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水利厅事业单位:什么叫文学革命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运动和文 学思潮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兴起

一、文学革命的起因

①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要求而兴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②是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③外国文学的启蒙和影响。

二、文学革命的兴起及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评价

1、文学革命的兴起

1917年1月1日，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2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大旗。在胡、陈旗帜下，钱玄同、刘半农等也纷纷撰文表示支持和赞同，并不断补充和丰富文学革命的内容，一场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坛上逐步兴起。

2、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评价

①胡适的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有着开创性的作用。关于文学内容、社会作用的重视与提倡，所持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对控制当时文坛的陈腐的封建旧文学，形成了很大冲击。特别是白话文学的主张，有力地促进了语言的现代化变迁。但主张多为形式上的点滴改良，且有较大的妥协性。

②陈独秀的文学主张从彻底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不仅反对旧文学的语言形式，更反对旧文学的反动思想内容，从而鲜明地举起了文学革命大旗。主张文学革命的态度较之胡适，也要坚决和激进的多。但在否定了封建旧文学后，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学，回答却欠具体。从西方汲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和混乱。

三、文学革命的意义

1、宣告了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与新文学的诞生。

2、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劳，以从理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

形式的全面革新，揭开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第一页。

3、使中国文学打破封闭走向世界，世界文学也开始走向中国，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进程。

文学革命

但事实证明，文学是作为改革的手段，也同样是胡适一种醒悟感的宣泄口，这种醒悟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是他对待中国文学遗产的刻薄态度。胡适是以这种方式来大胆表示他对文学革命的定义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理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当“工具”成为衡量一种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后，中国文学遗产的确非常可怜贫乏。根据胡适的标准，中国曾有过的“活文学”仅是宋人语录、元代的杂剧、章回小说，及此后的一系列小说和剧本，大多数中国古典文学，胡适认为不是学术的就是虚假的，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②他提醒我们，中国的古典语言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死亡了。所以，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胡适不是用今天衡量过去，便是用外国的标准来批评中国：

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剧本更在幼稚时代……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彩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

早在1917年6月，胡适认为《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等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他立即指出，他说的是这些小说的内容，而不是结构。例如《儒林外史》及其模仿者《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只是把一些没完没了却又无联系的阴谋诡计串在一起，可以分裂成大量的短篇小说或无穷尽的系列循环。最后，胡适感叹中国没有悲剧概念。小说或戏剧结尾的规律总是大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这便是说谎的文学……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然而西方的文学“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

当然，必须考虑写出这些文字时的环境背景。尽管文学革命遇到的公开反对并不强大，但古典文学在无意识层次中的分量和整个传统的势力的确仍是占压倒优势的。从20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学已变成僵化专制的。它所表现的感情和主题陈腐不堪，用词老朽。与那种带着闲情逸致往后探索，把深奥的古典文学作为一个遥远的对象来研究、欣赏的现代学术不同，这些终日在它的重压下的中国人当然有不同的感受。换句话说，古典文学已成为一种帮助压抑自由和想像力的高压手段。在这种意义上，文学革命正如胡适在1933年所说：

是对传统文化中许多观念和制度的有意识的抗议运动，是有意识把那些受传统力量束缚的男女个人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和颂扬人的生命、人的价值对抗对其压抑的运动。

胡适煞费苦心地指出，每一代都有自己与过去成就和未来可能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学使命。这样，就不应盲目模仿过去的文学或认为过去的文学超过今天。因此，他认为古典文学只应是专家研究的课题。就像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在西方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古典文学已毫无关系。1920年，胡适提出在中学教授文言文的建议。他认为在这个水平的学生不但应能写规范的白话文，还应能懂得文言文。更进一步，他们正应读“容易”的经典著作，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墨子》、《左传》、《诗经》等等。

虽然这样说，但只有一个痛苦的空想家才能作出胡适那样激烈的评论。他如此急切地要在文学中找到一种抗议，一种教益，但胡适在非“白话”或非实用的全部中国文学遗产中，几乎没有找到什么价值。当批评中国文学传统时，他的标准几乎是完全西化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方法、风格和类型都不相同，这在胡适的眼中是致命的缺点，而中国文学中缺乏悲剧，则是中国人精神和智力的弱点。只有在他最理智的时刻他才看到过去与现在的有意义的联系，而这种时刻是少而又少。他一直相信，为了发展新的必须抛弃旧的。胡适对于明清小说的许多评价已被今日的学术研究者接受。但把胡适与学术分隔开来的是他在强调过去的消极面时那种虐待狂般的快感。

文学革命

但事实证明，文学是作为改革的手段，也同样是胡适一种醒悟感的宣泄口，这种醒悟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是他对待中国文学遗产的刻薄态度。胡适是以这种方式来大胆表示他对文学革命的定义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理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当“工具”成为衡量一种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后，中国文学遗产的确非常可怜贫乏。根据胡适的标准，中国曾有过的“活文学”仅是宋人语录、元代的杂剧、章回小说，及此后的一系列小说和剧本，大多数中国古典文学，胡适认为不是学术的就是虚假的，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②他提醒我们，中国的古典语言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死亡了。所以，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胡适不是用今天衡量过去，便是用外国的标准来批评中国：

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剧本更在幼稚时代……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彩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

早在1917年6月，胡适认为《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等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他立即指出，他说的是这些小说的内容，而不是结构。例如《儒林外史》及其模仿者《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只是把一些没完没了却又无联系的阴谋诡计串在一起，可以分裂成大量的短篇小说或无穷尽的系列循环。最后，胡适感叹中国没有悲剧概念。小说或戏剧结尾的规律总是大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这便是说谎的文学……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然而西方的文学“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

当然，必须考虑写出这些文字时的环境背景。尽管文学革命遇到的公开反对并不强大，但古典文学在无意识层次中的分量和整个传统的势力的确仍是占压倒优势的。从20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学已变成僵化专制的。它所表现的感情和主题陈腐不堪，用词老朽。与那种带着闲情逸致往后探索，把深奥的古典文学作为一个遥远的对象来研究、欣赏的现代学术不同，这些终日在它的重压下的中国人当然有不同的感受。换句话说，古典文学已成为一种帮助压抑自由和想像力的高压手段。在这种意义上，文学革命正如胡适在1933年所说：

是对传统文化中许多观念和制度的有意识的抗议运动，是有意识把那些受传统力量束缚的男女个人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和颂扬人的生命、人的价值对抗对其压抑的运动。

胡适煞费苦心地指出，每一代都有自己与过去成就和未来可能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学使命。这样，就不应盲目模仿过去的文学或认为过去的文学超过今天。因此，他认为古典文学只应是专家研究的课题。就像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在西方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古典文学已毫无关系。1920年，胡适提出在中学教授文言文的建议。他认为在这个水平的学生不但应能写规范的白话文，还应能懂得文言文。更进一步，他们正应读“容易”的经典著作，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墨子》、《左传》、《诗经》等等。

虽然这样说，但只有一个痛苦的空想家才能作出胡适那样激烈的评论。他如此急切地要在文学中找到一种抗议，一种教益，但胡适在非“白话”或非实用的全部中国文学遗产中，几乎没有找到什么价值。当批评中国文学传统时，他的标准几乎是完全西化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方法、风格和类型都不相同，这在胡适的眼中是致命的缺点，而中国文学中缺乏悲剧，则是中国人精神和智力的弱点。只有在他最理智的时刻他才看到过去与现在的有意义的联系，而这种时刻是少而又少。他一直相信，为了发展新的必须抛弃旧的。胡适对于明清小说的许多评价已被今日的学术研究者接受。但把胡适与学术分隔开来的是他在强调过去的消极面时那种虐待狂般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