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力学院有多差:关于李世民

唐太宗 李世民 (599-649)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

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召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以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民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 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杲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败。薛仁杲投降后被处死。

武德二年（619）十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刘武周叛乱，率众南下，相继打败了李元吉、裴寂等唐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关中震动。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谨守潼关以西。李世民主动请缨，并率兵三万，东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刘武周的精锐部队宋金刚部，并收降了骁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等。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李世民在平定末民变领袖时，表现他出众的才能，使高祖就帝位继承人的问题大伤脑筋。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得到了一班能征善战、谋略过人的部下，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这样大大加强了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能力，终使两人的帝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军容鼎盛，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时，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太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后，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珪和魏征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让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实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甚么意思？」魏征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长孙氏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太子 - 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长孙皇后所生，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的伟大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干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同年八月，葬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李世民之虎牢之战--天下英雄莫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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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多说，自己看吧。

标 题: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探讨

首先看一看事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
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
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
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
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
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
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
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
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
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
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关张弓连射三箭
，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
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
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附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
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
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
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
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
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
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
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
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
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
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
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
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
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
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
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
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
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
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
，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
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
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
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许多记载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
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
，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
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
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最为
证据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
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
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
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
，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我92年的文稿中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
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
本身会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不能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
"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
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所以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
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
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
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
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这才决
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
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事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
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问题，而
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
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
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恰恰正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
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
，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
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
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
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
"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
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
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犹豫得很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
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
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
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
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
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
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
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
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
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
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
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决不能有寸兵于
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一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
，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
，丝毫不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
其手下大将刘弘基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何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
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第二次作战中
，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
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
玄武门任职，虽然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则李建成怎会对他视为
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旧
主子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
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
！"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
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
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
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
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
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
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
有大功，虽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大致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
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总结过三点，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
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须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
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
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
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
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
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
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
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
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
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
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
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
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
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
李世民的差距来。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
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
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
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
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
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
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
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
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
至（有"日"字偏旁）、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
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
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
手。像王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
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
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
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将领、安插心腹
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
、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
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
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
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
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
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
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
（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
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
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
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
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
兄，一方面即位后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
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身败名
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
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
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
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
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
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
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
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
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
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
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
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
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
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
，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
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胡如雷的第三点原因是，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胡指出，在争权
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
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抢先动
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这对李世民在整
场争权斗争中地位的多次转变，分析得非常中肯。

在玄武门事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
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
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
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
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
，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
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
；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
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
；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
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
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他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
敬德就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
王府上下人等的敌忾同仇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
，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
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
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
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
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
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
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
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
。他唯一的造反只能是乘动议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
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
一。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
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的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
？"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
，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
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
"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
，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

唐太宗李世民
（598～649）

唐代皇帝。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李世民随父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李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军功甚多。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621）又打败窦建德，消灭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郑随之灭亡，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改元贞观。唐太宗即位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治世”。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九年，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受到他们的拥戴，因而被尊为“天可汗”。十五年以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最后无功而还。唐太宗最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贬魏王李泰，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令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其身后辅佐李治。去世后，葬于昭陵。

唐太宗李世民

(598～649) 唐朝第二代皇帝。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世民随父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隋炀帝杨广对下猜忌，生杀任情，统治集团中的人常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为了转祸为福，化家为国，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建成为唐王世子；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军功甚多。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621)又打败窦建德，消灭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郑随之灭亡，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建成和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知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慑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他的进步性政策和措施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治世”。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九年，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麹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受到他们的拥戴，因而被尊为“天可汗”。十五年以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毕竟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尤其在他的晚年，缺点暴露得越来越多。亲征高丽的战争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最后无功而还。

唐太宗最初立长子承乾为太子，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泰，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贬魏王泰，改立第九子晋王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令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其身后辅佐李治，五月，去世。葬于昭陵。

也可以去查阅这个连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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