生产的省市应该是预计全年完不成计划的省市，必须得到所在省市计委的同意；调出计划指标后得到的补偿，必须用于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不得用于非生产性开支。
——要求调增生产的省市必须有全国知名的高效益名优畅销产品，与调减省卷烟单箱调拨差价在1250元以上；原辅材料和生产能力有保证，能按期按牌号执行调增计划；调增的产品执行正常的省际间计划内调拨价；所得效益用于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2）具体方法
——国家烟草专卖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烟草专卖局发出通知，将有偿调整的原则、要求、调整方法等事先告知，要求作好准备。
——召开计划调整衔接会，调增、调减省市的烟草专卖局、省计委的同志参加，国家经贸委、计委、财政部等派人参与协调和指导。会上调增调减双方经过共同协商，提报了具体的调整方案。国家烟草专卖局会同国家经贸委、计委、财政部的同志共同审定。

（3）补偿方式
调增省按调增计划生产的产品，50%由调增省调给调减省进行经营，以解决生产减少后的市场供应问题和收入减少问题。另外的50%留给调增省。调增省调给调减省的50%的产品，必须按原正常省际间计划内调拨价执行调拨，不得浮价。

2.2 调整幅度及效果

从1994年到1996年，按上述方案进行的调整已经推行了三年，三年调整的数量和效果如下。

1994年：
有18个省（区、直辖市及单列市）参加了调整，共调整了省际间卷烟生产计划52万箱，其中调增地区有4个，调减地区省有14个。调整地区和数量见附表1。
经过调整，共增加了工商税利51.85亿元，占1994年全行业增加税利的37%。在增加的税利中，中央税收28.76亿元，占55%，地方税收6.55亿元，占12.6%，烟草企业增加利润16.54亿元，占31.9%。
对调减省来说，这52万箱卷烟如不调出而在本省生产，利税只有4.85亿元，计划调出后，通过经销调增省返还的50%的名优产品，能增加税利11.33亿元，不仅完全弥补了因生产减少而减少的收入，而且增加了收入，积累了用于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

1995年：
有21个省（区、直辖市及单列市）参加了调整，共调整了省际间卷烟生产计划55.8万箱，其中调增地区有5个，调减地区有16个。调整地区和数量见附表2。
通过调整，增加工商税利60亿元以上，占全行业新增税利的75.9%。

1996年：
有23个省（区、直辖市及单列市）参加了调整，共调整了省际间卷烟生产计划99.4万箱，其中调增地区有5个，调减地区省有18个。调整地区和数量见附表3。
经过调整，预计将增加工商税利85.52亿元。其中调增省工业环节增加税利41.25亿元（如果99.4万箱卷烟仍然留在调减省生产，即使全部销出，工业环节的税利也只有7.46亿元）。调增、调减省商业销售环节增加税利44.27亿元。在增加的税利中，中央增加税收48.93亿元，地方增加税收6.97亿元，烟草企业留利29.63亿元。

3、卷烟产量指标有偿调整的几点启示

3.1 在现行产量计划不可调整的前提下，有偿转让能够显著提高效率

三年的实践表明，在调整产量计划碰到较强阻力的情况下，卷烟产量指标省际间有偿调整的效果很明显：

（1）生产更符合需求：三年中共有6个省（自治区）调增了产量，调增的指标主要安排在高档优质品牌上，调增最多的四个品牌是：红塔山、黄红梅、普三塔、阿诗玛。调减的品种全部是不受市场欢迎、严重亏损的产品。

（2）有关各方全部得益：产量指标调整后，在产量不变的前提下，税利增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调增、调减企业均从中得益。

在确定用这种方法调整卷烟产量指标之前，国家有关计划部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曾多次考虑、议论过采用直接调整各省产量指标的办法改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