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果蔬的价格:想知道诸葛亮在三国以外的故事

传说诸葛亮在决心辅佐刘备之前，将要离开家时，留给妻子数个连在一起的铁环，取名“金蝉脱壳”，并对她说：“你打开铁环之时，便是我回家之日。”

诸葛亮是三国时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字孔明，人称卧龙，东[汉末]年徐州琅邪郡阳都县（在今山东沂南县）人。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军阀割据，战乱不休，诸葛亮又失去了双亲，依随叔父诸葛玄生活。诸葛亮十五岁跟随叔父到荆州襄阳去依附刘表。他看到刘表昏庸无能，不是命世之主，于是结庐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隐居待时，这是公元197年的事。诸葛亮在隆中已隐居了十年，他广交江南名士，“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有匡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所以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女为妻。

在傣族，有一个关于诸葛亮帮助傣族人建筑竹楼的民间传说。传说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来到西双版纳，看到这里的居民还没有脱离原始的生活，便送给他们谷种，教授他们打谷舂米。而当诸葛亮班师回蜀之时，傣家山寨的男女老少全出来用自己的歌声为他送行：“天上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事情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诸葛亮走后，傣族人按照诸葛亮走时赠送的孔明帽上所写的嘱托：“想命长，水冲凉；草棚矮，住高房”，盖起了形似孔明帽似的傣家竹楼，避免了蟒蛇野兽的侵害；用凉水冲澡，终于驱逐了瘴气，甚至，傣族女子还按照诸葛亮的袖子发明了自己的筒裙。少多利讲，在我们今天要翻越的基诺山中，就有一座孔明山，山上的一块巨石上至今还留有诸葛亮的一个脚印呢。这个传说太生动了，以至于同事中有人在嚷着要少多利带我们去看诸葛亮的脚印。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从这个传说中也充分体现了傣族人那善良的心愿。我们知道，当年戎马倥偬的诸葛亮入云南征战仅有6个月，只到过极少的地方，其战事活动也仅限于五尺道沿途，就是七擒孟获也仅是在今昆明东北的曲靖境内，这远离昆明的西双版纳怎麽能有了他的足迹呢？更何况，当年未出茅庐的诸葛亮还在南阳读书的时候，这里人们建造竹楼的技术就已经非常高超了。

只是，在历史长河的孕育中，诸葛亮已经成了人们智慧的象征。在傣族人民的心中，诸葛亮不仅是一个神机妙算的军事家和注重民族团结的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文明传播的绿衣使者。

2.方城博望锅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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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方城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长城———楚长城所在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的故乡。县城西南有个博望镇，是中州名镇，西汉外交家张骞博望侯封侯处。位于县城西南百里，北枕伏牛山，西依白河水，地处南阳盆地的北部边缘，是荆襄北通中原之门户，南北商贾之通津。在这个三国古战场上有种曾享誉全国的名吃———博望锅盔。锅盔大如锅盖，圆形，中部凸起，通身白色，每个厚2寸，直径1尺余，重四五斤，敲之嘭嘭作响，如石如铁，不干、不腐、不霉。

博望锅盔用料简单，主要有面粉（上等小麦面）、碱面、酵面、水、盐。功夫主要在和面上，经多次盘揉、挤压、停放，每斤含水量只有一两左右。揉成的面团擀成圆形饼子，制成锅盔雏形后，用一种类似公章的木刻花章在其表面按上花形图案。再放在锅内的石子上，待锅盔正反两面儿变硬后，再数个竖立放在锅内，用文火烤熟。烤锅盔把握火候是关键，要做到既不生又不煳。

博望锅盔虽坚硬，食之却酥香爽口，质脆味甜，耐嚼顶饥。

博望锅盔由来已久，约有1700年的历史。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攻———火烧博望屯后，留大将关羽镇守博望，抵抗曹操南侵。时值天旱，用水奇缺。军士饮水造炊十分困难，军心不稳。关羽派兵士请诸葛亮出谋，诸葛亮投书于锦囊。关羽指使人如法制作，果然得到形圆如盔的锅盔。当时制成的锅盔大如盾牌，厚如酒樽，众军士食之脆酥可口，稳定了军心，关羽凭博望锅盔坚守住了博望，此品由此而得名。

随着历史的变迁，博望锅盔技法被当地农民掌握，流传，变为食品销售。锅盔铺里，卖主不用手折，而以刀割，刀是长叶马刀，透出三国遗风。

相传某年，有一少年从街上买一锅盔回家，中途遇冰雹，皆蛋大，砸死许多鸡鸭。少年头顶锅盔，行十里至家，身无伤损，锅盔无破裂。此为笑谈，博人一乐。

如今，博望坡上一些农民仍沿袭流传至今，成为当地享誉海内外的风味小吃和馈赠礼品。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昼。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明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真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帝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闲，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诸葛亮简评】
来源：摘自《诸葛亮大传》陈文德
诸葛亮谦虚、谨慎、认真又尽职，或许谈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实务管理上几乎是第一流的，人格、担当、技巧也的确无懈可击，称得上是中国史上杰出的政治人物。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传人蜀中之后，曾因骄奢无度、被诸葛亮赛后主刘禅废为庶民的前长水校尉廖立，正徙放于汉山，听到噩耗，大为哀痛地表示：‘指葛丞相死，我一辈子都要老死在这儿了!因为伪造军情被废为庶民的前尚书令李平，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更伤心得发病而死。李平被流放后，经常对友人表示，相信有一天诸葛亮一定会原谅他而再度重用他的。原蜀中大老张高，本来对以空降部队掌握盖州大权的诸葛亮颇不服气。但在出任丞相长史，和诸葛亮朝夕相处后，不禁感叹道：“明公（诸葛亮）有赏时，远方之人只要有功，绝不会被遗漏，惩罚时，只要有罪，再亲近者也逃不掉；爵位绝不予无功之人，刑罪也不避尊贵大官，所以贤人、愚人均可感受他的大公无私而努力工作，不去计较个人利害。”
且不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光是这种让政敌都感动的磊落政风，的确称得上古今难得的大政治家。《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的最后下总评道：诸葛亮为相国，安抚百姓，倡导礼仪规范，裁减官员，尊崇制度，开诚心，布公道。做事尽忠而有益社会者，虽是仇人也必有奖赏；违犯法令而做事怠慢者，虽是亲人也一定处罚。承认错误，努力改过向善，虽是重罪，也会加以原谅；巧辩脱罪，变本加厉，虽是轻罪，也。必加以戮诛。善再小也必会受到奖赏，恶再小也必会遭到贬滴。处理行政工作以精练为主，重视事情的本质，要求事事确实，对虚构好表现者常公开责备c是以邦域之内，皆敬爱又热爱之，刑法和政令虽严峻却毫无怨恨者，以其用心公平面劝戒明确也。称得上是懂得治理之道的长才，即使管件和萧何，也比不上他。
诸葛亮虽然对兵法和军事学，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但实战方面的才气的确不是太高，一生中败战多于胜战，除了早年自己当“配角”的当阳之役，几乎沦于溃败外，其余的情况倒还尚能掌握得住，战败以后的损失均不大。不过，诸葛亮的确是策略规划长于战术应用，陈寿批评他应变技巧不足，是相当有道理的。
由于小说的渲染，将诸葛亮塑造成“未卜先知”的“半仙”，让人觉得他事无巨细，大小通吃（因为别人的智慧差他太多），甚至因而误解诸葛亮独断独行，不懂得用人和培养人才，所以最后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诸葛亮无法达成恢复汉室的宿愿，倒不是他治理蜀国效果不彰，除了蜀国本身的实力太弱外，应归于对手太强（曹操、曹丕。司马懿、孙权的确皆是一世之选）以及本身运气不住所致。历史上的诸葛亮不但有陈寿所言“大公无私，令人钦佩’的人格和政风，而且他谦虚下人，广纳各方意见，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不余遗力。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特别强调“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储葛武侯集》的《便宜十六策》中他写了一篇《纳言》，表示：“纳言之政，谓之谏净，所以采众下之谋也／’主张在上者应广纳部属之言，才不至于“失政”。另一篇《视听》中更表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士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目当其目，众音住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是以“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虽然，《便宜十六策》有不少史学家以其文体认为可能非诸葛亮亲笔作品，但身为丞和日理万机，由“秘书’代笔，将其意思作完整表达，以见之于”公文”中，的确有可能。即使如此，文辞或许不‘’真”，但精神仍是诸葛亮的。
诸葛亮不但说，而且也彻底地去作。出任宰相后，他特别在丞栩府中，成立“参署，’的机构，其目的在于“集思广益”以采纳更多人的意见。《董和传》记载诸葛亮叙述他和童和共事七年的感言中表示：“”董幼宰（董和字）和我共事七年，碰到事情决策有不周到的地方，他一定会反复表示他不同意的看法，因此我们常往返地讨论再讨论，有时甚至十余次之多·。如果大家都能象董劝宰一样勤恳认真，不但对公事有好处，也可以使我在作决策时，不致造成太大错误。”他谈到早年和朋友相处的情形。徐庶是位头脑清晰、绝不马虎的益友；刊崔州平交“屡闻得失一；后来的胡济更是“数有谏止”’。这些朋友都是以提供“谏言”’，而让诸葛亮深为感激、终生难忘。他更客气地表示，自己“资性鄙暗”，所以有时无法完全理解和采用，温他和查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济四人的关系始终和好，因此相当鼓励大家不疑于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在汉中前线向北征军团公布的（劝将上勤攻已缺教）之文，公开表示希望今后请将士能勤于攻击诸葛亮的缺点，才算忠于国家的人。他曾听从杨洪的建议，急速派兵驰援在汉中和曹操陷人苦战的刘备，以稳定北方防务；征求邓芝和孙权的策略；遵从马稷“攻心为上”战略，以为南征蛮夷的主要精神指导。或许这些也是他个人心中早作的决定，但他绝不居功，让优秀的部属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盖，使每个人才都能乐于发挥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三国鼎立中，蜀汉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屡次向曹魏攻击。这些优异的人才，的确都是因诸葛亮“不居功、不情才；虚心纳谏．的作风．才能获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诸葛亮诗》中便写道：“区区庸蜀文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广。”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评论道：“诸葛孔明之为相，敏然虚己，以求问己之示，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法儒混合体的。他重视制度，拟定管理条例时，必须以理性立场，现人人都可能为恶，严格执行所有的法令，陈寿便称他刑法和政令都很严峻。但执行上他则重视领导，在上者必须为人君、为人师、正己才能教人。《便宜十六策》的《治国篇》：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上则东正矣。本者，经常之法觎矩之要也。这段文字；明白显示制度的重要性，国家有国家制度，家庭有家庭制度提治理的根本。《君臣篇》则写道：君以施下为六，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援臣，上下好利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见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这段文字则显示诸葛亮之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不可光说不练，做好榜样，才能使政令贯彻，这便是他以身作则的儒学精神。
诸葛亮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一丝不苟。赤壁之战时，奉刘备之令到东吴，孙权爱其才，要诸葛亮之见诸葛谨设法留下诸葛亮。但“知弟莫如兄”的诸葛谨表示：“我弟弟诸葛亮委质于人，义无二心，弟之不留于东吴，犹如我诸葛建不会投靠其他地方一样。”后来，诸葛道出使蜀汉，诸葛亮也只接接待他国使臣的礼节来对待多年不见的“老哥”。除T公事会面交谈外，兄弟俩从未私下接触过。诸葛兄弟彻底遵守人臣之节，是中外古今难见的。身处战乱之世，如果不懂得如此审慎，势必会遭人猜疑，而影响任务的完成。
相同的，刘备不但称赞诸葛亮对自己是“如鱼得水”，还将身后大事完全委托诸葛亮，毫无猜疑，相信他对诸葛亮的人格必有相当深人的观察吧！不过，诸葛亮虽大权在握，却非常懂得自制，南征回来后，声望达到空前，使另外一个辅佐大臣李严深为疑虑。故意写信建议诸葛亮趁机进爵封王，接受九锡。对这件事，诸葛亮坦然地表示：我是位东方才能低下的上人，辅佐先帝，井不胜任，但却承蒙错爱，位居人臣之首，所得的禄赐也够多了，如今讨贼尚未奏效，知己之恩未报，便妄自尊大，乃与义不合，对我没有好处的...... 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认为诸葛亮拥有大权，却不失节制,绝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因此很少人会怀疑他有墓位自立的野心，的确做到“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在蜀中这种好摆龙门阵好拉关系的社会环境里，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当然也有对他大权独揽深为疑虑的人，廖立、李严、张裔虽颇不服诸葛亮，却还相信其人格。但有位叫作李递的官员，充分表现对诸葛亮的反感，常自作聪明的分析，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有天一定会和皇帝产生权力冲突。到时候不是篡位，便是身败名裂。诸葛亮听到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把李进视为自己的监察人，暗自警惕，不可有越分的表现。及诸葛亮死后，李锡仍不放松，他上疏后主表示：“‘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野心勃勃，又长年镇守边疆，臣常担心会发生g外。如今诸葛亮g死，刘氏政权从此得保，西戊也可以静息，全国大小应为之庆祝才对啊！”刘排和蜀汉大臣们正为诸葛亮的噩耗哀悼，见此疏文，自然大发脾气，认为李逸恶意低毁公忠体国的贤臣，立刻将他下狱治罪由于再也没有像诸葛亮这种会保护自己政敌的人替他求情，李遨；便被处以死刑。
诸葛亮生前为官清廉，清心寡欲，以身作则，力求改变东汉官员企图享乐、浮华淫逸的官场风气。他生活十分俭朴，井常以春秋楚相孙叔敖自比，从他在最后北伐前给刘禅的上疏中，公布自己的财产，便可看出这一代权臣、名相是如何的刻苦自持，以端正社会风气。
为了反对东汉以来厚养风气，诸葛亮途命将自己安葬于前线的定军山下，不必运回成都举行国葬，以免浪费铺张。他还明确表示，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即可，人殓时穿平常衣物，必有随葬器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能有此心胸，在人的最后阶段仍坚持原则，力行俭朴风气，实在难能可贵。诸葛亮相信治国必先治家，所以对自己的子侄要求至为严格。他到46岁才得于，所以早年便将兄长诸葛谨的次子诸葛乔过继自已名下。＿诸葛亮北伐时，诸葛乔也跟随到前线，为加强其锻炼，诸葛亮特别安排他担任山区押解军粮的工作，相当辛苦。要冒风雨。又有跋涉崇山峻岭的危险。在写给诸葛控的书函中，诸葛亮特别提到这件事：“乔儿接道理是可以留在成都的，但现在诸将的第二代子弟．都在前线运送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才对，所以我特别令他率领五百多名兵士，和众子弟们相同，担任运粮工作。”很不幸地，诸葛乔在街亭之役时，为保护粮袜安全，在撤兵过中，和敌人力战而死。
到了晚年，对自己的嫡子诸葛瞻，管教上仍非常严格，在给诸葛谨的书信中，提到：“闲儿现已八岁，聪慧可爱，但嫌早熟了些，恐怕成长过程中，会锻炼太少，而难成大器O”他希望以更多的要求和磨炼来教导成长中的孩子。诸葛亮学识广博，井有独立思考的习惯，绝不使自己的思想拘于一家之言，因此他强调治学要博取众家之长。不少后世儒家，认为诸葛亮“其事杂‘其法赅．其道混”，认为他的思路不纯，杂乱无不其实是门派之见而已。在《城子书》中诸葛亮明日表示自己治学和修心的想法：“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渴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失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他强调修心在于尊欲。多学才能长才，要立有远大志向，不断要求自己，治学和修心才能真正成功，这也是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基本精神。
虽然在官位和权力上一路顺风，但在事业上，可谓历尽坎坷。为厂实现早年“清流派”的理念，他选择刘备做为自己终生效奉的‘’老板，”刚步人“社会”，便遭到“一代军事奇才”曹操的大军压境．真正是“受任于政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不管如何挫折，这位年轻的军师，拒绝孙权的引诱，仍坚持在刘备集团中，奋战到底。在最艰国的时段里，这位企划部最高主管，却做好了“三分鼎立”，建立“国际级大企业”的规划，并且—一付诸实行，不但反败为胜，而且让刘备集团完全脱离“危亡”的困境，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功劳。
但紧接而来的“失荆州”、“败街亭”’、“‘白帝托孤”。“南中叛变”一个按一个的打击和挫折，使新生的“蜀汉””政权又有夭折之虑，因而诸葛亮不得不挺身而起，单肩独挑大任以求力挽狂澜。刘样年纪轻，又无经验，加上刘备有道命在先，诸葛亮大可取而代之。且他却能做到心无二志，全心辅佐刘样，在当时“三国”中的辅佐大臣里，诸葛亮的权力最大．担子最重．困难也显多。为厂克服所有的困难，打开蜀国发展的契机，以报答刘备知遇之恩，诸葛亮日夜思索，战战兢兢地工作着，他不但承担了全国军政大计的决策和推动，并亲自监督兴修水利、桥梁、道路，驿舍等工程，组织养蚕、织锦、煮盐、冶铁、铸钱等重要事业，还亲自规划设计木牛、流马度管等新式作战工具及武器。每样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无前例可循，不可能交代他人，必须自己摸索，所以他大小事并抓，“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丞相主有杨颗，担心他的健康，曾动他不要太辛苦，并以丙吉、陈平的故事，强调丞相只要负责决策便可以了。诸葛亮自然非常清楚这层道理，但问题是一切未步人轨道，他不但要决策，而且要彻底监督执行。何况不自己参与，决策可能会闭门造车，所以只好辛苦地翻阅所有的资料，以求确实地贯彻政策的精神。
或许由自己监督小事，会影响大事的决策，但诸葛亮绝不是个轻重缓急不分、无事忙碌的人，他做事认真而有条理，效率极高。只是本身的确是个“‘工作狂”，一事完成立刻又忙着下一件事，要治国、要治军、要治学、要修心、要发明、又要写作，一天48小时也不够用。他早已看出生命的无奈，而且也是个乐观主义容深知自己的理想，叮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达成。但他也不是个悲观论者，将宿命化为积极无止境地工作，能做多少算多少，尽力总会有成果的。这或许才是他在深度兵法素养下，对这个世界及个人生命，经过冷静透彻的了解，所建立出来的人生哲学c和神佛一样，以无尽的关心，来面对这个无奈又荒谬的人世，不企求仔何代价，努力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不正是地藏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学普渡众生的最高境界吗？虽然找们无法从诸葛亮的作品及行为中，看出他有什么宗教信仰，但他得以从兵法学中的理性思辨，以最冷静的态度，最温暧的心情，来面对有限生命及无限工作的挑战。
或许是诸葛亮的努力，使他在广大的中国百姓中，成为三国时代最受尊敬和怀念的人物，祭把他的庙字最为普遍，有关他的故事也流作最广。一代名君唐太宗在评论陶侃时，表示：“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如孔明（诸葛亮广这四个字“忠顺勤劳”，可以说是最明确的诸葛亮“形象”。
清朝一代名君康熙皇帝，更直接表示：‘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这是同属政治人物对他的评价。至于民众百姓方面，反应上则更热情，诸葛亮去世后，蜀中人民非常怀念，““百姓巷家，戎夷野家”c虽然蜀汉当局以不合礼法，拒绝为诸葛亮立庙，但蜀中百姓、南中蛮夷、西方惑人，几乎是全民运动，盛况空前，政府也禁止不了。据说这种情形，历数十年不衰。
唐代的孙樵表示：“诸葛武侯去世已五百年，迄今梁、汉一带人民，仍然歌颂其事迹，立庙和祭祖者大有人在，他给人的怀念是如此地久远而深刻。”公元263年，即蜀汉灭亡的那年年初，步兵校财习隆、中书郎向克等上书刘禅，建议为诸葛亮立庙，他们表示：‘咱汉代以来，有小善德之人，很多都能被绘图在庙作为纪念。而诸葛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