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生子签证新政策:对孔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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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评价

  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从陈寿写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以及他《进〈诸葛亮集〉》的表,都对诸葛亮非常的推崇。在《评》上说诸葛亮的治蜀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总之,说他“诚信公道,赏罚严明”。正是这样,首先他得到人民的爱戴。《评》上边说他“用法严峻”,但是人民是畏而爱之。他如此的权重,但是后主对他不疑。他的地位相当于汉献帝时的曹操跟曹魏中后期的司马懿,军政大权都操在他手中,但是后主一直信任他,对他是不疑的。在政治上历来对他非常推崇。陈寿《评》里说他“管、萧之亚匹矣”,是跟管仲、萧何差不多的人物。后来唐代杜甫的诗,说他“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都是对他极端地推崇。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寿的《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他“盖应便将略,非其所长欤?”用一个疑问词,“非其所长欤?”在他的上书的表中也说他善长的是治国,但并没有贬低他的军事才能。上《进〈诸葛亮集〉》的表中,陈寿说他的军事才能,“长于治戎,短于应变”,他是擅长于治军,可是“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是其所短。他“长于治戎”,这是裴注引《袁子》的话,袁准是晋朝人,说诸葛亮用兵的特点,一个是“安静”,第二就是“坚重”,他不崇尚出奇制胜。但陈寿是不是真的贬低他的军事才能呢?并非如此。他说诸葛亮“长于治戎”;他在传末还说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赞赏的,当然是他的军事才能,说他是“天下奇才”。陈寿在诸葛亮死后还专门在传中写上这一句,在他的上书的表里边也说:“长于治戎,短于应变”,在下面又说,“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当时碰到的是司马懿,就意思是说只有司马懿才能抵抗他,所以说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只是说他从事政治跟军事二者之间,他尤其是政治更善长。在军事上来说,他在治军这方面见长,而不是出奇制胜。这个说法,我看还是正确的。
  诸葛亮时,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后,诸葛亮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后人是有点议论的: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诸葛亮是坐失良机了。但是诸葛亮自己曾经讲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他一生谨慎,他的治兵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而且诸葛亮的治军之才,据历史记载,他的兵士跟居民相杂,就是说当时不仅蜀汉人民对他十分爱戴以外,就是在敌境,在“外国”的土地上,也得到百姓的支持。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不会轻易就会攻取的。在这个时候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他真是能够取得了长安,H诸葛亮多次撤兵,都是因为运粮的困难而退兵,假若取得长安又如何守法?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自负的。
  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跟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管、晏,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流亚也”。这重点是政治方面,管仲跟萧何。乐毅跟管仲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人物:管仲是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清朝末年的俞曲园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是针对汉室而言的。假如说汉室存在他,就当管仲来帮助割据的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关崇王室,保持汉朝;假如说,汉朝灭亡了,他就当乐毅,帮助一个当时的州牧。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幸,实在是个危险的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陈寿的评价是正确的:长于治戎,并不在于应变。
  有关《隆中对》问题
  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时刘备去访问他,“谘臣以当世之事”,就是问他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的,曹操已经占领了北方,是不可与争的,兵多势重;孙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也是不可与争的,只可为援而不可为敌。就是说,供给刘备可以回旋的余地只有荆州和益州,此外没有地方,当时的形势是摆在那里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的,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而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刘备能够占据的地方只有荆、益两州,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诸葛亮作这样一个对策,后来是这样的发展,当时的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是陈寿的文章,是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回答,怎么说是他写的文章呢?而且,这里边《隆中对》,当时刘备去访问他,不晓得谁跟他去的,是否当时也有人作了记录呢?这是我很可疑的,也许是后来史臣,而当时蜀国是没有史臣的,据说是如此。
  有关孟获问题
  孟获后来在蜀汉充当了御史中丞,当了朝丞。看来孟获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当御史中丞,是文官。
  对诸葛亮评价极高的原因
  在明朝以后,跟《三国演义》有关,在此以前,诸葛亮就是符众生的。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都是对他赞赏的,他能抗御曹魏这样的大国,他的治蜀得到人民的爱戴,“劳而不怨”。从宋代以后,不仅从宋代以后,从东晋以后,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他就是把蜀汉作为正统。既然把蜀汉作为正统,那当然诸葛亮功劳就非常之大,他是维护了汉朝,一直到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还是以蜀汉为正统。
  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经济方面措施不多。当时诸葛亮有一句话,就是“民贫国虚,唯仰锦耳。”可见得巴蜀还是比较穷的,他靠锦官城在那里织锦外销,锦远销到曹魏,远销到吴国,这是他的财政方面一个很大的收益。提倡手工业,另外他也兴修水利,此外措施没有。
  有关诸葛亮“北伐”问题
  有人说(北伐)是以攻为守,他要守巴蜀,先进攻汉中,以攻为守。有人这样将,这样讲其实我看也不见得正确。因为诸葛亮出兵之前,曹魏并没有进攻蜀汉的意图,曹魏当时主要是对付吴,而不是对蜀,他的重兵当时都在淮南。他要对付孙吴。所以当秭归战后,刘备病死,这时曹丕没有乘机攻蜀,相反地去准备进攻吴国。他们始终把吴国作为大敌。所以当诸葛亮大军南征时,曹魏没有乘这个时候去进攻。等到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三郡响应,这时候曹魏大为震动,料想不到小小的蜀汉竟敢出兵,他自己并没有取蜀之意。说他以攻为守,应该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动。但是曹魏并没有攻蜀的意图。他要逐步进攻,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绝不轻举妄动,他还是步步为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这样

  评价诸葛亮
  驳用人方面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拔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拔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

史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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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渊博
计策很多
游说演说
打仗坐车

呵呵,依我说是会抄袭别人精华的人哦!速度还蛮快的,曹操刚用过的空城计就被诸葛学去了,这是史实,三国演义上的好多都是假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