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新规对信托的影响:什么是语言发展的理据性？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原刊地名】通辽【原刊期号】199401 【原刊页号】70-75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作 者】许光烈【复印期号】199504 【标 题】汉语词的理据及其基本类型【正 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汉语词的理据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汉语中的大部分词具有理据性，论述了词的理据 性与任意性、词的理据与词源、词的理据与语义结构的关系；同时对汉语词的理据类型做了分析归纳，将汉语词的理据分为摹声、语源、特征、替代、典故、简缩、禁忌等七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汉语词的理据 研究的意义。 词的理据的研究，如果从古希腊的“本质论”和“规定论”的论争算起，至本世纪，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苏格拉底(Sokrates)等“本质论”者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具有内在或自然的联系，名称取决于事物的本质；亚里士多德(Arlstoteles)等“规定论”者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没有内在或自然的联系，名称取决于约定俗成。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班固、刘熙都倾向于本质论；老子、墨子、杨朱、荀子都主张规定论。 经过实践的检验，“规定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和发展。 词是事物的名称和标志。事物的名称既然是人们“规定”的，因而用什么词去称呼什么事物，总要有一定道理（理由或依据）。所谓词的理据，或称词的“内部形式”、“词源结构”、“词的命名义”(1)，指的是 词义形成的可释性，也就是某一语音形式表示某一意义内容的原因或根据。结构主义的“义素分析法”实质上就是利用“义位”筛选法去解说词的理据。研究词的理据，对于阐明事物或现象的“得名之由”，认识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词义演变和发展规律，对于创造新词和编纂词典，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在理论上有关词的理据的许多问题已经比较明确了。比如：词是语言的符号，具有任意性，名称和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地说，词有理据性，特别是在一定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再生词尤其如此，原始名称的理据是隐晦的等等。但是，迄今为止，词的理据研究，还很少深入到具体的语言领域进行系统研究和解说。汉语词的理据研究就处于这种状态。本文就准备对汉语词（主要是再生词）的理据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汉语词的理据研究 1.1 在汉语里，除了原始名称，大部分词的内部形式都具有可释性。例如：“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 两个词的理据。词所以具有理据性，因为词与其所标志的事物联系着。孙常叙先生说：“……词和它标志的事物的本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是新词的命名不是和它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叫做‘自行车’、 ‘脚踏车’，叫做‘取灯’、‘洋火’、‘火柴’是有它的缘由的……”(2)孙先生的看法为我们探讨词的理 据提供了重要依据。索绪尔指出：“我们是给事物下定义，而不是给词下定义……。”(3)如果脱离了与事物的联系，词的理据将是无法捉摸的。 1.2 汉语词的理据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萌芽阶段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孔子（前551—前47 9）的“政者，正也”、(4)孟子（前372—前289）的“校者，教也”、(5)墨子（前478—前392）认为名“无固是（实）”(6)、荀子（前313—前328）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7)再如，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清代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近人刘师培的《物名溯原》、《物名溯原续补》、章太炎的《文始叙例》、梁启超的《国文语源解》、杨树达的《字义同源于语源同例证》，今人王云五的《新名词溯源》、张维思的《语源蠡测》、俞敏的《古汉语俚俗语源》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汉语词的理据问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当然，这些著作主要涉及古汉语词，而关于现代汉语词的理据的研究方面，目前尚无专著问世。近年来，孙常叙先生、张永言先生、张志毅先生等曾先后涉及此领域。 1.3 汉语的词具有理据性，也具有任意性，这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葵花”又叫“向日葵”、“朝阳花 ”、“转日莲”，这是词的任意性问题；而“向日葵”、“朝阳花”皆因其圆盘形头状花序常朝太阳而得名， “转日莲”则因其圆盘形头状花序似莲蓬而又随太阳转动而命名，这是词的理据性问题。再如，普通话的“花生”，济南称“长生果”、温州称“落花生”、昆明称“花松”、梅县称“香豆”……，也是对理据性和任意性关系的最好诠释。词是个音义结合体，任意性指的是音义结合问题，理据性指的是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声音和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而用什么声音去称呼什么事物又是有道理的。词的理据性和任意性就这样矛盾统一在一起。我们不能用词的任意性去否定词的理据性，也不能用词的理据性去否定词的任意性。 1.4 汉语词的理据和词源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词的理据又称“词源结构”。所谓词源，指的是词的起源或历史来源。有的词源研究可以给解说词的理据提供一定的线索，有的就解说了词的理据。例如： 白丁：《唐书》“衣黄者圣人，衣白者山人。”就是说做官的衣服有各种色彩，平民的衣服是白色的。因此，老百姓被称为“白身”、“白丁”、“白民”。（胡式钰《语窦》） 虏疮：即天花。据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载，天花是在汉代的一次战争中，从俘虏中传播来的，为此又称 “虏疮”。 但是，并非所有的词源研究都揭示了词的理据。例如： 纸老虎：《水浒全传》第25回，潘金莲骂西门庆：“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可能是“纸老虎”一词的原形。1904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4期发表文章，内称“那个腐败的俄鬼，不过是纸老虎，有什么畏惧他呢！”这是最早使用“纸老虎”的一例。后来，1922年12月，蔡和森发表在《向导》13期上的《革命中的希腊》一文，也称英国及其代理人是“被民众业已戳穿的纸老虎。”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此后，这个用以指外表强大凶狠而实际空虚无力的人或事物的“纸老虎”一词便家喻户晓了。 观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在鲁国观乐，见舞《韶shuò＠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后因以“观止”称赞所见事物尽善尽美，无以复加。 鸡尾酒：英语cocktail的直译，指几种酒加果汁、香料等混合起来的酒。词的理据研究借鉴词源研究，但二者不是同一的东西。词源一般重在考释词的起源或历史来源，而不去解说词的内部形式。在词源研究中，有所谓“俗词源”或“民间词源”，如“何首乌”，传说一位姓何的老者吃了此药而白发转黑，由此得名。“虎跑泉”，传说一只老虎用爪刨地得此泉，因而得名。俗词源多为牵强附会的推测或传说，不能视为词的理据。 1.5 汉语词的理据与词的性质和词的语义结构密切相关。词是一种音义结合体，声音是它的外部形式，意义是它的内部形式。声音和意义“合二为一”，缺一不可。石安石、詹人凤说：“语音和语义好比一张纸的两面，不管如何裁剪总有两面。语音是形式，语义是内容。”(8)所以，任何一个词都必有声音，也必有意义。如“春风”，chūnfēng是声音，“春天的风”是意义。“阿Q”，?kiù是声音，“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是意义。在语言中，没有声音的意义和没有意义的声音都是不存在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不同的声音和意义结合就会构成不同的词，就有不同的理据。在汉语里，“教室”和“教堂”是两个事物，前者是“从事教学活动的屋子”，后者是“从事宗教活动的房屋”（“房屋”在这里引申为“场所”）。“ 作者”和“作家”也可做类似分析。现代语言里，由于大部分词都是在原有语言基础上利用一定的语素按照一定构词方式组合起来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因而都有一定的语义结构，语素“教”含有“教导（或教育）”和“ 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的语义，“室”和“堂”语义近似，分别有“屋子”和“房屋”的语义，所以， “教室”和“教堂”是不同的语义结构。 词的语义结构是解说词的理据的基础。但词的语义结构的分析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语言发展的长河中，许多语素或词由单义转为多义，由本义分出转义，或者发生了种种的变化。例如：“飞”(fēi)的本义是鸟或虫类鼓动翅膀在空中行动。（《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后来用于比喻“物体在空中飘荡或行动”，用于形容“在高空中”、“速度快”，以及用于表示“突然的”、“无根据的”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考察“飞雪”、“飞桥”、“飞奔”，“飞祸”、“流言飞语”（又作“流言蜚语”，“蜚”与“飞”通假）等用“飞”构成的词语的语义结构时，就要具体分析“飞”的本义和转义，这样才可能正确解说它们的理据。 解说词的理据所遇到的语义问题，当然不只这些。这里只是举例而已。 二、汉语词的理据的基本类型 2.1 词具有理据性，不同的词理据不同。但是，在总体上，可以根据词义构成的道理，给词的理据分类。这种分类，能给解说词的理据提供一定的依据。 张志毅先生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词的理据的三种类型（自然型、习惯型、自然兼习惯型）(9)，这对于语言词的理据的分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对具体语言来说，又是不完备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具体语言的词的理据分类必须从这种语言的实际出发，才能得出科学的分类结果。 2.2 据初步考察和分析，汉语词的理据主要有如下类型： 2.2.1 摹声 摹拟声音给事物命名。如“布谷”、“知了”、“蝈蝈”、“蛙”……，都是摹声。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即足而鸣者呼之曰雀，错错而鸣者呼之曰鹊，亚亚者谓之鸦，岸岸者谓之雁，他如猫、鸭、蟋蟀、秦吉了之类，皆以其物自身所发之声为其物之名。” 在汉语里，有许多表事物的声音的象声词，如风声（呜呜、呼呼）、雨声（哗哗、嘀嗒）、雷声（隆隆）、狼嗥声（嗷嗷）、狗叫声（汪汪）……，这种象声词的摹声就是词的理据。这种类型早在《诗经》中就有所反映，如“关关雎鸠”、“坎坎伐檀”、“伐木丁丁”等。感叹词实际上也在摹声，如“哈哈”、“哎哟”、 “啊”、“唉”等等，它们的理据都属于摹声型。 音译外语借词，是摹仿其它民族语言词的声音，如“巧克力”（英chocolate)、“莫斯科”（俄Mockba）。这些词不属于汉语的摹声型，我们不能根据其声音去推知它们的理据。 2.2.2 语源型 有些事物、动作、性状是用与其相关的事物、动作、性状的名称通过意义类比、声音转化而得名的，从而形成了词与词之间语义语音的渊源关系，也明显地标示了词的理据。例如： 跟：源于“根”。《说文》：“根，木株也。”《释名·释形体》：“足后日根，在下方著地，一体任之，象木根也。”（“跟”与“根”同属见母文部，同音。） 杈、钗：源于“叉”。《说文》：“叉，手指相错也。”又：“杈，枝也。”段玉裁注：“枝如手指相错之形，故从叉。”《释名·释首饰》：“钗，叉也，象叉之形，因名之也。”（“杈”、“钗”与“叉”初母双声，歌部叠韵。） 梳、篦：源于“疏”、“密”。《楚辞》王逸注：“疏，希也。”《增韵》：“密，稠也，疏之对也。” 《急就篇》颜师古注：“栉之大而粗，所以理鬓者，谓之梳，言其齿稀疏也；小而细，所以去虮虱者，谓之比，言其齿比密也。”篦，王力《同源字典》：“字本作‘比’。”（“梳”与“疏”同属山母鱼部，同音，“ 篦”与“密”并明旁纽，脂质对转。） 2.2.3 特征型 任何事物或现象都往往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或标志，如性质、形态、作用、变化以及和其他事物的联系等等。名称是用来区别事物的符号，在给事物命名时，人们一般只选择一个特征或标志作为依据。这种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而选取不同的特征就赋予词以不同的理据。例如：“大豆”、“黄豆”、“圆豆”虽指同一事物，却是分别以大小、颜色、形态的不同特征命名的。 根据事物的性质命名的如：苦胆、咸菜、软件。 根据事物的形态命名的如：袋鼠、面条、刺猬、金字塔、人字呢。 根据事物的作用（或性能）命名的如：铣床、转椅、书架。 根据事物的颜色命名的如：红豆、红棉（木棉）、白铁（镀锌铁）、白药、黑板、绿卡、墨水。 根据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命名的如：西欧（在欧洲西部）、南非（在非洲南部）；陕西（在陕县西边）、河北（在黄河北边）、岳阳（在太岳山之南）洛阳（在洛水之北）。这种类型有的经引申而表示时间、年龄、级别等，如：“中耕”、“前天”、“前辈”、“中班”、“上将”、“中尉”。 由于根据事物的特征给事物命名是最能直接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所命名的词语简明易懂、特点突出，所以，理据为特征型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比其他类型的要多些，且多数为偏正式复合词。 2.2.4 替代型 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以事物或现象的突出特点来代替事物现象本身。例如： 青衣：戏曲中的角色名称。扮演庄重的中青年妇女，因穿青衫而得名。 龙头：自来水管出水口的开关，因象传说中的龙的脑袋而得名。 马上：“马奔驰最速，俗因谓即时曰马上，盖亦取迅捷之义也。”（旧《辞海》）“马上”即马往前上，立刻就到，故用以表“立刻”意。 广义上说，替代型似应归入特征型，因为同是由特征而得名。但深入分析便可见二者的不同：特征是靠事物的特征的帮助来指称事物，而替代型则是直接以事物的突出特点来代替事物；特征型是基于客观事物的具体特征进行如实的描述，而替代型则是通过夸张修饰等手法给事物命名。如“红豆”指的是一种红颜色的豆，而 “龙头”则不是龙的头，前者的理据属特征型，后者则为替代型。再如“花脸”（戏曲角色）、“猴头”（一种食用xùn＠②）、“虎口”（拇指和食指相连处）等均属替代型。 2.2.5 典故型 在汉语的诗文里，用典的风气很盛，许多典故被辗转袭用而成词，要到形成词的典故中去探求其理据。例如： 赋闲：晋朝潘岳辞官家居，作《闲居赋》，后来因称没有职业在家闲着为赋闲。（事见《晋书·潘岳传》） 袒护：汉高祖死后，吕后当权，培植吕姓势力。吕后死，太尉周勃夺吕氏兵权。在军中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军中都左袒。后称偏心支持一方为袒护。（事见《史记·吕后本纪》） 染指：“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即公子宋—引者）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 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后因以“染指”指沾取非所应得的利益。（事见《左传·宣公四年》） 其他如“推敲”、“糟糠”、“知音”、“掣肘”、“杜撰”等，在理据上都属于典故型，典故就是它们的理据。 2.2.6 简缩型 词组由词组合而成，又可简缩为词，即所谓简缩词（或缩略词）。例如： 中导—中程导弹 传媒—传播媒介 三秋—秋收、秋耕、秋播 五官—耳、目、口、鼻、身 六合—上、下、东、西、南、北 简缩词的原型就是词的理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的频繁，有的简缩词的原型逐步被人们遗忘或鲜为人用了。现在，一般只说“衣架 ”，不说“衣服架子”；只说“粮库”，不说“粮食仓库”；只说“联营”，不说“联合经营”；只说“外商 ”，不说“外国商人”等等。这种现象，目前大有发展趋势，从而也使词的理据更加隐晦了。 2.2.7 禁忌型 各种语言都有种种忌用的词语，即所谓语言“塔布”（英语taboo的译音）。禁忌主要源自迷信心理。例如： 端月：正月。为避秦始皇赢政之名而得名。 招财：舌。四川一带，旧时忌讳说“舌”字，因为“舌”谐音“折本”、“折财”的“折”字。为此，便把“猪（牛）舌”称做“猪（牛）招财”。 筷子：原名为“箸”。旧时江浙一带行船人最忌讳“住”字，因“箸”与“住”同音，说“箸”就会联想到“住”。他们不希望船“住”，而希望船“快”，所以称“箸”为“筷”。后来加后缀成为“筷子”。 再如，有人用“蛋”来骂人，如“浑蛋”、“倒蛋”、“扯蛋”、“王八蛋”等，这是因为“蛋”指睾丸，是男性生殖器的一部分，因而有亵渎人诅咒人的意味。所以，有些地区便讳言“蛋”字，鸡蛋说成“鸡子儿 ”、“白果儿”，炒蛋说成“摊黄菜”，“蛋花汤”说成“木犀汤”。死亡是人们最忌讳的了，为避开“死” 字不祥的阴影，汉语中便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死”的同义词。如“疾终”、“溘逝”、“物故”、“厌世”、 “弃养”、“捐馆舍”、“弃堂帐”、“迁神”、“迁化”等，这是士大夫阶层的“死”的代用语。其他称“ 死”的词还有“卒”、“没”、“下世”、“谢世”、“逝世”、“去世”、“过世”“升天”、“作古”、 “长眠”、“长辞”、“安息”、“老了”、“走了”、“去了”，为国家民族而失去生命被称为“捐躯”、 “牺牲”、“光荣了”等等。据统计，汉语中因禁忌而产生的“死”的代用词语竟有200多个。推而广之，与 “死”有关的词语也在禁忌之列，如棺材叫“寿木”，死者穿的衣服叫“寿衣”，停尸间称为“太平房”。 这类禁忌词的理据一般要联系禁忌的内容去解说。 2.3 为了揭示汉语词的理据的类型，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以上的归纳和分析，但事物是复杂的，以上类型未必能涵盖汉语所有词的理据，并且各种类型之间往往会有某些重叠交叉之处，此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的 理据类型。这里只是对汉语词的理据类型大致轮廓的初步勾画。 总而言之，词的理据是某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约定俗成的。汉语中在基本词汇基础上形成的词，许多是有理据的，而最初的词语则难以探求其理据，因而形成了汉语词的有理据与无理据的矛盾统一。如果教条地去追究所有词的理据，势必徒劳而无益，走进自己设置的“怪圈”；如果不去探求有理据的词的根由，那么，对汉语词汇只停顿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低层次上，就无从领略汉语词语的“无限风光”。 研究汉语词的理据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词的理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汉民族语言历史悠久，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汉语的语音、词汇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些原始词的理据本已难以考证，在原始词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复合词、派生词，这些复合词派生词又作为构词要素组成新词，这样辗转变化，使汉语词的理据渐趋模糊。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汉语词的数量大增，加之西风东渐，涌入了一大批外来词，一些新造词往往受外来词的影响，便形成了一些“混血儿”（如“大巴”—大bus，“的确凉”—d acron），这些都对汉语词的理据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干扰，使汉语词的理据越发隐晦。此外，简缩词的大量出现也对汉语词的理据研究有所影响。……以上种种，给汉语一些词的理据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使其更加扑朔迷离。但是，如果揭开这层面纱，使朦胧模糊的理据变得清晰可解，汉语词的理据的丰富内涵便会显露出来。它可以使我们认识汉语词语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指导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更深的意义上理解和运用语言。汉语词的理据及其类型的研究，对揭示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对祖国语言的健康发展，对光大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汉语词的理据问题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中国语言学大辞典》P271，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孙常叙《汉语词汇》P69，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3)萦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P36，商务印书馆，1980。 (4)《论语正义·颜渊》P274，上海书店诸子集成，1986。 (5)《孟子正义·滕文公上》P202，同上。 (6)《墨子闲诂·经下》P195，同上。 (7)《荀子集解·正名》P279，同上。 (8)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P62，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9)张志毅《词的理据》，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第3期。 〔责任编辑 白万柱〕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竹头下加削 ＠②原字艹下加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