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水务局:找篇垃圾的论文“论武士道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于武士道，恐怕比现在的很多日本人还要熟悉，因为它曾经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伤害实在是太惨痛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对于武士道的研究甚少，至今没有出版一本专著，专题论文也很少，有关论文不过十数篇。这种寥落情景产生的原因也许在于武士道给中国人所留下的罪恶印象，从感情上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评介林景渊著〈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则认为中国大陆武士道研究不景气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记忆，搞好武士道研究的要害在于把握好三点：武士道有其辨证的演变过程；要用一分为二地看待武士道；要科学地、辨证地对待日本的民族精神传统和文化遗产问题。我想这实际上讲的是方法问题，而未能做到的原因恐怕主要还是在于感情上的障碍。此外研究条件的限制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李泉岳、宋继和、范宝臣《论日本武士道》（《日本问题》1987年第6期）或许是唯一的综合性研究文章。陈瑞林《谈谈日本武士道》（《东北亚论坛》1997年第4期）不是学术论文，一篇介绍文章，在观点与材料上均无贡献。刘毅《镰仓时代禅宗传入与武士兴禅》（《日本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镰仓时代武士兴禅有政治需要、心理需要以及文化交流三个原因。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一书已经分析过这三个原因。本文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论述，并且把政治上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另外，本文在分析禅宗传入的影响时，未曾提及王书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即宋学作为禅学的附庸传入日本，也许是由于观察角度有所不同。王中田《儒学与武士》（《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自述写作宗旨为考察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武士之间的关系以及武士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收。王家骅书中对于这一专题也多有涉及，且不限于江户时代。
　　胡令远《求道与殉道——吉田松阴与武士道》（《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以吉田的著作与生平为中心进行分析，指出吉田在历史转折关头，适应时代需要，对传统的武士道进行了新的解释：由武士而普及于一般民众；结合攘夷论使效忠对象向天皇转移。宋成有《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异同刍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月）详细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三点主要相同之处，以展现历史的承续性；又分析了三点相异之处，描摹了武士道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是我所仅见的一篇详细分析武士道在明治时代的消长、发挥的作用以及发挥这种的历史原因等问题的文章。
　　陈山《中国武侠史》（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第七章第二节《侠士·武士·骑士》对于武士道、骑士道德以及中国侠义精神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分析，超过了其他不少文章或著作在论述过程中曾经顺便做过的这种比较。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华书局，1936年3月）认为日本与中国政权形态的不同导致日本武士道发展昌盛，而中国的武士道变为游侠精神而趋于末落。杨度所作序言又指出中日学术取向上的不同导致孔子之道，即武士道，不行于中国而行于日本。陈山所著之书中的这一节则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篇用比较文化学的方法对武士道进行研究的文章。可惜的是作者的立足点在于分析中国的侠义精神，本节是附着于全书而存在的。因此可以说大陆还没有一位研究者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日本的武士道进行深入的分析。
　　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七章《武士生活与武士道》及其它一些章节是解放前对武士道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势的变化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密切关注。对于武士道，中国学者一般抱有一种赞美的态度，认为这是日本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梁启超、蒋百里、蒋智由、杨度等学者均曾提倡中国人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曾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述。但以戴季陶此书之论述最为完整，涉及其产生、变迁、本质以及得失，持论较为公允，见解也比较深刻。总的说来当时的学者并未把武士道当作一个学术课题进行研究，而基本是作为一种伦理加以阐发。戴季陶的《日本论》也只是一本政论集。中国近代日本学研究之不昌，由此可略见一斑。
　　以下是几个具体问题：
　　一、概念与起源。1、定义。名不正则言不顺，总的看来，在研究者之间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缺点，缺乏对武士道一词的具体含义的准确剖析与把握，很容易使人把武士道的含义扩大到几乎与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相混淆的程度。有的文章在论述中就有意无意地把许多与武士道一致的道德要求当作武士道来处理了。李泉岳等的文章为了论证武士道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直接就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一些主张是武士道，而不再引证材料加以论证。虽然许多日本人也曾宽泛地使用这个概念，说武士道就是大和魂之类的话，但是有的日本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而我国研究者对此显然缺乏分析。
　　2、武士道一词的起源。王家骅认为最早出现于江户时代，其它作者也有几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武士道一词。武安隆认为是战国时代（P217），但是他并未引用文字材料加以证明。
　　二、演化与分期。阶段的划分可以反映对于武士道的历史的把握，许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戴季陶是最早的分期者（P28），但是他并未标明每个阶段的起讫时间，只是一个政论家对武士道的演化的敏感的把握，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不足。且戴成书于1928年，未论及以后的变化。万峰划分为“中世纪的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现代武士道”以及战后的武士道。明确标定起讫时间，并分别论定其社会经济本质。李泉岳等的文章也划分为四个时期。他们把万峰的“中世纪的武士道”划分为更详细的三个时期：“起源”（平安时代），“旧型武士道”（镰仓～德川初期），“新型的士的伦理（德川时代）。他们的第四个时期又划分成两段，与万峰的第二、第三时期完全一致。未论及万峰的第四期，即战后阶段，只提到了战后武士道作为右翼思想的复活。比起万峰的划分，少了一些历史的连续性。但是对中世纪似的划分更为细致。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仅仅提到早期（平安时代）与后期（德川时代）两个阶段，强调早期尚未形成体系，后期才系统化并涵盖整个武士阶级（P148、P 229）划分较为粗糙。
　　目前所见到的主要涉及一个时期的文章有刘毅的（镰仓时代）、王中田的（江户时代）、宋成有的（明治时代）。其它各个历史时期的武士道的专题论文还未出现，不要说更为细致的时间阶段的研究了。
　　阶段的划分总的看来是趋于精细化，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但是仍有一些分析值得商讨。例如，李泉岳等认为14～16世纪初的战乱时代武士道没有理论上的重要发展。而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三联书店，1989年6月）则认为构成武士道的大部分道德准则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P 56）。铃木大拙的书实际上是在1981年出版的。李泉岳等人的文章则是在1987年发表的，却不对如此尖锐的矛盾加以解释。其原因可能是不能及时看到日本研究者的成果，或者缺乏有力的材料加以反驳，只好避而不谈。无论原因何在，都反映了中国研究者的困境。
　　三、内容与德目。有些文章以日本人的忠孝、集团主义、节俭等为专题，但是作为武士道的德目来进行研究的文章却未见一篇。吴潜涛《论日本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讲到三个特点，其中重视为整体献身的精神与重视节俭两点均和武士道有关。但仅仅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讲到这两个德目而已，并未对这两个德目本身进行分析。比如，节俭精神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表现，等等。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曾附带地反驳了一下日本偏忠、中国偏孝的观点，而有的文章则支持这一观点。究竟如何，绝非简单地引用几个人的话就能说清楚的。而应详细地分析、统计不同的论述，并且要考虑不同历史阶段可能会有的不同的情况。可惜没有看见这种专题文章。而有些文章仍然毫不在意相反观点的存在，自说自话地讲偏忠偏孝。不是说偏忠偏孝一定不对，但是既然存在相反的观点，就应该有文章加以解释。王家骅推测镰仓时代尚未达成共识（P 299），后来的情况没说清楚，因为他的重点不在这里。
　　单就忠这一个德目而言，王家骅的书中讲到由交换式的忠向无条件的忠的转化，李泉岳等的文章则讲到君臣之情的忠向君臣之义的忠的转化，也都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写作目的而提到的。如果能够把两者串联起来，将有助于历史地把握这个德目。而且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强调感情的忠，在时人的理解中已经不再是忠。李泉岳等还提到德川初期大久保忠教、山本常朝的武士道理论重视君臣感情，而认为忠义会妨碍彻底的献身。这样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

　　四、思想渊源。关于禅的影响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关于儒家对武士道的影响，一旦更细致地考虑就会发生分歧。如武安隆认为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了用儒家思想改造和充实武士道的倾向（P217），而王家骅认为，儒家思想与武士道形成和变迁始终密不可分，影响的强弱因时代而异，总的趋势是与日俱增（P296）。武安隆的书为后出，似乎应该考虑在自己的书中对王的观点进行解释才好。还有，武士道由不言利到士魂商才的表现与影响，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讲得很清楚。但是，更深一步地探讨由轻商到重商的转变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的文章还没有。首先是西方的示范作用，但更早的，似乎日本已有这种基础。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三联书店，1995年6月）有非常明确的结论，认为经济的合理性在德川时代已经成为公理。但国内似乎无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山本的论证主要以藩的经营为依据，并未周到论述。吴廷璆书中讲到德川后期的经世学派，指出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接受与重视，并且指出是受了兰学的影响。那么，我想可以断定，士魂商才的武士道在这一时期的确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且，对于武士道的思想来源，也应该加上兰学。但是还没有人对这一点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吴廷璆的书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
　　五、人物研究。单纯看我国的有关著作，我们无法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武士道思想家的谱系，这说明在人物方面还大有文章可作。除了山鹿素行、吉田松阴等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北条时宗、大久保忠教、山本常朝、中江滕树、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藤田东湖等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都曾对武士道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有关研究极为薄弱。以人物为中心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弄清其思想谱系，而且也是搞清楚武士道与与各种流派的学说的关系所必不可少的。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是儒佛到三家均是其思想渊源，更详细的分析就很薄弱了。举个例子，山鹿素行作为武士道系统化的鼻祖，他曾经是朱子学家林罗山的信徒，后来一变而为反朱子学的古学家，这两种思想在他的武士道学说中分别有什么样的反映呢？宋成有《武士道的精神与明治时期的现代化》提到山鹿素行是发挥朱子学而成武士道，朱谦之则认为其武士道思想是其古学思想的一部分，孰是孰非呢？再举个例子，同样对武士道有重要论述的藤田东湖、山鹿素行与中江滕树分别属于水户学、古学、阳明学，他们的武士道思想有何异同、原因与影响又如何？
　　六、历史评价。对于武士道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可以第二次中日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评价基本上是褒扬为主，因为看到日本国势蒸蒸日上不免羡慕，而其自身的严重问题尚未充分暴露。甚至有的中国人是接受这种武士道精神所包含的强权原则的。如梁启超写到：“自兹三千余年间，东方大陆聚族而居者，盖亦百数，而莫武于我族，以故循优胜劣败之公理，我族遂为大陆主人。”（P 17）。这里就把古代民族的生存竞争与近代国际关系下的强权政治没有加以区别而简单地比附了。第二阶段的学者对武士道的评价大致能够作到二分式的评判，对其优劣之评价观点趋于一致。这与武士道已经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其全貌有关，也反映了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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