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的画玫瑰花步骤图:红军的起源是什么???

http://info.datang.net/Z/Z1107.HTM

　　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见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又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组成了第一方面军（曾称中央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红军部队，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和“清剿”。全国红军发展到最多时达到约30万人。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9月、10月和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甘肃南部地区会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
　　http://wikipedia.cnblog.org/wiki/%E5%B7%A5%E5%86%9C%E7%BA%A2%E5%86%9B

　　中国工农红军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工农红军)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一般简称为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28年5月前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随着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1955年被授予将帅军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绝大部分来自红军部队。红军来源于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和参加暴动的工农群众。

　　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自始至终都是朱德，总政委先后是周恩来、张国焘和毛泽东。总政委具有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和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接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军委及有关中央局、中央分局（这是党中央在苏区的派遣机构）指挥红军，但紧急时刻中央政治局也可以直接指挥红军。除了三个野战军性质的方面军，各个根据地还有军区组织。负责领导红军游击队和独立师团，配合野战军作战。红军各级组织均实行政治工作制度，政委权力大于同级军事指挥员。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内部多次进行了严酷的肃反斗争，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杀害。

　　红军一般使用游击战术，规模较大的正规红军也采用运动战和阵地战。红军作战的主要对象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也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红军和敌人作战的基本样式，初期是反会剿，后期是反围剿，反会剿和反围剿是在根据地内线作战，一般得到根据地人民的广泛支持。在反围剿的间隙，红军也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以便扩大根据地，筹集物资。

　　按毛泽东的总结，红军不但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工作队。红军要承担发动群众、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职能，特别是军队的政工人员还要负责指导地方党政工作，这通过党政军的联席会议或前敌委员会来实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先后建立了军级番号的红军部队有35个（若算上先后授予同一个番号的军级部队，这个数字更大），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才全部集中中国北方的陕甘宁地区，但此时南方八省仍有为数上万人的红军游击队分散活动。

　　目录 [隐藏]
　　1 历史
　　1.1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
　　1.2 反围剿
　　1.3 长征
　　1.4 改编为八路军
　　2 编制
　　2.1 第一方面军
　　2.2 第二方面军
　　2.3 第四方面军
　　3 参见

　　[编辑]
　　历史
　　[编辑]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
　　参见：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

　　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南昌起义”。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与在井冈山上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编辑]
　　反围剿
　　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编辑]
　　长征
　　参见： 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战略撤退，史称“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在会宁会师之后,出于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加上第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约两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继续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不幸遭受重大损失.剩馀四百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最后返回陕北根据地.

　　[编辑]
　　改编为八路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 中国工农红军番号从此撤销。

　　[编辑]
　　编制
　　[编辑]
　　第一方面军
　　1930年8月，红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成立了第一方面军。由于该军团负责中央苏区的军事安全，也称中央红军。兵力最高达24个军共7万馀人。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1932年6月改称红一方面军。

　　[编辑]
　　第二方面军
　　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在战略转移途中，奉中央命令，组成第二方面军，并将红三十二军（一方面军）编入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 共1万馀人。

　　[编辑]
　　第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黄麻起义后成立的红七军，黄麻起义失败后馀部以后发展成红11军31师。加上在六霍起义和商南起义中诞生的红32师和红33师改编成红1军。1930中红15军北上与红1军合并成红四军，军长为旷继勋，政委曾中生，参谋长徐向前。1931年10月底，红4方面军即以红4军和新成立的红25军开始组建。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红4方面军。四方面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为陈昌浩，政治部主任为刘少奇。方面军下辖4军、25军。4军军长为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为王平章。原4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总兵力3万馀人。红4方面军成立后，先后取得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端口、潢（川）光（山）四大战役的胜利，歼敌六万馀人。此后，红4方面军又扩充为4军、9军、25军共三个军6个师。同年10月，国民党30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第4次“围剿”。因受张国焘连续进攻路线影响，部队主力过于疲劳，没得到及时休整补充，在冯寿二、七里坪等战役中虽歼敌万馀，但自身损失亦大，主力被迫脱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2月转移至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打破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歼敌二万四千馀人。随后部队扩编成四个军四万馀人，王树声此时升为副总指挥。四方面军随即发动了仪南、宣达、营渠三次进攻战役，歼敌二万馀人，并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扩编成4、9、30、31、33等5个军，总兵力达8万馀人。在33至34年的反六路围攻中打败了全四川军阀二十多万大军的疯狂围剿 ，取得了歼敌八万馀人的辉煌战果。尔后，又取得了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等战役的胜利。1935年3月，红4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并开始长征。1935年6月，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1、4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1、4方面军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9月，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强行率领第4方面军南下，并在卓木碉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此后，第4方面军经半年苦战，虽取得了攻占丹巴、宝兴、天全、卢山等战役的胜利，但在百丈关战役中未能取得胜利，南下宣告失败。1936年2月向甘孜地区退却并接应二六军团北上。6月，与2、6军团会合。张国焘在党中央以及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劝说帮助下被迫取消伪中央，同2方面军北上。10月，l、2、4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为打通国际路线，在中央命令下第4方面军一部渡黄河西进，因种种困难西路军虽取得歼敌二万馀人的战果但终于在37年3月遭到失败。未渡河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等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红四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从一支七十馀人的游击队发展到全盛期八万大军，共歼敌三十六万馀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编辑]
　　参见
　　八路军
　　新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
　　--------------------------------------------------------------------------------------------------
　　http://www.wikilib.com/wiki/%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

　　http://changzheng.china1840-1949.net.cn/

楼上哥们真行,晕了
反正红军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1)

革命的背景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1911—1949年这样一段时期，并且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事件。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已统治国家数世纪之久的王朝。第二次革命在1928年达到了高潮，它建立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央政府，以一种更有朝气、更有组织和一党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民国早期的多头“军阀”统治。1949年，第三次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共产主义体制的出现。
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推翻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精英层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推出了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过程本身的界限。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具有破坏性，以致可以说它是一次“具有特征性的革命”，是“儒家中国的末日的开始”。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1卷：《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99页。而且，尽管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周报》英文版第42期（1968年10月18日），第26页、31页。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但它确实表明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确实，邓小平把197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年4月8日）第6版。然而，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具有通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的特征。对毛泽东以后政治这一革命后特征的深刻的分析，见洛韦尔·迪特默尔《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载《亚洲观察》第24卷第3期（1984年3月），第349～369页。
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中国政治的革命背景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困惑的。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迷。如今，在此之上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并且仍在演示着。然而，无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如何，对于革命政治切不可作出轻率的理解和概括。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围绕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而展开的辩论，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先要在这里提一提。
首先，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自然是革命的实质。显而易见，现代中国政治是不稳定的，在革命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致关于某一个时间段的那些描述，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往往是不正确的。这些变革怎样经常地推翻人们所设想的关于中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并非显而易见。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是某些观察家所坚信的若干观点吧。人们在各个时期持这样一种看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本位的社会取得成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坚定盟友；意识形态的联系使得中苏联盟不可动摇；中共的权威不可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与中国在50年代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欢迎外国在其国境内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颇有道理，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在于：要分析革命的时代，就应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智慧。
其次，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能达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前程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到那时，武装力量的使用或威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中国在1911—1949年间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1949—1958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到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其“后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作用处在1949年以来、也许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低潮。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老生党谈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资料来源和证据确凿的问题。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状况的知识并非易事。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大部分（当然并不是全部）取自共产党的正式文献，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和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1949年之后中共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工作都会困难重重。原始材料也许已丢失、毁坏或是封存了；关键事件的参与者们也许会保持沉默；独立的资料来源也许遭到了压制，而官方的消息显然带有宣传的性质；让学者和官员获取资料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受到重视，而且在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
碎的社会，获取资料也是极其困难的。
1976年以后，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由于这样一种趋势，也由于对外国旅游者和居民的更大开放以及给予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更大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了从各个来源和角度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多得多的信息。然而，在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这些空白和矛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来自中国出版物以及中国大陆移民、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来源的那些原始材料。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2)

历史背景
发生中国革命的那个社会，其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与长期性已人所皆知。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何以影响革命的历史；而在此则指出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之重要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印象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微妙性质，但是有关中国的这些印象的重要性则是一清二楚的。确实，在现时代，这些历史印象一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和能力的夸大估量。这些印象曾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妄自尊大，清朝皇帝曾以这种态度对18世纪晚期开始的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或许西方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同样被误导了，他们曾预见过，在商业或宗教上征服中国将可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虚幻的印象。冷战中的美国人惧怕中国对东南亚的独占，对非洲的影响或是对北美大陆的军事威胁，这种恐惧乃是产生于对想象中而远远不是现实的中国力量的估计。中国人也试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引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希望和恐惧，但中国的传统仍然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更实际的方面看，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诸多比较主要是与历史的比较，——与封建王朝、与国民党、与“解放前”、与“文化大革命前”、或是“四人帮之后”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制度比较。他们利用著名历史人物来与当代英雄和坏人作类比，从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借用了许多例子和作比喻的形象。
这种在当代政治进程中加进历史因素的做法，部分是出于一种文化特质，部分则是由传统体制的封闭性和相关性所造成的。直到最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1911年清朝覆灭之前出生的。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对清朝帝国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部分接受了传统方式的教育。较年轻些的领导人是1949年以前从政的，也很了解1911年以后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简言之，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
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使它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其人口（1984年底为10?36亿）是世界上最多的，约占世界人口的1/5。1949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从积累来看是高的，尽管有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官方统计数字记载了从1952年到1982年的下述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数）：国民收入6?0；人口1?9；社会总产值7?9；工业总产值10?7；农业总产值3?8。由于价格和计算上的差别，外国观察家通常降低中国的工业产值，从而降低了它的总体增长率。然而，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1980年仍增长了4倍多。到8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全世界占第9位，在它前面的只有7个工业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世界银行《1983年全球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2～153页。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某些较高估计认为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使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看作大致相当于20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D?H?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R?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第115～117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部分》，华盛顿GPO1982年；特别是R?F?德恩伯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19～76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99～118页。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到1983年，它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400万人，其中军人占了300万人以上。
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发射能力在增长，尽管还落在超级大国的后面很远。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1978年12月美国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为它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移去了最后一个正式障碍。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3)

上面是对中国的国际背景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量。这种观点必须由以下几点来作补充。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它的绝对值，而不是它的发展水准。尽管有着高增长记录和30年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其农业部门。按人均国民总产值（约400美元）计算，它仍然处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而且，它的食物—人口平衡是不稳定的，从而使发展战略问题复杂化了。其基本问题在于，仅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大部分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集中于中国全部土地中1/6的良田上。为了支持工业化和养活全部人口，中国必须保持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它已经这样做了，但所超过值很小。在60年代的危机时期，人均谷物产量远远低于50年代的高峰水平，直到70年代末才达到新的高峰。近年减低的人口增长率（1983年和1984年均为1%），以及1976年以后由于采取新的农业政策（“承包责任制”）而大大促进的农业生产，都有助于使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这些趋势减轻了食品—人口平衡问题的压力；当然，假如连年歉收或再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仍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食品短缺。无论如何，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技术的革命。当前通过增大对农户的物质刺激来促进农业增长，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束如何将技术改造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争论。
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麻烦。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破坏在国家控制之下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交通和住房落后于其他方面，此外，中国尽管在能源方面有惊人的潜力，但却一直存在能源短缺。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是未来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赖外贸、技术和资本，这就向中国的政治上层人物提出了微妙的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保持低效率和抗拒变革。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将轻易实现、自然发生，或不再具有严重的内部紧张和冲突。
其次，当前中国跟国际体系的合作，与它对过去的国际冲突和不安全感的体验形成了反差，这些冲突和不安定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一个特色。在整个50和60年代，它把美国看作是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美国卷入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澳美新条约国等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条约，也由于美国人包围和孤立中国的种种做法。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政权一直到1971年还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并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外交承认。与印度的严重领土争端导致1962年的短期边界战争，随后便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多年紧张关系。在60年代，中国人强烈地担忧日本的再度军事化。最重要的是，1960年以后中苏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潜在目标。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交火，使苏联突出地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成了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重新接近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随着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得更为和平（主要的例外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冲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4)

然而，中国相对孤立和不安全的先前那段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其部分缘由是它使自力更生与影响了政治上一代人的革命好战情绪相结合，部分则是因为某些特定的争议悬而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对台湾、印度和苏联边境地区以及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群岛提出未决的领土要求。对这些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从长期的预测来看，却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作为一个力争赶超的军事落后的大国，中国对国际限制军备和核试验的条约持怀疑态度。它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对薄弱，正如1983年400亿美元的估计外贸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而同期台湾的外贸额估计为450亿美元，香港则为350亿美元。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并未结束对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威胁。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低于苏联的实力，因此，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仍然具有高度的优先性。
最后，如果认为中国已加入“国际俱乐部”，那是有悖于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革命力量的形象的，这种形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的看法。在这些年里，中国越来越表现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是世界权力结构的自觉反对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取代西方和苏联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选择，中国内部毛泽东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里不准备评价毛泽东主义模式的特异性作为有关毛泽东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异性和移植的可能性的争议的一个例子，见约翰·戈莱《中国的经济和毛泽东主义战略》，纽约《每周评论》1976年；M?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1973年；R?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纽约，1979年；D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中的毛泽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应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外国观察者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世界的反对者和明确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现存秩序挑战而不是迁就它的追求激进变革的力量。这种形象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复杂化了，自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之后，他们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以追求国家安全和获得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国外贸易、技术和资本。
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背景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中国革命时代变革的广度和速度，同时又得认识它与植根于中国两千年帝国秩序中的那些模式的联系，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这场革命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派别之见，同时又要使用这些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惊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与棘手的问题和落后面并存；必须思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寻求安全和支持的努力，尽管它试图改造这种秩序并避开其局限性；还必须理解中国朝向或者脱离毛泽东主义、苏联和西方发展模式概念的运动的辩证法。这些挑战加强了这个课题的迷人性质，并有助于解释，围绕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究竟应强调哪些问题和哪些模式这一议题，外国观察家何以展开过这么多的辩论。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学者们试图追踪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富有挑战性的现实时，这种围绕问题和模式的辩论何以一直在变化着。

就是,都挺狠

是“儒家中国的末日的开始”。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1卷：《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99页。而且，尽管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周报》英文版第42期（1968年10月18日），第26页、31页。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但它确实表明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确实，邓小平把197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年4月8日）第6版。然而，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

红军这个词是从苏联红军应用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