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下载中文版免费官方:张爱玲小说在四十年代及新时期走红的原因？

世俗的张爱玲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三十至四十年代，为“五四”文学传统辩护的作家有两类。一是鲁迅及其继承者(如胡风)，他们在现实战斗精神的基点上坚持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但也格外看重文学的个体心灵本位、独创性和审美(惟美)品格。张爱玲属于另一类型。针对“海派”的标语口号和“京派”的苍白玄虚，她更多用沉默或讥诮为失落了的“五四”辩护，或指责这一传统的失落。辩护和指责也许都很无力，但并不妨碍她对为之辩护的东西的执守。为人行事，张和“五四”一代也有许多相似处。有人劝她不要急于发表，当心给异族占领者充当点缀升平的工具，她的回答却是“趁热打铁”，公开宣扬“出名要早”，这就颇让人想起“五四”时期胡适经常挂在嘴边的易卜生名言，“一个人的责任首先是要将自己塑造成器”，“航船沉没时，重要的是救出你自己”，或鲁迅爱引的那句，“孤独者最强大”，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四十年代，“五四”对文学的个体心灵本位、独创性和审美(惟美)品格的体认经受了尤其严峻的挑战，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弃了它，张爱玲则坚信不疑。这当然有客观的机缘，张毕竟没有涉身太多文坛纠葛，她有独来独往独立发展其才华的自由，但主观上的坚信无疑更重要。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越老脾气越大，除了对社会黑暗的悲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疾病和琐事使他不能尽展其才。这与张爱玲的心是相通的。

那么.我来说吧
因为 她 那个时代的创作欲望最佳
于是 写了许多作品 是她的 代表作
之后 50 60 时代 几乎没有拿出好的作品
然后呢? 走红 无非是 写出人们的心声罢了. 解释了那个时代知识文人的心声.

看过 <半生缘> 就知道了. 痛苦的意识.

一共有三篇,楼主雅俗共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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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

这里大略回顾一下近20年来在中国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与出版情况，从中或许可以引发一些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传播的话题。

张爱玲成了“出土文物”

张爱玲这位四十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解放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八十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不过那还不是重新“走红”，而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笔者回想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的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同学之间常兴奋地交流读后感，推荐新发现的书目，其中张爱玲当然是常谈的节目。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

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回顾这一段“阅读史”，大致可见七十年代末在内地“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情况。不过那时大家正忙于给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家做翻案文章，对张爱玲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是1981年以后的事。当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过当时的反响并不算太大，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段文坛忆旧。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大陆，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这就促成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

如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色，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批评中带上肯定的话。

到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当然会鼓励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的“另类”特色也更加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刻“翻案”

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有一篇文章适逢其时，那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此文几乎同时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二者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而文章又出自作为“过来人”的资深作家，自然引起广泛的关注。《收获》同期还重刊《倾城之恋》，更是文革后张的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这种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文学史给张爱玲让出地盘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般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

一是碍于张爱玲五十年代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反共小说，二是担心张爱玲复杂的政治身份，总之，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但毕竟历史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给政治身份“复杂”而创作可观的作家以更多面考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北大和其他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都已经把张爱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许多学生对于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很不理解。1984年，黄修己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那本发行量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率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较客观地介绍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与此同时，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也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将张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来评价，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也逐渐为张爱玲让出一点地盘。

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所谓“方法热”的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不忘“反映论”层面，论评张爱玲如何揭示洋场社会阴暗的一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都市文学的贡献。这期间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的人性内涵，而不简单停留于从“反映现实”角度肯定价值，而且对张的创作现代派特征的分析也都有新突破。这批论文的出现标示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份量逐步加重。

80年代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读张”的风气，同时带动了张著作的出版。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随后，多家地方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此时书商已觉察张爱玲作品有流行通俗的品质，都想打打“擦边球”。只因为张的政治身份比较复杂，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也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后来发现问题不大，码洋又很多，便愈加放胆去出书。

张爱玲的“经典化”

80年代后期那种较重学理的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

其中90年代初一度弥漫于学界的紧张而又有些颓唐的气息，似乎对张爱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影响。一部分研究者仍在潜心读张。这一段对张的作品进行“赏析体”评论的篇什很多，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大有兴趣。这跟张爱玲作品开始大量出版，需要跟着普及与导读也有关。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此时仍有一批更有学术深度的论文的出现。如金宏达的《论〈十八春〉》、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杨义的《论海派小说》以及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等。这批论作除了注重剖析张爱玲题材的价值、作家的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结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可以说，90年代前期出现的数十篇有关张的研究论文中，不乏真正有文学眼光和学理分析的。

90年代前期的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文学史家给予张爱玲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杨义在他那部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用了十几页讨论张爱玲，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甚至列出专章评论所谓“张爱玲现象”。大约在1993年至1995年左右，有众多年轻学子（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一窝蜂都挤着要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诸如关于张的小说中意象和结构分析、心理描写、文化模式，乃至女性主义的评论，恐怕每一个大学中文系都有学生在做这类题目，其中有关女性主义的话题更是受到一般女学生的欢迎，并纷纷大胆尝试。在笔者任教的北大中文系，那二三年几乎每一学期都有数篇学生论文是谈张爱玲和女性主义的。不能否认这几年论张的文字其中有些写得不错，可能的确有新发现、新视角。

但研究似乎也有“生态”问题，某一论题谈得太多，大家都会腻味，以致有些的确有见解的文字反而可能淹没在这腻味之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90年代中期有些专著仍在孜孜不倦地谈论张爱玲，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发表显然已大大减少。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时期人们的兴趣又转向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四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这四部传记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前三部传记从书名的渲染，就可以看出已经很注重图书的包装与商业操作，主要为了吸引一般读者；文字上也都在竭力追求可读性。相比之下，稍后出版的《张爱玲传》仍保持较多的学理性，对传主的生平、身世与创作剖析很细很深，显然吸纳了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前述有关大学里年轻学子争做评张的论文这一现象，跟这些传记的出版也大有关系。“传记热”诱发了年轻人的文学史想象与评张写张的冲动。当然，张爱玲重现的影响并不止于一般读者，也明显作用于当代文坛。

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影响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的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

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

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完张爱玲的“经典性”，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这里不妨也大略回顾一下过程。

早在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社会阅读心理取向，便越来越大胆地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不久，市面上即出现了盗版，趁着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全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十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应有近百万。

富于戏剧性的是，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文坛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且不论是否恰当，但“张爱玲”的文名借此更广为传播却是一不争的事实。

历史也许就是为了造就张爱玲的声名。“排座次”事件余波未尽，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奇女子以“死”而在媒体中再“活”。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的观点。

张爱玲日益为读者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曾几何时，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庶几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张爱玲”

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的气息，看到张的影子。

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

需提及的是，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

张爱玲就这样变得很“现代”又很“现实”了。

最后，不妨再回顾分析一下“张爱玲”是如何进入消费领域的。

“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其利益生长点，文化生产自然会推波助澜。如果说1992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编选允当，为张爱玲的创作风貌做出了基本概括。此后出版的张爱玲有关作品则多在商业操作下进行，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多数也是要赶一赶商潮。张爱玲“人生小品”、“情语”之类纷纷出版，在散文热中层出不穷的散文赏析、精品系列，乃至文化史风俗史百年回顾掌故逸闻等等，各种凡是涉及民国题材的畅销书，大概都不会忘记拉上张爱玲凑份。完整的“张爱玲”，常有意无意被拆解成利于流行和卖钱的支离碎片。

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影像挂帅，张爱玲也不能摆脱被视觉化的命运。几乎所有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或多或少都附有张爱玲的旧时照片，读者在浏览张爱玲照片的过程中将想象的求证完成。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参照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对照记》，编辑集成《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一书，算是暂时将对张爱玲的展览做一终结。

一流的小说往往难以向其它艺术形式转化，但在视觉效果最强的电影艺术中，张爱玲的小说却频频被港台演艺人相中。早在80年代，由三毛编剧，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即已制成。90年代，香港关锦鹏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这样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难以在电影语言中得到最完美的叙述，但大陆明星陈冲、英俊小生赵文?以及从脱片中“从良”的叶玉卿依然使得该片反响巨大；台湾许鞍华执导了《倾城之恋》，此后的《半生缘》则请出了“忧郁王子”黎明担纲。不久，《红》、《半》二片相继进入大陆并曾在中央电视台中放映，影响颇大。

渐渐地，“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

“张爱玲热”（类似的还有林语堂、梁实秋）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事例：先是由学术界发现和定位，然后经大众传媒制作并扩大到公共空间，变成文化符号，再被商界借用促销，转为一种时尚。

“张爱玲热”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两个热点文化人物值得关注，即陈寅恪与顾准。二人的专业成就少有人深入研究，但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坚持思考的精神都被凸显。作为文化偶像，他们被绘成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及学术品格的追求。“张爱玲热”与“陈寅恪、顾准热”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内在理路却是一致的，均属于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被借用。

它们一起丰富了90年代中国斑驳而芜杂的文化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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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 小市民——小议张爱玲作品近年再度走红之原因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作家中，张爱玲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至今海外仍有无数华人自称“张迷”。近年来，海内读者对张氏作品也愈益钟情，张爱玲作品集一版再版，“看张”一时蔚然成风。对于这一现象的形成，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探寻原因。
首先吸引读者的是张爱玲的奇特身世：从没落的贵族家庭中出走，经历了香港求学时期的战火、沪上卖文成名的风光，经历了抗战时期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姻缘；五十年代初远走异国，尔后再嫁他乡；老年寂寞自得，住在“雪洞一般” 素净的房间里，看书写作度日。这样的身世本身构成了一则传奇故事，加上作者本人“大俗大雅”的奇特性情，当然更激发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五·四” 以后身世坎坷的作家不少，逃离家庭、几度婚嫁甚至是大多数作家都曾走过的道路，但是“贵族家庭”与“汉奸丈夫”这两点却是张爱玲经历中的特质。我们预备着从她的作品中看到这特质赋予的新鲜气息（虽然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尤其是后者——张爱玲不关心的政治，所以也不关心所爱的人的政治身份，但她本人却是有政治原则的），就象我们预备从许地山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佛道渊源，从白薇的作品中看到她的苦难婚姻一样。
张爱玲作品中的市民意识，更使她赢得了广大市民或平民读者的心。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中的市民阶层迅速崛起，市井细民渴望审察自身，也渴望被别人所了解和承认。翻开张爱玲的作品，人们发现她讲述的正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的故事——无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上海还是香港，无论故事的主人公是洋场子弟还是狭弄婆姨。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已经对市民的心理作出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描写：她的作品世界里有着对女性性格隐秘的揭示，有着对人生微妙尴尬境遇的刻画，有着对以“欲（性欲和物欲）代“情”的两性关系的冷静批判，有着对物质追求的肯定，甚至还有至今领先的时髦，譬如汽车和别墅。总体上说来，张氏的作品体现了对市民“小我”的认可和宽容。当时和现在，描写市民的作品都不在少数，张爱玲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她以市民之心写市民，从市民的角度出发体贴细致地表现他们在都市文明的浮华背后的挣扎和苦痛、屈辱与辛酸。她创造出一系列的市民群像，在当时凸现工农、知识分子、革命者，资本家等形象的文艺画廊中，为洋文明里的小市民争取了一席之地，并且从文化的意义上强调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存在，助使市民心态成为一个话题，无论从事文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它。纵观近年文坛，“平民文学 ”、“市民文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市民要求真实反映自身生活和心录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一斑。今天的市民捧读张氏当年的作品，仍然可以从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中感受到作者切入肌肤的了解和慈悲——“因为了解，所以慈悲”，这是张爱玲自己的话。
当然，在表现市民主题时强调“女性主题，”并选择两性关系作为切入的角度，这也是张氏作品深得人心的原因之一。女性与情爱是人们津津乐道也乐思的永恒的话题，“言情”作品（广义的）永远不用为销路发愁，这是你我的共识。
更为外在的魅力来自张爱玲作品的语言、技巧和情调。带领我们进入她的世界的，是她那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学，是她在起承转合、色彩联想、心理描摩、场面转换等方面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技巧。她的成熟期的文字可称得上咳珠唾玉，而俯拾皆是的洞悉人性的妙喻更使这些文章卓尔不群。另一方面，张爱玲的作品世界是一个灰暗和苍凉的世界，没有崇高，没有光亮，也没有希望，充满了“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傅雷语）。但是这种情调又恰恰映射着人们某些具体的人生经验与遭遇，并且也合乎市民阶层通常所具有的弃崇高而取优美的审美倾向。喜爱张爱玲的读者也许另有自己明亮的生活，但是当他们看张、读张的时候，他们是乐意把自己放纵到那一片主题暧昧的世界中，去体验人生的另一般华美与哀愁的滋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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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再度走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沉寂了五十多年的张爱玲再度占领中国文坛，一时间涌出无数张爱玲迷。与张爱玲同时期的女作家，可圈可点的也不在少数：丁玲，萧红，冰心，杨绛……但能获得广泛关注和大面积欢迎的还是张爱玲一人。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及时代的价值取向有关。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资这个新新群体日益凸显出来。所谓小资，就是既有物质基础，又有知识品味，兼具闲情逸致的一族。她们追求时尚，追求品位，追求情调。张爱玲作为小资情调创始人，有若干理由被她们崇拜。
NO.1“年轻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你能想象到有多华丽她的文字就有多华丽。珠圆玉润，流光溢彩是读她的第一感受。再看看题目，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一样的劈面惊艳。在语言方面，张爱玲是一个神奇慷慨的魔术师，不断的玩出新花样。“外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现”，所以张爱玲不会让追求时尚的小资失望。
NO.2“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
一段上海的浮华旧梦，一段缠绵悱恻的离离合合。爱情，本来就是俘获小资的最佳武器，更何况在张爱玲笔下，在上海或香港的乱世背景下，那些爱情，无论轰轰烈烈，还是稀薄脆弱，都显得格外凄楚动人。女人向来是读着小说里的情节想象自己的故事。在爱尔兰风笛苍凉悠远的曲调中，多少小资在星巴克的咖啡浓香中一边怀旧一边幻想……
NO.3“然而隔着30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
所谓快乐都是肤浅的，惟有痛苦才是刻骨铭心的。小资们是最不屑于浅薄的，总要适当的深沉一下，忧伤一回。张爱玲在家族的繁华与衰落中长大，写作中又碰上了上海封锁，香港沦陷。她的文字里有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浮华，而浸透其中的确是无尽的苍凉与无奈，让人读罢寒彻心扉。恰恰是这种“美丽而苍凉”的格调，赢得了小资的芳心。
NO.4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对西洋文化的谙熟使她的文章充满小资喜欢的气味：她谈穿衣，谈吃，谈宗教，谈诗：她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生活中的张爱玲，每每穿衣打扮必能惊艳；与胡兰成一段亦痴亦怨的故事更为她增添了几分神秘……

小资情调是使张爱玲走红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可能是唯一原因。任何一名才能平庸的小资作家都会通过几句“惊人之语”引起一时的喧嚣，然而最终也只是过眼云烟而已。张爱玲，这个中国最具才情还传奇色彩的女作家是不会轻易被忘记的。让我们来分析内中的原因
NO.1透彻的心理分析
在人生的舞台上张爱玲是一个清醒而老练的旁观者。错综复杂的经历以及过人的悟性使她能够高高在上，常人的心态她看一眼便清澈明晰。她的文章里充满了这种不动声色的机智，只需寥寥数语或一个轻巧的比喻，人性隐私的一面跃然纸上。因此读她的书既带着被人看透的危险又有豁然开朗的快乐（普通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潜意识）
“爱情”是张爱玲一贯的主题，但题材的大小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作家优劣的标准。与别人的就情写情相比，张爱玲写的是爱情里的人生。她从这个角度透射出人性的阴暗面。《倾城之恋》，两个人用爱作砝码，勾心斗角，互为对手；《金锁记》是一个女人的变态史，被压抑的情欲变成了黄金的枷，毁了自己的幸福，还要对无辜的人进行报复；《红玫瑰与白玫瑰》让我们看清楚一个男人的自私与委琐……人性里既有佛的善又有，张爱玲写的是老实人的阴暗面，让人警醒。
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对读者心灵的震撼。在这个方面，张爱玲是成功的。
NO.2“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不管她是否有意识，在客观上她起到了启蒙女性独立意识的作用。她笔下的女人无一不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这来源于张爱玲对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她清醒的看到了女性在时代发展中依旧保留着的封建残余——女奴意识。无论是无知识的如七巧，还是有知识的如流苏，为经济的如淳于敦凤，为爱情的如薇龙，“原罪意识”的巨手扼制着她们的咽喉，使她们无法自由，亦无法幸福。
尽管她不是一个积极的呐喊者，但是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劣根性的暴露使她的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NO.3“我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
一个旷世的才女，一切在她笔下显得如此协调顺理。能深能浅，能雅能俗，能古能今，能中能洋，技巧被她娴熟商奢侈的利用，为我们奉献出一篇篇珠宝盈润的美文。读者的层次不一样，但是从这个宝库中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

如果你是小资，那你来读张爱玲；如果你想关注人性，那你也来读她; 想批判女性的唠叨卖弄，你来读张爱玲; 想领略一代才女的风范，你也来读张爱玲……张爱玲的走红有各种因素，让我们再静静思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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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建国十七年和文革创作没有人能够达到张的水准
所以张自80s后开始红了

特别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