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飞机行李超重怎么办:人类基因组技术导致的伦理学问题

基因伦理学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涵盖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下，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极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正是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

生态伦理学对于植物基因研究工作的规范和合理约束，主要是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近些年来，植物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一系列农业革命，而尤以粮食革命为重。但是，这种以植物基因优化为基础的革命，却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比如，它使人们食用的粮食从5000多种锐减到150多种。与此类似的是，化肥对增产和缩短生长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土壤板结和地表破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物基因的研究与应用中。比如，试管牛和试管羊为人们控制生物性别提供了基础，这一技术使人类有可能实现对生物种群的控制。对某一种群来说，雄性数量不需要很多，但雌性数量却举足轻重，根据自然法则，雄雌出生概率大致相当，因此，如何在出生中尽量增大雌性数量和减少雄性数量就十分关键。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种群雄雌比例的失衡，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当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时，问题更大。前段时间关于克隆技术的讨论表明，基因的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或引起的麻烦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那么，基因伦理学是否和基因技术基因工程相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基因伦理学和基因技术在为人类服务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要求既要充分利用基因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之产生的一切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程度和比例不同而已。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不在于如何尽力去克服基因技术的基因工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利用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发展经济。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生物进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的，而是优劣相互协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而优化则必然走向单调性。但是，目前基因工程主要是优中选优，明显同生物多样化方向有悖，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一来却解决了许多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以得知，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显然，基因工程无疑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对自然的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真理和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汇中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几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曾说，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单从现象说似乎是的，然而细究起来则十分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性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的观念，则主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二者有共同的一面，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遵从自然规律。但是，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并不就一定会导向平衡、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然灾害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一样，自然界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淘汰了许多物种。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人为的不遵守自然规律的行为才会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认为自然规律就一定导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地球灭亡的被人类通过科学才发现并形成的“核”力量，在许多星系上就现实地发生过或正发生着，但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存在。可见，自然规律既有可能形成有序进化，也有可能自发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并不现成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自然。列宁说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自然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社会秩序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果。在这里，人类一经摆脱生物链，它势必要力图超越自然界。再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核能既可以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提供强大的能源。显然，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选择。自然规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还是有害于人类社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文化的规律观主要是关注于自然规律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则主要是关注于社会的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对基因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它有一个规律问题，但同时，它也有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要创立基因伦理学的主要原因。

同时，基因伦理学也不会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的辩证研究，也将大大有助于防范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天才论”、“血统论”有可能死灰复燃。“天才论”、“血统论”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以金银铜等为血统论的合理性做了说明，这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且至今存在于不同的人种间。但类似凡高、爱因斯坦等许多已被证明的“天才”，在基因上可能恰恰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基因技术本身也很难造成各方面能力均衡的所谓什么方面都正常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的所有器官包括我的大脑都被换了，那么我又成为谁了呢？那时又怎样来界定你是你、我是我呢？"
5月25日，"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一位北大女生提出了上述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
来自中美两国的50余位遗传学家、伦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参与了这次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北京大学分别举行的"人类基因与人类论坛"的系列活动，与北大的年轻人共同讨论人类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影响。
针对北大那位同学的疑问，哥伦比亚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志伟说，基因技术的发展使组织、器官甚至整个人的克隆成为完全可能，器官移植的技术也将越来越成熟和普遍应用。但"一般说来，移植一个肾，一颗心脏，你肯定还是你；移植一个脑子还是不是你，这是可以争论的"。
"一个成熟的人是有记忆的，如果人的脑子被更换了，这个人也就被完全地改变了。"神学家、伦理学博士唐纳德·施沃尔教授说。
"我完全同意两位发言人的观点。猪的器官的大小与人的最相似，基因也与人的最接近。如果一个人的心被换成猪心、肾被换成猪肾，他也决不会变成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生物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不乏幽默。
克隆一头猪然后取走它的肾去医治人的糖尿病，那么它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个工具呢？一位听众提出："如果有一天基因技术发展到可以克隆出一个人来取出他的器官，为我们人类治疗疾病服务，那么这个人是一个生命呢？还是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这将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
美国芝加哥洛尤拉大学医学中心的菲茨杰拉德博士回答说："我们也有这种担心，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克隆技术会导致的问题。我相信各国政府也不会允许这样做。但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克隆一些无头的身体，来使用它们的器官。"
基因技术带给我们的到底是福音还是灾难？这是与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基因学家在理论上已经证明生殖细胞基因疗法可以永久性地根除基因疾病，因为这一治疗方法的实质就是修复那些引发疾病和身体缺陷的基因。如果这样做现在是有效的、影响是正面的，但是100年之后呢？这些经过修复的基因在代代相传中不会发生突变吗？
许志伟教授说，100年以后我们会不会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状况，这是高度不确定的。或许它面临的风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或许在环境的作用下基因经过自我补充，对人不会产生什么害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产生害处的可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
"在我们取得基因组技术进步的同时，切忌滥用这些先进的基因组技术，例如应该尽量避免因为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而在入学求职等方面带来的歧视。我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要划出一个清楚的界限?quot;华西医科大学张思仲教授这样认为。
人对生命的神圣感建立在人对生命神秘感的基础之上。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完全地破译生命秘密成为可能。生命的解密必将破除人对自己的神秘感，接下来就是对生命的神圣感的消失。人性能承受得了生命失去神圣感之轻吗？与会的一位听众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人的生命还是一块净土，现在，又要对这块净土进行开发。人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已经导致了人对环境的破坏。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人对自己生命的开发也会导致对生命资源的破坏，基因技术开发应用的结果是人性的下滑？但基因工程的战车在市场的驱动下又不可能停止…?quot;
原子弹的制造在当时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现在看来，核武器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基于这个原因，有的听众提出："现在的基因工程和基因治疗是不是和当年发展核武器处于同样的境地？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完全可以去大力地推行基因技术和基因治疗，而不必投鼠忌器、小心翼翼？"
"但核武器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了世界冲突，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达成共识。"许教授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科学有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但从道德上来说则是不应该做的。因此，并不是科学发展到了某一程度、能做到，就一定要去做。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谨慎。在科学研究开发成应用技术之前，我们应该首先问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它要服务于哪种利益。如果一种技术不能为人类服务，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去做它。"
听众的提问尖锐而且深刻，延长半小时后仍有不少举手的听众没有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只好等待下次"人类基因与人类论坛"再到中国时探讨了。

基因伦理学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涵盖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下，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极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正是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

生态伦理学对于植物基因研究工作的规范和合理约束，主要是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近些年来，植物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一系列农业革命，而尤以粮食革命为重。但是，这种以植物基因优化为基础的革命，却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比如，它使人们食用的粮食从5000多种锐减到150多种。与此类似的是，化肥对增产和缩短生长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土壤板结和地表破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物基因的研究与应用中。比如，试管牛和试管羊为人们控制生物性别提供了基础，这一技术使人类有可能实现对生物种群的控制。对某一种群来说，雄性数量不需要很多，但雌性数量却举足轻重，根据自然法则，雄雌出生概率大致相当，因此，如何在出生中尽量增大雌性数量和减少雄性数量就十分关键。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种群雄雌比例的失衡，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当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时，问题更大。前段时间关于克隆技术的讨论表明，基因的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或引起的麻烦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那么，基因伦理学是否和基因技术基因工程相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基因伦理学和基因技术在为人类服务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要求既要充分利用基因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之产生的一切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程度和比例不同而已。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不在于如何尽力去克服基因技术的基因工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利用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发展经济。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生物进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的，而是优劣相互协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而优化则必然走向单调性。但是，目前基因工程主要是优中选优，明显同生物多样化方向有悖，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一来却解决了许多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以得知，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显然，基因工程无疑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对自然的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真理和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汇中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几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曾说，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单从现象说似乎是的，然而细究起来则十分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性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的观念，则主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二者有共同的一面，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遵从自然规律。但是，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并不就一定会导向平衡、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然灾害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一样，自然界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淘汰了许多物种。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人为的不遵守自然规律的行为才会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认为自然规律就一定导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地球灭亡的被人类通过科学才发现并形成的“核”力量，在许多星系上就现实地发生过或正发生着，但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存在。可见，自然规律既有可能形成有序进化，也有可能自发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并不现成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自然。列宁说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自然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社会秩序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果。在这里，人类一经摆脱生物链，它势必要力图超越自然界。再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核能既可以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提供强大的能源。显然，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选择。自然规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还是有害于人类社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文化的规律观主要是关注于自然规律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则主要是关注于社会的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对基因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它有一个规律问题，但同时，它也有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要创立基因伦理学的主要原因。

同时，基因伦理学也不会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的辩证研究，也将大大有助于防范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天才论”、“血统论”有可能死灰复燃。“天才论”、“血统论”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以金银铜等为血统论的合理性做了说明，这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且至今存在于不同的人种间。但类似凡高、爱因斯坦等许多已被证明的“天才”，在基因上可能恰恰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基因技术本身也很难造成各方面能力均衡的所谓什么方面都正常的人。

基因伦理学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涵盖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下，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极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正是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

生态伦理学对于植物基因研究工作的规范和合理约束，主要是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近些年来，植物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一系列农业革命，而尤以粮食革命为重。但是，这种以植物基因优化为基础的革命，却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比如，它使人们食用的粮食从5000多种锐减到150多种。与此类似的是，化肥对增产和缩短生长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土壤板结和地表破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物基因的研究与应用中。比如，试管牛和试管羊为人们控制生物性别提供了基础，这一技术使人类有可能实现对生物种群的控制。对某一种群来说，雄性数量不需要很多，但雌性数量却举足轻重，根据自然法则，雄雌出生概率大致相当，因此，如何在出生中尽量增大雌性数量和减少雄性数量就十分关键。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种群雄雌比例的失衡，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当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时，问题更大。前段时间关于克隆技术的讨论表明，基因的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或引起的麻烦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那么，基因伦理学是否和基因技术基因工程相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基因伦理学和基因技术在为人类服务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要求既要充分利用基因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之产生的一切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程度和比例不同而已。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不在于如何尽力去克服基因技术的基因工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利用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发展经济。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生物进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的，而是优劣相互协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而优化则必然走向单调性。但是，目前基因工程主要是优中选优，明显同生物多样化方向有悖，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一来却解决了许多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以得知，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显然，基因工程无疑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对自然的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真理和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汇中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几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曾说，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单从现象说似乎是的，然而细究起来则十分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性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的观念，则主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二者有共同的一面，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遵从自然规律。但是，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并不就一定会导向平衡、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然灾害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一样，自然界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淘汰了许多物种。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人为的不遵守自然规律的行为才会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认为自然规律就一定导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地球灭亡的被人类通过科学才发现并形成的“核”力量，在许多星系上就现实地发生过或正发生着，但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存在。可见，自然规律既有可能形成有序进化，也有可能自发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并不现成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自然。列宁说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自然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社会秩序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果。在这里，人类一经摆脱生物链，它势必要力图超越自然界。再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核能既可以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提供强大的能源。显然，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选择。自然规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还是有害于人类社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文化的规律观主要是关注于自然规律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则主要是关注于社会的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对基因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它有一个规律问题，但同时，它也有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要创立基因伦理学的主要原因。

同时，基因伦理学也不会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的辩证研究，也将大大有助于防范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天才论”、“血统论”有可能死灰复燃。“天才论”、“血统论”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以金银铜等为血统论的合理性做了说明，这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且至今存在于不同的人种间。但类似凡高、爱因斯坦等许多已被证明的“天才”，在基因上可能恰恰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基因技术本身也很难造成各方面能力均衡的所谓什么方面都正常的人。
回答者：水云深浪 - 进士出身 八级 1-2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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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涵盖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下，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极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正是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

生态伦理学对于植物基因研究工作的规范和合理约束，主要是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近些年来，植物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一系列农业革命，而尤以粮食革命为重。但是，这种以植物基因优化为基础的革命，却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比如，它使人们食用的粮食从5000多种锐减到150多种。与此类似的是，化肥对增产和缩短生长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土壤板结和地表破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物基因的研究与应用中。比如，试管牛和试管羊为人们控制生物性别提供了基础，这一技术使人类有可能实现对生物种群的控制。对某一种群来说，雄性数量不需要很多，但雌性数量却举足轻重，根据自然法则，雄雌出生概率大致相当，因此，如何在出生中尽量增大雌性数量和减少雄性数量就十分关键。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种群雄雌比例的失衡，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当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时，问题更大。前段时间关于克隆技术的讨论表明，基因的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或引起的麻烦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那么，基因伦理学是否和基因技术基因工程相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基因伦理学和基因技术在为人类服务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要求既要充分利用基因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之产生的一切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程度和比例不同而已。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不在于如何尽力去克服基因技术的基因工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利用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发展经济。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生物进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的，而是优劣相互协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而优化则必然走向单调性。但是，目前基因工程主要是优中选优，明显同生物多样化方向有悖，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一来却解决了许多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以得知，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显然，基因工程无疑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对自然的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真理和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汇中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几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曾说，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单从现象说似乎是的，然而细究起来则十分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性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的观念，则主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二者有共同的一面，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遵从自然规律。但是，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并不就一定会导向平衡、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然灾害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一样，自然界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淘汰了许多物种。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人为的不遵守自然规律的行为才会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认为自然规律就一定导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地球灭亡的被人类通过科学才发现并形成的“核”力量，在许多星系上就现实地发生过或正发生着，但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存在。可见，自然规律既有可能形成有序进化，也有可能自发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并不现成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自然。列宁说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自然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社会秩序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果。在这里，人类一经摆脱生物链，它势必要力图超越自然界。再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核能既可以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提供强大的能源。显然，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选择。自然规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还是有害于人类社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文化的规律观主要是关注于自然规律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则主要是关注于社会的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对基因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它有一个规律问题，但同时，它也有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要创立基因伦理学的主要原因。

同时，基因伦理学也不会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的辩证研究，也将大大有助于防范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天才论”、“血统论”有可能死灰复燃。“天才论”、“血统论”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以金银铜等为血统论的合理性做了说明，这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且至今存在于不同的人种间。但类似凡高、爱因斯坦等许多已被证明的“天才”，在基因上可能恰恰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基因技术本身也很难造成各方面能力均衡的所谓什么方面都正常的人。
回答者：lizhuang2244 - 助理 二级 1-2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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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伦理学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涵盖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下，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极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正是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

生态伦理学对于植物基因研究工作的规范和合理约束，主要是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近些年来，植物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一系列农业革命，而尤以粮食革命为重。但是，这种以植物基因优化为基础的革命，却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比如，它使人们食用的粮食从5000多种锐减到150多种。与此类似的是，化肥对增产和缩短生长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土壤板结和地表破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物基因的研究与应用中。比如，试管牛和试管羊为人们控制生物性别提供了基础，这一技术使人类有可能实现对生物种群的控制。对某一种群来说，雄性数量不需要很多，但雌性数量却举足轻重，根据自然法则，雄雌出生概率大致相当，因此，如何在出生中尽量增大雌性数量和减少雄性数量就十分关键。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种群雄雌比例的失衡，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当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时，问题更大。前段时间关于克隆技术的讨论表明，基因的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或引起的麻烦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那么，基因伦理学是否和基因技术基因工程相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基因伦理学和基因技术在为人类服务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要求既要充分利用基因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之产生的一切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程度和比例不同而已。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不在于如何尽力去克服基因技术的基因工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利用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发展经济。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生物进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的，而是优劣相互协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而优化则必然走向单调性。但是，目前基因工程主要是优中选优，明显同生物多样化方向有悖，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一来却解决了许多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以得知，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显然，基因工程无疑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对自然的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真理和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汇中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几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曾说，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单从现象说似乎是的，然而细究起来则十分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性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的观念，则主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二者有共同的一面，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遵从自然规律。但是，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并不就一定会导向平衡、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然灾害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一样，自然界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淘汰了许多物种。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人为的不遵守自然规律的行为才会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认为自然规律就一定导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地球灭亡的被人类通过科学才发现并形成的“核”力量，在许多星系上就现实地发生过或正发生着，但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存在。可见，自然规律既有可能形成有序进化，也有可能自发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并不现成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自然。列宁说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自然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社会秩序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果。在这里，人类一经摆脱生物链，它势必要力图超越自然界。再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核能既可以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提供强大的能源。显然，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选择。自然规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还是有害于人类社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文化的规律观主要是关注于自然规律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则主要是关注于社会的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对基因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它有一个规律问题，但同时，它也有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要创立基因伦理学的主要原因。

同时，基因伦理学也不会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的辩证研究，也将大大有助于防范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天才论”、“血统论”有可能死灰复燃。“天才论”、“血统论”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以金银铜等为血统论的合理性做了说明，这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且至今存在于不同的人种间。但类似凡高、爱因斯坦等许多已被证明的“天才”，在基因上可能恰恰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基因技术本身也很难造成各方面能力均衡的所谓什么方面都正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