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中学官网:为什么皇太极用清做国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杭州交通信息网 时间:2024/05/11 03:08:35

这要和明朝联系起来,里边有五行周易

清朝原为金国,而明朝之“明”属火,火克金,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得大败,“焕”字也属火。后女真族改“满族”,金国改大清国,“满清”二字均属三点水,水克火(明),最后灭掉明。

满族人的祖先女真贵族曾建立“金”国,清朝的前身是“大金”,姓氏“爱新觉罗”的意义是“金”。清皇太极改“大金”为“清”,是因为“清”用水作偏旁,而“明”字含火义,以清代明,犹如水灭火。因此皇太极是利用迷信为自己夺取全国政权造舆论。

相关资料
很多人问我,建筑学到底有没有风水,我只能告诉他,我在大学建筑系里没有学过专门的建筑风水学,对建筑风水的初步了解只是通过大学课程---建筑发展史里面的古建筑内容。参加工作以后,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逼得我对建筑风水进行研究,发现里面的奥妙真是博大精深,内容也是无穷无尽。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在这里简单地介绍风水学里的阴阳、五行、八卦等相关知识,感兴趣的同事以后可以和我一起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何谓风水?
《风水辩》中有一段较为精彩的解释:“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天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又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在历史上,地理、阴阳、卜宅、相宅、图宅、形法、青乌、堪舆等均泛指中国风水学。在学术界较认同堪舆一说,而其它称谓在民间更为流传。堪舆称为天地之学,正所谓“堪天道,舆地道”,涉及天文、地理、易经、八卦、天干、地支、诗经、书经、洛书、河图等。
实际上,风水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理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讲究天地人合一。而现代科学也有不少学科与之关联,人文地理学,人生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环境心理学,心理场理论,医学地理学等等。可见,风水在特定的社会范畴内,还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

阴阳学说
风水里讲,世界万物均基于阴阳,用日代表阳,以月代表阴,后来日月合字为“易”,“易经”实际上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点进行研究的。阴阳学说认为:明亮、上面、外面、热、动、快、雄性以及刚强属阳;黑暗、下面、里面、寒、静、慢、雌性以及柔弱属阴。可见,阴阳是正反对立的,也正是这种对立,才能解释万物均衡的道理,建筑也不例外。例如,阳光棕榈园,基地四面临路,没有任何景观,属开放性空间,为阳;建筑师巧妙地在小区内设计了一个大水景及植被,以柔性的人文景观淡化周边的刚性自然环境,以求“阴阳”平衡,取得不错的效果。山湖林海项目在这方面做的则有些欠缺。项目基地本身处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群山围绕,属于“阴”性之地,但现在很多人去看,都觉得“阴森森”的。其原因是建筑师没有在小区内进行一些开放性的人文景观设计。如果在湖内设计一些动态的水景,让小船能划进去;山上布置一些运动公园,漫步广场等富有活力的可达性空间,以阳性的东西淡化阴性的环境,以求均衡,相信会好得多(不知以后会不会这样做)。当然,这只是从风水学上解释规划,项目的好坏还有很多因素。
风水应用的阴阳理念,甚至在地名上也有体现。风水阴阳学认为: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故而历代地名如咸阳(渭水河北)、泾阳(泾河北)、洛阳(洛水北)、江阴(长江南)、淮阴(淮河南)、衡阳(衡山南)、岳阳(洞庭湖北)等等地名,均以风水阴阳理念而定。同事们碰到信风水的发展商。在取楼盘名称的时候,可以参照这一风水规律,特别是那些倚山靠水的建筑。

五行奥妙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行学的创始人是孟子,而易学界则认为五行学说是与阴阳学说同步产生的。我们难以去考证。但五行学流传至今,理念却都是一样。五行:一曰水、二曰木、三曰火、四曰土、五曰金,它们之间相克相生。即“顺次相生,隔一相克”,水生木,而克火,依次类推。为什么呢?古人认为:水能够灭火,火能够熔化金属,金属制品能够砍伐树木,树木的根能够穿透土壤,土壤能够吸收水份使之消失。又认为:水能够滋润树木,木能够燃烧产生火,火能使燃烧的东西变成灰土,土里面能找到金属矿物,寒冷的金属表面润泽能够产生露水,金属溶化后会变成液体。
清朝原为金国,而明朝之“明”属火,火克金,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得大败,“焕”字也属火。后女真族改“满族”,金国改大清国,“满清”二字均属三点水,水克火(明),最后灭掉明。当然,这只是个点典故传说,但看起来好象挺有五行学的道理。
从颜色和方位来看,也和五行对应,有五色五位之说。认为水属黑(北)、木属青(东)、火属赤(南)、土属黄(中),金属白(西)。同事们去北京,仔细观察故宫。宫墙、殿柱用红色,红属火,属光明正大。屋顶用黄色,黄属土,属中央,皇帝必居中。皇宫东部屋顶用青色(绿),属东方木绿,属春,皇子居东部。文渊阁用黑瓦,黑墙,黑为水,可克火,利于藏书。天安门至端门不栽树,意为南方属火,不宜加木,木生火在此不利于木结构的防灾。
五行与五脏也有关系,五行学说认为,肾属水、肝属木、心属火、胃脾属土、肺属金。北为水,属肾,肾脏强骨骼必发达,北方人身高体健,出运动员。南为离火,为心,“心主神明”,即大脑聪明,思维敏捷。南方人作生意灵活,世界上华人富翁多是南方人。西属肺金,“肺开窍于鼻”,所以鼻子大小可以断定肺功能。新疆人乃至西洋人鼻子很发达。东为肝火,肝主胆略,也主怒。东北、山东人胆子大,性格直爽。依据风水学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同事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可以作为一种说法,在规划方面与发展商沟通。

八卦取向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起源,有称中国文化为“河洛文化”。河图与洛书是两大“谜”,其源自哪里至今没有结论。据古代传说,远古的伏羲时代,有一神奇的龙马背负着一张神秘的图,出现在孟水水面上,象征吉庆,后世称之为“河图”。在大禹治水年代,又一神龟背负着另一张神秘的图浮出洛水,呈祥显瑞,后世称之为“洛书”。伏羲氏由“河图”推演出八卦,“先天伏羲八卦”;商末周初的周文王由“洛书”推演出另一种八卦顺序,及六十四卦,称“后天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
“先天伏羲八卦”主“生”,据说人的饮食、穿衣、生老病死、养殖种植、冶炼金属等生态、生产方面的事情,都由先天八卦演算。卦文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先天八卦对角数之和为九,这叫用九,九为最大,九五之尊。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先天数。
“后天八卦”主“克“,据说人的祭祀、婚丧嫁娶等事务活动方面的情况,可由后天八卦演算。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后天卦对角数之和为十。这叫合十,中国人、印度人及天主教徒,均把两掌合拢起来“行礼”,叫合十,也叫合适。合不合适?是后天之数,这个合适的道理就是从这里来的。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为后天数。
八卦与方位也是紧密联系的,坎为北,为休门;离为南,为景门;震为东,为伤门;兑为西,为惊门;巽为东南,为牡门;坤为西南,为死门;艮为东北,为生门;乾为西北,为开门。可见,从风水学角度讲,建筑朝向首选景门(南)、牡门(东南),不合适选惊门(西)、死门(西南)。
八卦学问相当奥妙,研究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传播也很远。现在南韩的国旗和新加坡空军的标志都是八卦符号,体现中国八卦文化对周边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还发现化学元素周期表和“十”进位制与八卦的螺旋变化有着许多共同之出。并且,许多自然奥秘,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但在中国古代的八卦理论里面,却找到了答案,令世界震惊。

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第一种: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第二种: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3];(二)有的说,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指满族)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清”为号。[3](三)有人认为,明朝为火德,清为水德,以水尅火,故名。[4](P694) (四)金梁则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5](P267)(五)金启孮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此必出于汉大臣之谋划,非出于满洲语文之音近也。”[6](P13) 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大清”转换为“清”再予以分析的。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巴克什、举人们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我认为,“大清”国号实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daicing),其蒙古语的正式写法应为daicin。我的根据如下:

第一,“大清”与“代青”的写法、发音相同。

“大清”的满文为daicing,不写作dacing;读为“代青”,不读“大青”。“大清”之“大”字应读为“大”的古音,如大夫、大王之“大”字读法。“代青”在蒙古文中写daicin,又作daicing,该词借入满文中,与“大清”的无圈点满文的写法相同;变为加圈点满文后,则与“大清”的有圈点满文写法相同。另外,大元(daiyuwan)与大明(daiming),二者虽有时亦连写,但依历史资料,皆为汉语合成词,为偏正词组,并不是固定的单纯词,简称为“元”、“明”以后,仍然有意义。而“大清”则不同了,其满文为连写(daicing),而不是分开书写的,即如dai cing,也不是da cing。这表明 “大清”不是由独立的“大”字和 “清”字组成的汉语合成词,而是一个音译而来的外来词。故 “大清”源自汉语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第二,“代青”是后金国女真贵族非常熟识的一个蒙古语词,并用于贵族赐号之中,而多尔衮的赐号中“代青”的消失,正是移作国号的一个最有利的证据。

自元朝经营东北以后,东北女真人开始了蒙古化,做元朝土官,用蒙古语起名字,史见不绝。努尔哈赤(nurhaci)、皇太极(hong taiji)也非常熟悉和亲近蒙古语言文化。明末后金之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šurhaci)就与蒙古通婚。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联军败于癸巳大战后,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等与努尔哈赤“结盟修好”,壬子年(1612年)和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分别娶明安贝勒之女和宾图王孔果尔之女为侧福晋,开始满蒙联姻。皇太极遵循父汗努尔哈赤的遗愿,继续加强满蒙军事联盟,满蒙上层贵族间的婚姻关系进一步扩展,不但皇太极多娶蒙古女子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贝勒也多纳蒙古女子为王妃。还有不少皇室格格远嫁蒙古草原。皇太极的中宫孝端文皇后(哲哲)、庄妃(后称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宸妃(海兰珠)都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吉特氏,他的西宫大福晋、贵妃(娜木钟)为阿巴该部人,博尔济吉特氏,东宫侧福晋、淑妃(璪)为阿巴该部人,巴特玛氏。后来他与孝庄文皇后所生的儿子福临(fulin)当了皇帝(顺治帝),又娶科尔沁女子为妻,是为孝惠章皇后。蒙古诸部中,科尔沁人与清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努尔哈赤的尊号及其设立的政府官职名称,有的就用蒙古语称之。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自称sure beile(淑勒贝勒,或译聪睿贝勒)。三十四年十二月,五部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台吉等把kundulen han(昆都仑汗,或译恭敬汗)尊号奉献给努尔哈赤。kundulen这一尊号即为蒙古语。1615年,努尔哈赤为强化国家政权,设置了“理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7](P9) 都堂,满文作“jargūci”(扎尔固齐)[8](P82),即司法大臣。jargūci 实即蒙古语借词。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赐号为达尔汗巴图鲁(蒙古语,“荣誉的”“勇士”),三弟雅尔哈齐事迹不详,异母弟巴雅喇,赐号为卓里克图(即“果敢”之意,译为“笃义”),另一异母弟穆尔哈齐,赐号为青巴图鲁(即“忠诚的勇士”,译为“诚毅”)。

努尔哈赤还用蒙古语给儿子、外孙起名。皇太极及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语。舒尔哈齐之女孙带格格与蒙古喀尔喀五部之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enggeder,博尔济吉特氏)所生之子名额尔克代青(erke daicing),此名即是努尔哈赤给起的。天命七年四月初六,孙带格格请伯父努尔哈赤为其子命名,努尔哈赤便给外孙起了“额尔克代青”这个蒙古语名字。[9](P374)

皇太极曾用蒙古语赐予多尔衮、多铎美号。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清太宗征讨蒙古察哈尔之多罗特部,获得胜利,三月戊辰(初七日)还都盛京(今沈阳),于途中举行大宴。太宗说,蒙天眷佑,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于是赐予多尔衮贝勒“墨里根岱青”(mergen daicing)之号,赐予多铎“厄里克出呼里”(erke cuhur)之号。[1][10][11](P881)

从努尔哈赤为孙带格格的儿子起的蒙古语名字、皇太极赐给多尔衮的蒙古语美号来看,后金国的两位汗王对蒙古语及代青这一词汇是非常熟悉的。代青(daicing),为蒙古贵族中常见的称号,如与后金结盟和好的喀尔喀五部贝勒中就有奥巴代青(ooba daicing)、莽古尔泰代青(manggultai daicing)[12](P342)、扎鲁特部贝勒巴雅尔图代青(bayartu daicing)[13]。可见,代青既是蒙古族贵族经常使用的贵族称号,也是女真贵族喜欢借用的蒙古语词汇,其用法与蒙古族贵族是一样的。

多尔衮的“墨尔根代青”这一美号,一直使用到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二十三日封亲王为止。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去汗位,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不再称金国、满洲国),建元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论功封子侄”,册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14](P1440) 和硕睿亲王的满文为hošo i mergen cin wang。至此,多尔衮的原来赐号“墨尔根代青”(mergen daicing)在新爵位中只保留了“墨尔根”(mergen,汉译为“睿”)一词,“代青”一词不见了。从“大清”成立到多尔衮赐号中少了“代青”,前后相距不过12天。这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正是破解 “大清”国号来源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代青”一词不再用于封爵号,除了图简明之外,主要是因为“代青”一词已移做了国号,故不可以再用做爵号来封赐贵族了。

第三,满洲国(后金)改元崇德,易名“大清”,是在得到大元玉玺之后,皇太极此时即皇帝位,意在承继大元之大统,做满蒙汉共主。这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时间和过程即可略见一斑。

皇太极即大金国汗时,是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的推举而来的,其时女真仅大部统一,只有少部分蒙古人归服,明辽东尚未全部纳入版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单设,女真人、汉人、蒙古人皆隶于八旗之内,继位的皇太极只能算是女真国汗,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改民族名诸申(女真)为满洲后,成为满洲国汗。其政权地位的改变,是与元玉玺的获得直接相连的。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末,皇太极任命其弟多尔衮和侄儿岳托、萨哈廉、长子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往黄河以西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三月末,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率1500户归降。四月二十日,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率1000户归降,并向多尔衮献上历代传国玉玺。据说,此宝自汉代传到元朝,元顺帝退回草原死后,玉玺失落,二百余年后才被发现,复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被林丹汗夺走。皇太极庄严接受这一意外获得的历代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在封建社会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在皇太极和诸贝勒看来,传国玉玺落入后金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皇太极做天下命世之君了。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了决议,遣弘文院的希福、刚林、秘书院的罗硕、礼部的启心郎祁充额代表他们给皇太极上尊号:“今察哈尔汗之太子及部众悉降,又获历代帝王争夺之玉玺,天助我国之象实可见矣。今请仰体天眷,早定尊号。”皇太极担心诸贝勒“心怀嫉妒”,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皇太极仍不同意。其侄礼部承政萨哈廉看透其心事,便再派上述四位官员向皇太极报告:“请诸贝勒发誓各修其身,汗当受尊号。玉玺既得,各部皆服,此诚天意也。不知天眷,拒受尊号,恐反为天见责也。”皇太极这才表示可以考虑接受尊号,不过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齐集而来的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也劝说皇太极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第二天,诸贝勒都写出了自己的誓词,送太宗审阅,十二月二十八日,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诸贝勒都先后宣读了修改后的誓词(萨哈廉因病免誓),然后举火烧毁。恰逢此时赶到盛京的外藩漠南蒙古诸贝勒,也要求皇太极上尊号,于是满蒙诸贝勒联合恳求皇太极即皇帝位。皇太极认为,朝鲜国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没有来的也要知道。[13](P147-151)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盛京,联合请求皇太极上尊号。这表明漠南蒙古各部“承认皇太极继承蒙古大汗位”。[15](P231) 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上尊号。崇德元年四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上皇太极“博格达彻臣汗”号。其意谓“宽温仁圣汗”。蒙古族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漠南蒙古诸部尊皇太极为蒙古的大汗,全部归顺后金”。[2][16](P27&24) 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军百余人联合请上尊号。其中,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登皇帝位,不但得到满洲国中的满蒙汉三族封建主的同意,也得到了外藩蒙古的承认。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是皇太极即皇帝位的吉日。满洲国的诸贝勒、大臣和百官,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贝勒,以及朝鲜的两名使臣都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中,读祝官诵读的祝文是:“惟丙子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感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冰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循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17](P19) 在举行“受尊号”礼中,多尔衮与科尔沁贝勒巴达礼、多铎与豪格双双从左边班列中站出;与此同时,岳托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杜度与孔有德双双从右边班列中站出,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跪献皇太极。他们以满洲、蒙古、汉代表的身份,把象征着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皇太极。这表明已把多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授予了他,完全承认皇太极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缘由和过程看,皇太极作为大清国的大汗,并不是自封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愿或并不主动提出当大汗,而是同蒙古由各部推举大汗一样,也是由满洲各贝勒和大臣、蒙古各贝勒、汉军三王和汉军大臣、并不十分情愿的朝鲜国王共同推举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大汗,不是汉族式的皇帝,而是类似于部落联盟推举出来的大酋长、联邦中的总统、联军中的最高统帅。皇太极是在多尔衮获得元玉玺以后才改国号为“大清”的,他想当的是一个代表满蒙汉三大民族的大中国的皇帝,由于当时的明国的地盘仅有辽东并入满洲国的版图,他承继的蒙古汗国的汗统,此时成立的大清实为由满洲国扩大而成的满蒙之国。为了联合蒙古,熟悉蒙古文化的皇太极作为满蒙之主,很可能以蒙古语作为他的新国号。1998年,前全美亚洲学会会长伊芙林·罗斯基在她的《最后的皇帝:清朝机构的社会史》一书提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中亚诸多非汉民族的支持,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清朝与中国并非同义词。[18] 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受吴三桂的邀请,为明朝“报君父之仇”,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的。也就是说,早年的大清并非直接承明大统,其所继承的应为源于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大元汗统。因此,以蒙古语称呼新国家是适宜的。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还认为大清并非承继明之大统。至乾隆中期时,乾隆帝才提出大清承继明之大统。这离大清国号的最初确立,已经过去了一百几十年。

第四,“清”与“金”并非一音之转,“大金”改易为“满洲国”,“满洲国”才改易为“大清”,故认为皇太极改国号是为了泯灭汉人对“金”(前金)的仇怨的传统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金梁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19](P119)《清代全史》作者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20](P325-330) 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

因为他怕汉族人仇视金朝,所以改后金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