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反馈流程:吴文化的发源地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杭州交通信息网 时间:2024/04/29 19:07:46

吴文化发源地——梅村
我们是在一个典型的江南雨天进入梅村的。烟雨笼罩下的梅村乍现眼前时,流露着一种新鲜的乡俗气质,已很难觅得“江南第一古镇”的“古意”了。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知道梅村的名声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吴地祖先——吴泰伯(或作太伯)。据称,早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后期,泰伯、仲雍从今天的陕西来到江南荆蛮之地,在梅里筑城建都,自号“勾吴”,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在此”(《吴越春秋》),及阖闾立,始正式迁都苏州。因此,梅村又被称作“勾吴古都”。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有关泰伯奔吴的落脚地,眼下史学界依然流行多种说法,单江苏就为泰伯奔吴是在无锡一带还是宁镇地区就颇有争议,但根据大量的史料记载,泰伯当时所奔之“荆蛮”,应指无锡、苏州一带,有关泰伯奔吴在梅里,后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泰伯墓碑记》以及南朝的《后汉书》等,都有泰伯冢在梅里的记载,而关于“梅里”即“无锡梅村”,最早有东汉碑刻的记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吴太伯”也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 也就是现在的梅村地区。更确切地说,古文献记载的“梅里”范围要远大于现在梅村镇的行政区划,比如,相邻的鸿声镇就应归入当时的“梅里”的区域内(泰伯募遗址现在鸿声境内)。

遗憾的是除了文献记载,目前有关泰伯奔吴的遗物、遗迹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不过在梅村地区,至今流传着大量有关泰伯奔吴、开发江南的动人故事。像“皇渡河”、“荒三千”、“九泾一渎”、“荆村”、“蛮巷”等,当地百姓给这些地名赋予了丰富的历史传说。虽说传说无从查考,无以为证,却给梅村历史渲染了浓厚的人文色彩。不过,在历尽千百年风雨沧桑、战乱动荡之后,随着近期梅村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当地所能寻访到的旧址多已成了残迹。现在的梅村,最能证明其历史,只有泰伯庙和伯渎河了。

泰伯庙是后人为纪念泰伯而建,始建于汉代,眼下所剩的最古老建筑已是宋代的。以前也曾到访过这里,跟诸多的江南庙宇相似,当时的泰伯庙几乎没能留下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有在江南绵长的雨季里,泰伯庙也才散发出缕缕静谧幽深的气息,让人可以透过时间的雨幕作悠长的遐想。

伯渎河相传说为泰伯开发江南时所修,但在尚未得到考古证实之前,这只能作为一种传说。尽管如此,作为比京杭大运河更早的古代运河,伯渎河的历史依然是漫长而古老的。据考证,伯渎河在吴王夫差时已存在。当时夫差为了北伐齐国、称霸中原,下令开凿古代运河,称“邗沟”,也就是东汉《越绝书》上记载的“吴古故水道”。伯渎河即“吴古故水道”的无锡段。如今的伯渎河,黝黑的暗流,散发着雨季的腥臭,已很难让人想象,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运河还是当地主要的交通渠道。

关于梅村,旧有的“古”已经很难与现有的“新”相匹敌了。但作为“江南第一古镇”,它延绵的文明为后世梅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储存了充足而深厚的文化养分。在泰伯庙前的牌坊上镌刻着“至德名邦”四字,可以说,它涵盖了梅村人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一种精神。“泰伯城荒德求荒,至今遗址尚流芒。”从荆蛮之地到礼仪之邦,如今的梅村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教育发达,梅村人在先贤礼让、开拓精神的鼓舞下,不断书写着全新的美好历史。

吴文化的真正的发源地是在常州武进淹城。梅村之说不足为凭。
历史上有这么几个讹传:
1.关于吴太伯南奔所在地之谜。原先一些专家认为吴太伯难逃到无锡的梅里镇,其实这是唐代历史学家对《史记》的误读。太伯南奔真正的到达地是南京江宁小丹阳镇的梅里村,在那里住了几代;然后迁往镇江以东的朱方地区并在那里居住了不到100年,最后迁往在常州淹城至阖闾城之间的广大地区。先吴人在常州居住的时间是江南五市时间最长的,而先前自认是吴文化中心的苏州,吴人只在那里居住了即将灭亡的几十年。
2.关于大小阖闾城相争之迷。一些思想保守知识面狭窄的专家(包括大部分苏州人和政治家)自认为大阖闾城就是现在的苏州城,小阖闾城即是常州雪堰和无锡黄埭交界处遗址古城。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和不负责的,也是学术界最大的冤案,政治上最大的腐败!真正的事实是:大阖闾城即是常州雪堰的阖闾城,而小阖闾城责是常州寨桥镇靠鬲湖边的军事水寨。2000年前,隔湖和太湖是连在一起的,小阖闾城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军城,上可抵御北方来敌(由隔湖向西北方),南可攻防南面之越国(由隔湖到太湖向东南)。
证据1:苏州城根本没有春秋文物事实的证据,只有少量汉代历史的遗迹,这是对信奉苏州是吴文化中心的那些所谓专家的最大讽刺!而常州阖闾城的大量出土文物明显地显示出春秋时期的吴文化中心真正所在地。
证据2:当时吴国与越国发生战争时,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大的水战。如果阖闾城在苏州,她和越国(杭州宁波金化一带)发生战争何须绕到太湖里去打?!只要在吴江湖州打仗就行了。而发生水战只可能吴越两国隔水相望。因此这又是给苏州是吴中心这个谣传的一个大耳光!所以只有常州和越国才是隔水相望的,真正的吴越春秋的所在地是在常州。

苏州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吴文化即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吴地,一般说来即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合上海,南括浙西地区。若以吴语来说,则南可至浙江温州、永嘉之地,东至上海,北含南通至扬州以东沿江一百里宽的狭长带,西至镇江丹阳的交界处。

太湖中的吴县三山岛发现了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址,表明至少从那时起吴先民已在本区域生息繁衍。近年来,濒临长江的张家港地区,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遗址,其中最早的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阳澄湖畔的吴县草鞋山遗址(堆积有 10个文化层),它能完整地说明本地区的历史演进。第十文化层为距今六千七、八百年左右,此时的先民们已过着定居生活;住在木结构的建筑里;从事渔业和农.业生产,已大量种植经人工栽培的粳稻;已有猪、狗、水牛等家畜饲养;从获得的三块纺织品残片可知当时织造技术已相当发达,图案艺术相当高超,操作工艺相当精湛。五千多年前的吴兴钱三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表明:家蚕首先是吴地吴人养育的;缓丝织丝的技术,不仅发祥于本区,而且遥遥领先于全国和世界。这遗址还出土有五千年前的农具——省河泥的干部,这表明本区的农技水平早居全国最先进的地位。又如吴江海堰、团结村等遗址中出上有彩漆绘的陶器,时距今五、六千年间。更使全世界叹为观止的是良港文化的玉器(钱塘江流域有大量的发现),无一不被列为精美绝伦的珍品。这一“玉文化”不仅表明了吴越先民的智慧才能、生产水平,而且对我中华民族从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民族性格乃至建筑风格、审美情趣等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考古与上古史告诉我们,历史上本区域发生过两次大的洪灾,先民们一支渡海北上,一支过江入淮进中原,人数很多,还有少数残留于台地山麓。进入淮北中原地区的史称“九黎”、“三苗”,经黄帝、尧、舜、禹等逐次征伐、臣服,渐融合成为华夏族的一支。原留在台地岗坡上的少数支族随后也渐次发展壮大。在周代,宁镇、太湖两区域的先民组合一体——即春秋时代赫赫有名的吴国。它在传承良清文化的基础上,交融进了一定程度的北方中原文化、西面的楚文化与南面的越文化,创造出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有重大意义的吴国文化,即吴文化中极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限于篇幅,仅举其两个突出方面:一是军事领域,居当时中国的最前列。吴国不仅有几万精良的陆军,而且有一支编组的强大水军,其主要战舰长达十丈,每舰战车达百人之多。吴国兵器之精锐,在当时首屈一指。更具旷世意义的是,它孕育了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及其名著《孙子兵法》,至今还具有极大的生命力。二是由伍子胥督造的水陆双棋盘格局的姑苏城,乃“中国历史第一古城”, 2 5 0 0年来原貌仍存,这不仅在中国即使于全世界也难觅其偶!

由于我国南方与北方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尤其太湖流域,水乡泽国,域内的地区性特别强,多元性明显。由于这种自然环境差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差异,进而导致居民的气质、习俗、风情,意识、观念以及审美情趣的差异。吴人从上古时期起,就显得秀慧、那腻、柔和、智巧与素雅。以后随着历史上北方一次又一次的大战乱,大批的北方地主、官僚、文上一次又一次地流徙吴地,他们的生活习气,加深了吴地吴人的上述特性。到唐与两宋时代,吴地城市经济、城市火化空前繁荣。特别是在明清期间,吴地中心的苏州,在人口、财富、工农业生产、国内外贸易以及文化、教育、学术、艺术等主要领域都跃居全国“第一大都会”,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里孕育,从而使吴文化的内涵特别丰富,特性更加鲜明,生命力十分强大,辐射全国甚至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

苏州城建于公元前514年,是“中国历史第一古城”(第二古城是成都)。城周长近四十里,与当时首都洛阳相仿。水陆双棋盘格局,独一无二。城内宫室、花园、寺庙、茶室、酒楼、河道、桥梁之多之美之丽之巧,无他城可伦比。距今2500年左右吴人言僵(子游)求学手孔子,返回吴地后大力传播孔儒之学,被誉为“南方夫子”。汉代吴地郡学林立,诵读之声不绝于途。隋唐时创建科举制度,分科学校应运而生。至宋朝,府学县学,里、村的社学、义塾以及寺院经办的经舍,遍布各地,而且由学者主持的书院也以吴地为盛。明代,苏州地区有社学七、八百所,清代更见发展,凡少年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吴人好读书,已成为传统风气。正由于这种深广的教育基础,故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进土、状元人数遥居全国之冠。

杰出的文学家代有辈出:陆机、陆云、昭明太子萧统、韦应物、陆龟蒙、范仲淹、范成大、高启、文征明、冯梦龙、金圣叹等享有盛名。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的《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居很高位置,冯氏对《吴歌》的搜集整理与创作有着历史性的贡献。吴歌乃吴人尤其下层劳动者所创作的民歌,其形式、内容与感染力远较著名的刘三姐山歌优美动人。它源远流长,战国时的屈原就称羡吴歌的优美动听,而且历史、社会影响大。明清两代,全国主要城市都有专以演唱吴歌为专长的艺伎传唱,如著名的王翠翘、陈圆圆、童小宛等。崇祯皇帝的宠妃田妃、袁妃也均以这一技艺来取悦皇帝。当时普通百姓亦以会唱吴歌为时髦。笑语为我国一支最古老的语种,迄今稳定少变。唐代语音学家陆德明常以吴音去注释古代经传。吴语自先秦时起,就享有“糯软甜脆”的赞誉,精场帝也以效说吴语为荣。到明清时期,大凡上层人士,尤以妇女如妃嫔、名妓,下至戏曲演员、江湖艺人,均以操吴语为时髦。

戏剧曲艺,独树新帜。著名的昆剧孕育于明代的吴地,自此苏州就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重要的发祥地与大本营。剧作家、剧本、演员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居前列,至今依然为海内外所注目。评弹将评话与弹词合为一体,操吴语,博采小说、戏曲、诗歌、音乐、相声等表现手法之长,熔说、噱、弹、唱、演于一炉的综合艺术,深受群众喜爱,还有中华民族的轻音乐“江南丝竹”,于音乐天地里独树一帜。

吴中古典园林曲折幽遵,小巧玲球,变化有致,在构思、布局、造型上深蕴诗情画意,艺术与自然之美和谐地统一。城市建筑与居民的风尚、习性都讲究艺术化、典雅化,这是吴人的一大特征。

吴门的书画艺术为举世公认。沈周、祝枝山、唐伯虎、文征明等在世时,就为国内外人士所钦佩。那时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人士,都以得沈、唐、文三人之书画为一生中之殊荣。

手工工艺精巧优良,不仅在历史上曾独步全国,至今在丝绸、刺绣、木石雕刻、灯彩、制扇等方面仍为海内外人士所叹服。丝绸、刺绣之精美绝伦,红木家具及雕刻技艺世无其匹。苏州灯彩与苏扇之华美精巧曾在历史上享第一之誉很长时间,兹仅举两小例以一斑窥全豹。①担相。用泥捏成各种人物面相,肢体以香樟木做成,手脚都能活动,再配上四季农饰,组成各种艺术场景摆设,它将中国雕塑大师唐代杨惠之的技艺实用化,散布至家庭文化里去,其社会意义很大。仿照顾客的相貌,哪怕额上一块小疤都能维肖维妙地捏出来。②清朝前期,山塘街上有一种制作场店,能以一根发条作动力,制出像“童子拜观音”、“搅娥奔月”等高级玩具,不仅人物四肢眼嘴都能动作,就连月中的小玉免也能一下一下的捣药。“工巧绝伦,举国无双”,确是历史的真买写照。

吴中的饮食文化素以高、精、雅、鲜享誉全国。吴地不仅有自成体系的“苏帮菜”以及一大批高档菜馆酒楼,更以普通百姓家家讲究日常肴菜而名闻遐尔。历史上“船菜”特具水乡地方特色,苏州的传统风味小吃及糕点糖果,其品种之多,门类之全,质地之佳,滋味之美,形色之巧,千百年来一直令海内外人士赞不绝口。

人文景观“聚宝盆”的吴地民俗是吴文化的又一代表。在历史上它就以博厚丰繁饶有兴致而称绝全国,而且无论其衣食住行、生产劳动、爱情婚姻、人生礼仪、生老病死、节令玩耍等等无一不多姿多采,别具一格,而且不少方面还品位高级。比如,明清时代的八月中秋节除通常的赏月吃月饼食菱藕外,还在虎丘山上举行通宵的全民性的戏曲演唱竞赛;又如每年清明、七月半及十月初一三节至山塘街“看出会”,好比西方许多国家最隆重盛大的“狂欢节”,其内容奇特丰富,传统色彩鲜明浓烈,传唱至今的古代中国民歌〈大九连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有山塘,两处好地方……”足以为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吴文化是一种具有鱼米水乡特色的“才智艺术型”地方文化。它有五个本质性属性:水文化十鱼文化十稻文化十蚕桑文化十船文化。它又孕育于“重群体、答道德、讲究和谐、崇尚中庸之道”的大中华文化母胎之中。这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就凝炼出了它的“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的社会文化特征。

正由于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导致了吴地吴人千百年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持久不衰地繁荣昌盛,而且也使它具有较诸其他地方文化更强的开放性、吸收性与融汇性的特点。因而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经济型的文化。优秀的吴文化必将对祖国的四化和统一大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无锡梅村,在苏锡交接处

苏州,杭州这一片

江南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