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二七商圈600米高楼:为什么说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再盛

这是继盛唐之后，诗歌的又一繁荣时期。不仅诗人和诗作的数量大大超过盛唐，而且流派繁多，也不逊盛唐。

中唐前期自大历至贞元中，唐诗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谷。代表人物是韦应物、刘长卿、李益及“大历十才子”。他们大多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他们的诗对社会的疮痍，民生的调弊有所反映，但多客观冷静的描写、低沉感伤的哀叹，缺乏盛唐诗歌那种强烈浓厚的感情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李益、卢纶的边塞诗能嗣响盛唐。韦应物、刘长卿的山水诗，高雅闲淡，于王维、孟浩然之外，自成一家。“大历十才子”多为权门清客，诗多流连光景酬和投献之作。正如皎然所述：“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而“诗道初丧，正在于此。”（《诗式》卷四）他们多工五律，意境淡泊，情致闲适，描写细腻精工。但雕琢过甚，有句无篇。另外还有元结、顾况等，用风格古朴的乐府古体，揭露时弊，反映百姓疾苦，成为介于杜甫与元稹白居易之间的一个现实主义流派。

中唐中期从贞元后期至长庆年间，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高潮。与盛唐相比，中唐诗歌有所变化：其一，内容上现实主义倾向有所加强，题材有所拓宽，如揭露商贾渔利，反映南国风情，描写男女爱情，总结历史教训的题材增多。其二，形式上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倡导、参与新乐府运动。他们有一套较系统明确的理论，主张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干预现实，对杜甫的现实主义有所继承和发展。艺术方面，他们的乐府歌行，发展了杜甫的叙事技巧。特别是元白的一些乐府融入了传奇小说的手法，首尾完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风格平易纤徐。张籍王建乐府在精警凝炼上有别于元稹、白居易的委曲详尽。但他们都务求晓畅坦易，以俗为美，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流派。另一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有李贺、贾岛、姚合等人。他们的风格不尽相同，但都以奇崛险怪为美。韩（愈）孟（郊）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以怪奇怒张为美，追求惊世骇俗的审美情趣，形成奇崛险峭的风格。韩愈才雄，孟郊思深，都长于古体，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李贺的乐府，作意奇险，幽深秾丽。贾岛、姚合取法十才子，工于五律，冥思苦吟，抒寒苦之情，状幽僻之景，形成清苦奇僻的诗风。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恩集后》），风格近于陶渊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他的诗抒发幽债哀怨，深得楚骚精髓，则与韦应物不同。刘禹锡的诗长于咏史吊古，工于七言律绝，雄健苍劲，被誉为“诗豪”。柳（宗元）刘（禹锡）不入流派，而能标新立异。其三，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传，以律调人歌行，用传奇的手法叙事写人等。

中唐后期，自宝历至大中年间，是唐代诗歌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出现题材自社稷江山移向歌台舞倒，审美情趣转向深细幽曲赚眈的趋势。代表人物杜牧、李商隐、温庭药。他们都有过报国济世之志。才俊志高，却不获伸展。他们的诗歌或隐或显地陈世事、刺时弊，表达忧国伤时之情。在对时局失望和仕途失意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追求声色感官的刺激，诗中写男女之情的题材增多。其中杜牧的古体恃，感怀时事，抒发襟袍，慷慨激昂。他的律恃，尤其是七律，俊爽不羁，时寓拗峭，以矫圆熟。咏史绝句，精警、婉曲、隽永。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李商隐伪诗感时伤事，沉郁顿挫，但气魄笔力，略逊杜甫一筹，而寓意砌深曲，思绪的绵密、用典的精工，则又过之，亦身危情苦所致。温庭筋诗成就逊于李商隐。温长于乐府，李深于七律，两人以诗风秾丽并称，他们的部分诗歌从题材到表现手法都对词的发展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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