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发布合同 印花税:中国零售业中物美排第几呀?

WTO三年来，从喧嚣到平静，从概念到现实。

　　在这第三年中，宏观调控、央行加息，中国经济软着陆，各种看起来非WTO的因素，使得汽车、零售、银行、房地产等支柱产业动荡不安。3年前中国加入WTO时所预测的商业环境变化，先放在一边吧，在金融、电信等曾经的焦点领域，这种变化来得远没有预测的那么令人窒息。当年人们对于WTO影响的预测，似乎落空的远远比命中的多。而随着WTO后过渡期的

　　到来，这三个字母的视觉冲击力甚至都已经开始衰减了。

　　但是，随着WTO越来越不引人注目，它的影响却恰恰已经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悄悄弥散开来。或者说，它正在从贸易条款“溢出”为一种“大气候”——一种继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的“气候突变”。

　　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化，而WTO带来的是“全球化”，对于处在市场化进程“中叶”(甚至是“初叶”)的中国经济来说，WTO即便仅仅是一个多边贸易条款，但其带来的“冲断”作用却必然会影响、甚至改变整个中国商业环境和众多企业的进化轨迹，这种“冲断”的影响可能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候才可以凸现出来，但是在WTO第三年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这个端倪就来自于中国的零售行业。

　　中国零售业的开放其实并不始于WTO。早在10年前甚至更早，就有麦德龙、万客隆、沃尔玛等外资超市分别在上海、北京和深圳开店。1998年，当商务部的调查员为中国准备加入WTO做调研时，意外地发现尽管国家真正试点审批的外资零售企业只有4家，但实际却有84个店面。而当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时，全球排名前50位的外资零售企业有一半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其中90%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默契”而违规进入的。

　　由于商业流通行业本身并不属于国家专门保护的国有垄断行业，所以WTO这三年来有关主管部门虽然依照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股权比例、地域范围和经营方式逐步放开对外资零售企业的限制，但外资零售业在中国本土的活跃程度和布局的成熟度却远远超出了中国入世时承诺的时间表。与此同时，由原有国有商业体系转化和新兴民营资本进入的两种主力方式构成的内资零售企业，也在外资的压力和市场的开放大环境中壮大成长。此时，内资零售企业与外资零售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博弈、合资合作等动作就变得更加纷繁复杂。

　　如果要评选三年来中国变化最大，争夺最激烈、同时也是外资动作最多的行业，零售业无可争辩地可以坐到榜首位置。3年的时间之内，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国际巨头加上其他海外零售企业在中国新增的店面加起来有数百家，投资额数百亿元人民币，而由于关税的下降，外资零售巨头们每年从中国市场采购回去的廉价商品更是以百亿美元计。同时由于外资的大举进入，国内的零售企业也在针锋相对地并购扩张、“组建航母”。

　　面对着2004年12月11日——中国承诺的对外资零售业全面开放的最后期限。作为最早完成过渡期的行业之一，中国零售行业3年来对于WTO的理解和体验，正在彰显出WTO的计划外“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对于本土企业的最大影响或许不是在业务层面，而是在战略上把中国企业“撞”出了原有的思维和发展轨道。

　　本土企业的精神分裂

　　郭开森 /文

　　一段时间以来，绝大多数中国本土商

　　业零售企业都处于一种发飙般的癫狂状态。一方面是并购重组浪潮不断：2002年开始华润万佳在华南不断攻城略寨，几个月时间便要开出上千家店；2003年大连商业集团在东北并购当地数百家商业零售企业以及北京的天客隆；2004年物美收购超市发；联华携手华联、友谊股份、上海一百等组成中国零售业最大的航母——百联集团，随后百联老总王宗南提出2006年前要开6000家店的豪言。而类似2004年9月百联斥资7700万元收购河北万利福超市集团、2004年11月大商股份对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增资控股65%这样的事件，只能归为中小并购。另一方面，不断有本土商业零售企业得以上市融资：2003年6月上海联华超市以及同年11月北京物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登陆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北京国美香港上市以及稍后江苏苏宁电器实现国内A股上市。

　　内资零售企业采用资本手段实现自身扩张已经不算是新闻。而相反，如果谁只顾自身经营、小心翼翼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并购、不重组、不扩张，反而觉得有点不正常。上海农工商超市便是这么一家在集体性精神“飙狂”中特立独行的企业——

　　多年以来，上海农工商超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勇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遇到上海哪里修路或者哪个住宅小区开盘，他总是找人去数一数附近车流和人流的频率。即便上海农工商并没有开新店的打算，但对于选址这一商业零售业最重要也是最难走的第一步，周勇几十年都愿意与同行分享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意经：“便利店千万不要开在大的立交桥下面，附近路面太宽了也不行，因为这样车开的速度都太快，行人不愿意停下来进店转转。另外，超市选址千万不要在寺庙附近，一方面有风水原因，一方面去寺庙的大多数都是游客，不适合综合超市这种家庭购物。”

　　在2004年12月11日商业零售业全面开放前夕，周勇说他现在最关注的就是最近三大外资零售商——家乐福、沃尔玛和麦德龙都先后宣布中国市场拓展计划，不约而同地将战场转向了中国内地的二、三级城市。“这说明我们农工商超市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周勇这样说道。

　　家乐福表示今年要在中国新开15家店；麦德龙宣布到明年年底，其在中国的店铺数量将增加50%以上。而沃尔玛更是马不停蹄地在四川绵阳、云南玉溪、山西太原、山东烟台、安徽芜湖、福建泉州、广东茂名、佛山、南海、湛江、湖南株洲、湘潭等地选址，并且宣称将在今年年底前再新开3家连锁店，使店铺总数达到43家。

　　“外资凶猛，主要因其资本雄厚，但比本土化优势却未必有我们强。”周勇说他之所以对于即将放开手脚的外资巨头不甚畏惧，主要是因为上海农工商超市比任何人都早来到二、三级城市，“我们在这里的经验储备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说起来，农工商超市从1997年2月就开始在上海周边的一些二、三级城市开店。据说，当时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原因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联华在上海开始做大卖场和综合超市，而没有上市、资金实力稍弱的农工商必须避其锋芒，走差异化道路才能生存下去。农工商一开始想转到上海市郊去，但联华也追杀到市郊。于是，农工商想到了二、三级城市。

　　实际上，目前上海农工商到上海以外地区开店，没有一个选址在大城市，全部1000多家店都是在二级以下城市甚至一些县城，从浙江、江苏、江西到安徽，围绕上海渐进式地扩展下去，头3年时间，农工商忍受了连续亏损。但是周勇记得很清楚，就在中国加入WTO的那一年，局势开始了好转。7年多坚持下来，农工商现在80%以上综合超市都实现了盈利。

　　在中国零售业圈子里，咬定二、三级城市市场的农工商是个挺另类的企业。上海农工商超市原本隶属于上海市农委，1994年起家时只有200万元自有资金。但是，通过多年的自我滚动发展，农工商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120亿元。这样一个在上海排名第二，并且进入中国零售业10强的企业，却在过去几年受WTO刺激引发的零售业并购浪潮中少有动作，而虽然一直保持着每个月一两家店的扩张速度，但是与业内流行的更高速度的加盟方式不同，农工商大部分店铺都是自己投资完成的。

　　“我们与很多内资同行不一样，上海农工商的风格是谨慎做事、小心盘算。”周勇说道。“我们能够活下来本身是个奇迹，现在更应该注意控制风险。”实际上，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零售行业资本扩张开始流行的时候，一些投资银行主动上门找农工商，要帮助其上市，但却被一口回绝。而德隆也曾经几度上门，希望作为战略投资者注入资本做大上海农工商，但也没有最后谈成。据说当时农工商高层的说法是：不是农工商不需要钱，而是首先要想清楚弄到钱以后要干什么，没有想清楚的事情坚决不干。

　　对于业界流行的利用WTO过渡期迅速扩张的战略，农工商显然并不认同。“我知道WTO会带来沃尔玛、家乐福放开手脚所形成的威胁，但是作为企业，我们也不能为此不顾实际效果地搞‘军备竞赛’似的战略。”周勇的观点很直接：就算旁边有个老虎，我也不能永远拿着棒子不吃饭吧，要不然不是自己累死，就是被吓死。

　　农工商这几年做的事情与百联等国内企业相比似乎更倾向于“战术层面”。比如其在大卖场内引入“店中店”模式，创立“伍元杂货馆”，统一以五元价格销售实用新颖商品，既吸引人气又独立成业态。其次，在供应链采购上，对于生鲜类食品，一般超市都是到菜市场采购，然后找专人洗涤、去土、加工包装，但农工商独创了“超市＋基地”的模式，把组织化的农民带动起来形成定牌生产基地，光替农工商生产大米的，目前在全国就有13个基地。直接向基地中的农户采购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保证了生鲜的专业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一位专家认为农工商在这方面还是动了脑筋的：“沃尔玛们做标准化的产品也许得心应手，但做生鲜还是本土超市的优势。”。

　　与此同时，周勇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上海农工商的信息系统建设。农工商曾经请IBM公司来做过企业内部的信息化系统改造，但是试过一阵子后，发现核心的软件只能自己开发，因为农工商超市的系统数据一开始是建立在完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外国软件很难全面了解自己的业务流程。最后，上海农工商决定只是在人事、财务、网站等外围软件开发上借助一些IBM的力量，从前台到后台核心层的软件，全部由自己的工程师开发。现在农工商超市的信息化系统运行相当好，供应商们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自己产品每天的销量和库存情况。

　　相对于其他企业大手笔的收购兼并和跨区域急速扩张，周勇似乎更沉迷于在这些被戏称为“雕虫小技”的东西上。但是周勇却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内资商业零售企业都处于一种莫名的扩张冲动和浮躁当中，“大卖场动辄投资上千万元，一天营业额只有几万元，经营不好是要‘死人’的；便利店就像‘烧钱’一样无止境，上海现在没有一家真正盈利的，很多人都在等着‘嫁人’；综合超市的阵亡率就更高，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还有48家商业超市，现在只剩下10家。现在是冷静下来的时候了。”

　　“中国现在已经倒下的连锁超市企业，大多数并不是被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巨头给打败的，而是自己给累死的。如果不处理好由扩张带来的供应链和现金流问题，中国本土商业连锁企业只会自己打败自己。”周勇这样说道。

　　零售业专家和咨询公司的观点一向是?谧柿闶垡狄?こ錾锨б谠??刀畹木尥防矗?匦胍?嗔纺诓抗芾怼R蛭?牍?獬晒ζ笠迪啾冉希?谧势笠等钡牟唤鍪亲时臼盗Γ??枪芾砗驮擞??健1热缭诓晒悍矫妫?绾蔚髡???圆晒汉捅镜夭晒褐?涞谋壤?叵担?绾味怨┯ι探?屑侗鸸芾砗椭鸩叫纬煽蒲У淖既牖?坪吞蕴??疲?绾味源舐舫 ⒆酆铣?小⒈憷?耆?忠堤?墓┯α唇?蟹直鹗崂聿⑼?惫蚕硇畔ⅲ?绾谓?衅防嘤呕?兔魅沸缕方?瓿绦颍?恳幌疃疾荒芩嬉馀哪源?龆ā6?谖锪髋渌吞逑瞪希?钟辛硪惶鬃ㄒ祷?芾砟J叫枰??埃?谧试诠芾砩弦?沟每位购芏唷J导噬希?苣阉抵泄?牧闶燮笠挡蝗贤?庖坏悖??撬孀臰TO和沃尔玛们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从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3年来的营收水平来看，或许他们对于中国企业还没有真正形成“毁灭性打击”，但是他们展现出来的强大资本实力和运营水平，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却往往是“毁灭性”的。而这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存在和积极扩张把大部分中国零售企业在思想上“撞”出了原有的轨道。

　　当本土超市发现自己很难与沃尔玛的全球采购、全国采购以及本地采购三重机制比美，更不可能在信息化投入上像沃尔玛一样有能力发射自己的卫星，也绝没有全球500强们惊人的资本力量的时候，他们唯一可以做得就只有“跑马圈地”，抢占有利地形了。于是扩张、兼并、收购风起云涌。当然这个时候让他们还考虑“精良运作”问题，无异于让他们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一般的困难。

　　农工商超市显然是另一种风格的代表，他们采用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采用“错位竞争”方式避开外资锋芒和内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然后在自己相对受威胁较小的领域尝试精耕细作。这看起来似乎比前者要稳重和泰然自若一些，但是这并不代表农工商的做法就是正确答案。

　　从农工商1000多家店和120亿元营业额的数字来看，实际上与沃尔玛在中国40家店带来的营业额相差不远。这充分说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而且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他们的错位竞争提供的干扰较小的根据地可能存在不了多长时间。而农工商这样类型的企业在扩张和资本运作等战略方面的谨慎，甚至可能造成其最终的结果还不如“跑马圈地”和“为外资排队”的企业来得实惠。

　　显然，WTO带来的强势外资势力，对中国零售行业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争夺市场的层面，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商业环境，也改变了很多企业的发展轨迹。中国企业在这种被强敌觊觎的环境下，已经被迫处于首尾难以相顾的“精神分裂”的状态，而中国零售行业的未来也由此变得越来越不可知。-

　　WTO是个“筐”，筐的体积、材料、开口大小等等都是死的，但是筐里装些什么和怎么装却是企业自己可以做主的。

　　新规则下的合理冲撞

　　郭开森 /文

　　家乐福可能是在中国麻烦最多的一家

　　外资零售企业。原因是，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家乐福在中国的多家合资企业持股比例都超过了当时外经贸部规定的65%上限。并且，截至2001年，家乐福旗下27家中国分店虽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开业，但没有一家曾经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得到批准。对于这些对WTO规定提前“开禁”的行为，为了防止效仿者增多，2002年国家有关部门勒令家乐福进行全面整改。

　　然而，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家乐福当年的违规往事，正说明其非常善于灵活利用中国逐渐开放的政策。2002年，家乐福迫于压力对外宣布“在华整改”，象征性地将其在华的两三家分店35%股权出让给中方企业。与此同时，家乐福老总开始频繁造访中国，进行政府公关。一系列举动立即换来有关部门的好感。2004年，商务部并没有按照其在《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暂行管理办法》中提出的“分类管理”设想将违规的家乐福列为级别较低的B级或者C级。相反，家乐福的整改“态度”获得了有关主管部门的好评，同时其又获得在中国新开3家门店的资格。

　　不久前，家乐福成为首家宣布在华实现盈利的外资零售巨头。家乐福在华成功因素的重要一点是，善于与政府打交道，并利用各种“政策”因素打擦边球。同样的生存原理和技巧，在中国本土企业物美身上，依稀间也能看到几分——

　　2004年11月，北京物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坚忠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中，必须抽出时间去参加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再就业表彰会”，并且要在会上把物美这些年如何盘活国有资产的经验拿来做交流发言。从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这个时间，物美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被邀请参加类似的会议。

　　“我们一共和20多家的国有企业的400多家网点都有合作，安置的职工有8000多人。”在北京市工商联、劳动社保?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