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掉莎拉.马歇尔: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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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关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篇论文：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三大转向
[摘 要] 哲学研究的对象由三个不同的侧面构成，即外部世界、自我、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媒介物。从这一见解出发，认为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三个大转折。第一个大转折是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第二个大转折是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第三个大转折是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

[关键词] 独断论 批判哲学 生存论哲学 当代语言哲学
[作者简介]俞吾金（1948—），男，浙江萧山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常常热衷于谈论“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其实，这里所谓的“内在逻辑”的提法并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常常是研究者把自己的主观研究心得“硬化”的结果，而这种“硬化”往往又是不成功的。诚然，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哲学史，但下面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即研究者通过对自己的理解前结构的深入反省和对哲学史史料的批判性考察，使自己的主观研究心得更契合西方哲学史演化的真实的过程。本文正是这方面尝试的一个结晶。
本文认为，西方哲学史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连续性地思考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的结果。不管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如何引申出迥然各异的结论，他们思考的对象却是共同的。这一对象包含着三个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侧面是个人面对的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侧面是作为个人反思对象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侧面是沟通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媒介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语言以及蕴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语用和逻辑问题。
当我们紧紧地围绕着任何哲学探讨都无法回避的这三个侧面来反思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正以客观的方式显现出来。我们不妨把这一内在逻辑理解为以下三大转向：
第一个大转向：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看，第一个大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是经过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这一漫长的过程才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康德以前的哲学都可以划归到独断论哲学的范围内。
什么是独断论？黑格尔这样写道：“独断论的对立面是怀疑论。古代的论者，对于只要持有肯定学说的任何哲学，都概称为独断论。” 确实，古代学者塞克都斯.恩披里柯也在《皮浪主义纲要》中指出：“那些认为他们发现了真理的人，…被恰当地称为独断论者。” 也就是说，凡是古代哲学家，只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申出肯定性的结论的，都可以被称为是“独断论者”。
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独断论哲学也就是对哲学思考的对象采取素朴的态度。正如黑格尔在谈到这种态度时所说的：“它还没有意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思想自身与信仰的对立，却相信，只靠反思作用即可认识真理，即可使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有了这种信仰，思想进而直接去把握对象，再造感觉和直观的内容，把它当作思想自身的内容，这样自以为得到真理，而引以为满意了。一切初期的哲学，一切科学，甚至一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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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2. 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等编:：《西言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常生活和意识活动，都可说是全凭此种信仰而生活下去。” 在黑格尔看来，独断论哲学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信仰的结果。独断论哲学的素朴态度主要表现为对以下三个理论预设的信仰：第一，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是可以被认识的；第二，人的感觉、认识是可靠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理性去认识招兵买马有的对象；第三，人的意识的载体——语言是可靠的，人们能够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和他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实际上，在对这三个理论预设的信仰中，主要涉及的是前面两个理论预设，至于第三个理论预设，在康德和康德以前的哲学家那里，基本上还处于边缘化的、沉睡的状态中。虽然在某些古代哲学家那里，语言问题也被提及了，但并没有被主题化。
有趣的是，这种差不多可以等同于信仰的、素朴的独断论哲学在古代已经受到一些怀疑主义者的质疑。比如，智者普罗塔哥拉说过：“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另一个智者高尔吉亚得出了如下三个结论：一是“无物存在”；二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三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 尤其是第三点涉及的正是对语言这一媒介物的怀疑。高尔吉亚进一步论证说：“因为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由此可见，语言不能传达给别人。”
显然，智者哲学家的怀疑构成了对独断论哲学的理论预设的挑战。苏格拉底试图通过对概念知识的肯定来回应智者哲学家的挑战，而柏拉图则把感性的、可见的世界让渡给怀疑论者，只是牢牢地守卫着在苏格拉底的启示下构筑起来的、静止的理念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为这个理念世界提供了形式逻辑的法则。从此以后，古代独断论哲学的地位似乎得到了巩固。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中，由于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神学的信仰进一步强化了哲学的信仰。独断论哲学在莱布尼茨-沃尔夫、洛克等哲学家那里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独断论哲学的敌手——怀疑论的思想仍然不绝如缕地发展着，膨胀着，终于在休谟那里形成了掀翻独断论哲学统治的滔天巨浪。
休谟的怀疑主义之所以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不仅因为他本人见解深刻，而且他从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思考中获得了巨大的助力。众所周知，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从而把哲学的眼光转向对自我的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 换言之，从笛卡尔开始，自我觉醒了，从此，哲学家对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就上升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和主题。这里的道理是十分简单的，既然哲学乃是思维，而思维发自自我，那么在自我本身被澄清之前，哲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难道能获得其确定性吗？休谟的怀疑主义正是借助于这种对自我的反思而获得其深度和力量的。在他看来，自我无非是“一束知觉”，而人类已经获得的、主要建基于因果性之上的所谓“客观的知识”无非是主观心理上的习惯性的、不确定的联想。这样一来，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的大厦就被休谟的无坚不摧的怀疑主义之角拱塌了。
所以，康德坦承，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并给他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 然而，在如何对待受独断论主宰的传统形而上学之船的问题上，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为了安全起见，他（这里指休谟，笔者注）是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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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4-95页。
4.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5.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6.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143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学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8.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的船弄到岸上（弄到怀疑论上）来，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的。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做法；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什么地方去。” 为了超越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的视野，也为了使自我不被休谟的怀疑主义所摧毁，康德以数学这一先天领域为榜样，建立了批判哲学。批判哲学做出了以下三个重大的区别：
一是在哲学研究的对象中把现象与物自体区别开来。现象属于经验的范围，而物自体则属于超验的范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把感觉经验的知识仅仅理解为现象性的知识，这就从根本上摧毁并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因为独断论哲学的一个幻觉就是感觉经验的知识可以把握物自体，而康德则证明，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唯有物自体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感性现象才是可认识的。这一区别同样也超越了作为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者的休谟对感觉经验重要性的无限的夸大。
二是在知识中把先验的形式和经验的内容区别开来。在康德看来，任何知识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先天的感性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十二个先天的知性的范畴，它们是先于（指逻辑上的“先于”，笔者注）经验而存在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后天的感觉经验材料，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则是从先验的形式得到确保的。这样一来，先验论又从根本上超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因为这种怀疑主义只能推翻一切与经验有关的形而上学见解，却无法推翻先于经验而又与经验相分离的整个先验领域的合理性。
三是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按照康德的看法，知性的对象在现象的范围内，而理性的对象则是理念（世界、灵魂和上帝），理念属于超验的领域，因而是不可知的。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独断论思维方式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是理性试图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知性范畴运用到超经验的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了无穷无尽的谬误。
总之，一旦康德的批判哲学被确立起来，独断论哲学就从根本上被抛弃了。虽然在康德之后，独断论哲学还有局部的复辟，虽然在康德以后不读康德的人仍然会停留在独断论思维方式内，但在真正严格的哲学思考中，独断论哲学已经一蹶不振了。
第二个大转向：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二个大转向大致指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发展的阶段。人所共知，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的学说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是严重的，说得极端一点，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已经蕴含着被超越的命运。文德尔班在评论康德哲学时指出：“认识能力摇摆于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与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之间。感性在自身之后什么也没有，知性在自己之前什么也没有。”
这里所谓的“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是指自我或“心”（Gemuet），虽然康德详尽地讨论了由“心”发出的知、情、意三种能力，却把“心”作为“X”置于不可认识的对象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三个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够希望什么？”，后来，在《逻辑学讲义》中他又提出了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他晚年的《实用人类学》仍然对自我或“心”的研究保持沉默。后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一再地批判康德耽搁了在对此在的本体论基础的反思，因为在海氏看来，正是此在的本体论构成了人们反思自我或“心”的哲学基础。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外，这里所谓的“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指的则是超验的物自体。在康德看来，物自体可以被思考，但无法被知道。这在一些哲学家看来是矛盾的。比如，黑格尔认为，什么是思考？思考就是行规定，物自体既可以被思考，也就可以被规定，既可以被规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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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10.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2页。

可以被知道，因而他在《小逻辑》中作出了物自体可知的大胆的结论。 而叔本华更进一步，他并没有停留在单纯认识论的范围内来对康德的物自体体概念提出疑问，而是从本体论角度，解读出物自体的秘密：“自在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 在叔本华看来，意志就是物自体，就是世界的本质。这样一来，在康德那里处于超验境域中的物自体被诠释为与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意志。也就是说，物自体不在远处，它就在所有的生命体的身上。正是从这种崭新的生存论的立场出发，他推翻了哲学史上数千年来关于“理性和认识第一性，生命和意志第二性”的公案，把整个哲学引向新的思考方向：“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税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个人都是由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性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的本质的基地。 ”这样，认识论领域中的批判哲学就被翻转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哲学。
在叔本华之后，马克思结合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生存论哲学的发展。(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恩格斯甚至进一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生存意志冲突的合力。与此相应的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也对生存论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事实上，随后兴起的实用主义思潮也倾向于从生存活动出发来说明人的经验和知识。或许可以说，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论哲学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海氏在评论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时指出：“如果人只是基于人的此在才是人，那么对于什么是比人更原始的东西的探讨就根本不可能是任何人类学的探讨。一切人类学，哪怕是哲学人类学，都已经把人假定为人了。” 而在海氏看来，“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 他把此在的有限性的学说作为基础本体论来理解，从而使生存论牢固地确立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深入地考察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哲学的发展历程是极有启发的。虽然康德的批判哲学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然而，由于批判哲学本身缺乏对自我或“心”的深入的反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一种没有基础的哲学。因此，海氏的生存论哲学为批判哲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氏说，认识就是此在在世的样式。这样一来，哲学作为生存论的本体论而被安顿下来了。如果说，生存论哲学与批判哲学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继承了批判哲学对先验领域的开拓。为此，海氏毫不犹豫地断言：“只要哲学是科学地领会着自身的哲学，‘先天论’就是它的方法。” 因为唯有与感觉经验分离的先天的境域才能确保前提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留下的伟大遗产之一。
第三个大转向：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三个大转向，即从叔本华肇始的生存论哲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语言哲学。
生存论哲学似乎为一切其他的哲学思考澄明了前提，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地反思下去，就会发现，问题比我们设想的远为复杂得多。就从生存论哲学强调的“共在”说起。“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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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黑格尔这样写道：“其实，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参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页。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
13.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1-4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5.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9页。
16.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8页。
1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2-63页注①

表明，任何个人的生存本质上都是与他人共处。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非“共在”的生存方式，即使在一个人感到十分孤独时，他仍然没有离开“共在”的生存方式，而实际上，他的孤独感正是他的始源性的“共在”形式的一种确证。显而易见，任何“共在”都是通过语言铁交流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与语言活动分离的赤裸裸的生存活动，生存总已经置身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才得以展开。在20世纪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它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媒介物，而是被理解为基础性的存在物。
我们知道，语言学的研究有两个侧面：一是语义学；二是语用学。我们先来看语义学。在这个方面，维特根斯坦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他告诉我们：
4.003 ……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根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
4.0031 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当然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
5.6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在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中，语言已经被放到哲学思索的核心位置上，维特根斯坦甚至已经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他对问题的倚重却一如既往，他在《哲学研究》中写道：
203 语言是由许多路构成的一座迷宫。当你从一边进来时，你知道该怎么走；而当你从另一边来到同一个地方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24 哲学不可能干预语言的实际运用，它最终只能描述它的实际运用。
如果说，早期维特根斯坦还试图按照图像理论来建立一种严密的理想语言，并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的话，那么，晚期维特根斯坦已经放弃了这样的奢望，强调哲学既不可能创造一种理想语言，也不可能为日常语言提供基础，甚至也可不能去干涉日常语言的实际运用，而至多只能对它的实际运用进行描述。哲学家们常常因为误解或误用了语言的性质而陷入哲学研究的困境，就像苍蝇陷入捕蝇瓶一样。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哲学家们从捕蝇瓶中拯救出来。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不但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甚至影响了整个当代哲学。
我们再来看语用学。为了使人们能够在“共在”的语境中有效地进行交流，哈贝马斯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问题。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可能理解（Verstaendigung）的普遍条件。在其他的场合下，人们也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比较喜欢用‘交往行动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一说法，因为我把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这类行动看作是最根本的行动。” 无庸讳言，哈贝马斯提出的重建普遍语用学的观点极大地突出了语言在人们的有效交往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有趣的是，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也高度重视语言问题。
在与日本东京大学冢富雄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海德格尔表示：“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das Haus des Seins）。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于存在之家之要求（Anspruch）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 把语言理解为“存在之家”，强调人之言说要服从于语言本身的言说，即“人只是由于他应合于语言才说” 构成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这个词曾经被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过，有的比较广泛，有的则比较狭隘。我是在一种很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现在就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

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你也许会问，那末为什么要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面浪费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分来回答，也可以以一个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人的身分来回答。

历史学家所作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在本书内提出来。自从人类能够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这一点在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贯穿着许多世纪的交互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也还有一种比较个人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无论是想把哲学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与神学相区别的哲学，开始于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在它经过了古代的历程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的灭亡，它就又浸没于神学之中。哲学的第二个伟大的时期自十一世纪起至十四世纪为止，除了象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5—1250）那样极少数的伟大的叛逆者而外，是完全受天主教会支配着的。这一时期以种种混乱而告结束，宗教改革就是这些混乱的最后结果。第三个时期，自十七世纪至今天，比起前两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来，更受着科学的支配；传统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却感到有给自己作辩护的必要了；而每当科学似乎是使改造成为必要的时候，宗教信仰总是会被改造的。这一时期很少有哲学家在天主教立场上是正统派，而且在他们的思想里世俗的国家也要比教会重要得多。

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象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在希腊，社会团结是靠着对城邦的忠诚而得到保证的；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则在他那时候亚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为过时的陈迹），也看不出任何其他体制能有更多的优点。个人自由因个人对城邦的责任而被缩减的程度，是大有不同的。在斯巴达，个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现在的德国或俄国一样地少；在雅典，则除了有时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希腊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它的伦理体系是适应于·公·民·们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内。当希腊人最初臣服于马其顿人，而后又臣服于罗马人的时候，与他们独立的岁月相适应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这就一方面，由于与传统断绝而丧失了蓬勃的生气，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更缺少社会性的伦理。斯多葛派认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种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因为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它的信徒们都是对政府毫无影响的。从亚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团结既不是靠哲学，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诚，而是靠强力，最初是靠军队的强力，尔后则是靠行政机构的强力，才获得保障的。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首先创立了，随后又维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哲学。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富于宗教色彩的观念，获得了相对的重要性；

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义色彩的观念则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就被人们抛弃了。后来的异教徒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整理了希腊的传统，使它终于能够被吸收到基督教的教义里来。

基督教把一个早已为斯多葛派学说所包含了的、然而对古代的一般精神却是陌生的重要见解给普及化了。我指的就是认为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为必要的那种见解。象苏格拉底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的这种见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后一直维持了下来，因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们都是阿利乌斯教派倾向于阿利乌斯主义。当皇帝变成了正统的教徒以后，这种见解就中断了。在拜占廷帝国它却仍然潜存着，正如后来它在俄罗斯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基督教本是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①。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们几乎是立即（除了高卢的某几部分而外）就被异教徒的蛮人征服者所取而代之，于是宗教忠贞应优越于政治忠贞的思想就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迄今依然保存着。

野蛮人的入侵中断了西欧文明达六个世纪之久。但它在爱尔兰却不绝如缕，直到九世纪时丹麦人才摧毁了它；在它灭亡之前它还在那里产生过一位出色的人物，即司各脱 ·厄里根纳。在东罗马帝国，希腊文明以一种枯朽的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好象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样，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止。然而除了一种艺术上的传统以及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而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在黑暗时代，自五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中叶，西罗马世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基督教所带来的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冲突，采取了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的形式。教皇的教权伸展到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与波兰。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以外，教皇对于主教们和修道院长们的控制力量本是很薄弱的；但自从格雷高里第七的时代（十一世纪末）以来，教皇对他们就有了实际而有效的控制力量。从那时候起，教士在整个西欧就形成一个受罗马指挥的单一组织，巧妙地而又无情地追逐着权势；一直到公元1300年以后，他们在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之中通常总是胜利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教士与俗人的冲突。同时也是一场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的冲突的重演。教会的统一就是罗马帝国统一的反响；它的祷文是拉丁文，它的首脑人物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南部法国人。他们的教育（当教育恢复起来之后）也是古典的；他们的法律观念和政府观念在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看来要比近代的君主们看来恐怕更容易理解。教会同时既代表着对过去的继续，又代表着当时最文明的东西。

反之，世俗权力则掌握在条顿血统的王侯们的手中，他们企图尽力保持他们从日耳曼森林里所带出来的种种制度。

绝对的权力与这些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些生气勃勃的征服者们说来显得是既沉闷而又毫无生气的那些法律制度，情形也是如此。国王必须和封建贵族分享自己的权力，但是大家都希望不时地可以采取战争、谋杀、掠夺或者奸淫的形式以发泄激情。君主们也可以忏悔，因为他们衷心里是虔敬的，而且忏悔本身毕竟也是激情的一种形式。可是教会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有近代雇主所要求于，而且通常可以获得于他的雇工们的那种循规蹈矩的良好品行。当精神激动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喝酒、杀人、恋爱，那末征服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们有勇敢的骑士队伍，为什么要听命于发誓独身而又没有兵权的书呆子呢？尽管教会不同意，他们仍然保存着决斗和比武的审判方法，而且他们还发展了马上比武和献殷勤的恋爱。有时候，他们甚至一阵狂暴发作还会杀死显赫的教士。

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国王这方面，然而教会还是胜利的。

教会获得胜利，部分地是因为它几乎享有教育的独占权，部分地是因为国王们彼此经常互相作战；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主要地却是因为统治者和人民都深深地相信教会掌握着升天堂的钥匙的权力。教会可以决定一个国王是否应该永恒地升天堂还是下地狱；教会可以解除臣民们效忠的责任，从而就可以鼓动反叛。此外，教会还代表着足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秩序，因而就获得了新兴的商人阶级的支持。尤其在意大利，这最后的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条顿人至少要保持教会一部分的独立性的企图，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艺术、传奇、骑士道和战争上。但这一点却很少表现在知识界，因为教育差不多是完全限于教士阶级的。中古时代所公开表现出来的哲学并不就是一面精确的时代镜子，而仅是一党一派的思想镜子。然而，就在教士里面——尤其是弗兰西斯教团的修道士们——却有相当数目的人，为了各种原因，是和教皇有分歧的。此外，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俗人方面来要比在阿尔卑斯以北早上好几个世纪。弗里德里希第二曾试图建立一种新宗教，这代表着反教廷文化的极端；而托马斯·阿奎那诞生于弗莱德利克第二具有无上权威的那不勒斯王国，却直到今天始终是教廷哲学的典型阐扬者。大约五十年之后，但丁成就了一套综合，并且给整个的中古观念世界做出了唯一的一套均衡的发挥。

但丁以后，由于政治上的以及理智上的种种原因，中古哲学的综合便破灭了。当中古哲学存在的时候，它具有一种整齐而又玲珑完整的性质，这个体系所论述到的任何一点都是和它那极其有限的宇宙中的其他内容摆在一个非常精确的关系之上的。但是宗教大分裂、宗教大会运动以及文艺复兴的教廷终于导向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便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经院学者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理论。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代的或是关于地球表面的，都使人厌倦于理论体系；人们感到理论体系是座心灵的监狱。哥白尼天文学赋给地球的地位与人类的地位，远比他们在托勒密的理论中所享有的地位要卑微得多。在知识分子中间，对新事物的乐趣代替了对于推理、分析、体系化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崇尚整齐有序，但是在思想方面它却喜欢大量而繁富的混乱无章。在这方面，蒙台涅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政治理论方面，正象除了艺术而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发生了秩序的崩溃。中世纪，虽然事实上是动荡不宁的，但在思想上却被一种要求合法性的热情、被一种非常严谨的政权理论所支配着。一切权力总归是出自上帝；上帝把神圣事物的权力交给了教皇，把俗世事情的权力交给了皇帝。

但在十五世纪，教皇和皇帝同样地都丧失了自己的重要性。教皇变成了仅仅是意大利诸侯的一员，他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里面从事于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无耻的勾当。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新的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享有的权力，是无论教皇或者皇帝都无力加以干涉的。

民族国家，主要是由于有了火药的缘故，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渐次地摧毁了罗马所遗留下来的对于文明统一性的信念。

这种政治上的混乱情形在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一书中得到了表现。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为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至于怎样才能把这种赌博玩得很成功，《君王论》一书也提出了很精明的意见。在希腊的伟大时代里出现过的事，再一次出现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传统的道德束缚消失了，因为它们被人认为是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从羁绊中获得的解放，使得个人精力旺盛而富于创造力，从而便产生了极其罕见的天才的奔放；但是由于道德败坏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与阴谋诡诈，却使得意大利人在集体方面成为无能的了，于是他们也象希腊人一样，倒在了别的远不如他们文明、但不象他们那样缺乏社会团结力的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然而结局并不象在希腊那么惨重，因为许多新的强而有力的民族表现出来他们自己也象意大利人已往那样地能够有伟大的成就，只有西班牙是例外。

从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思想史便以宗教改革占主导地位。

宗教改革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运动，它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大体上，它是北方民族对于罗马东山再起的统治的一种反抗。宗教曾经是征服了欧洲北部的力量，但是宗教在意大利已经衰颓了：教廷作为一种体制还存在着，并且从德国和英国吸取大量的贡赋，但是这些仍然虔诚的民族却对于波尔嘉家族和梅狄奇家族不能怀有什么敬意，这些家族借口要从炼狱里拯救人类的灵魂，而收敛钱财大肆挥霍在奢侈和不道德上。民族的动机、经济的动机和道德的动机都结合在一起，就格外加强了对罗马的反叛。此外，君王们不久就看出来，如果他们自己领土上的教会完全变成为本民族的，他们便可以控制教会；这样，他们在本土上就要比以往和教皇分享统治权的时候更加强而有力。由于这一切的原因，所以路德的神学改革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既受统治者欢迎，也受人民欢迎。

天主教教会有三个来源：它的圣教历史①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间接地是罗马的。宗教改革摒除了罗马的成份，冲淡了希腊的成份，但是大大地加强了犹太的成份。它就这样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展开了合作。

这些民族主义的力量正在摧毁着最初由罗马帝国而后又被罗马教会所造成的那种社会团结的成果。在天主教的学说里，神圣的启示并不因为有圣书而结束，而是一代一代地通过教会的媒介继续传下来的；因此，个人的意见之服从于教会，就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反之，新教徒则否认教会是传达启示的媒介；真理只能求之于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

如果人们的解释有了分歧，那末也并没有任何一个由神明所指定的权威可以解决这种分歧。实际上国家已经要求着曾经是属于教会的权利了，但这乃是一种篡夺。在新教的理论里，灵魂与上帝之间是不该有任何尘世的居间人的。

这一变化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了，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于是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一种趋势，在政治方面趋向于无政府主义，而在宗教方面则趋向于神秘主义。这和天主教的正统体系始终是难于适应的。这时出现的并不只是一种新教而是许多的教派；

不是一种与经院派相对立的哲学而是有多少位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不是象在十三世纪那样，有一个皇帝与教皇相对立，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的国王。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就都有着一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起初这是作为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

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儿，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逃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去。

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了再洗礼的学说了，这种学说有一个时期统治了闵斯特城。再洗礼派摒弃一切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就达到了共产主义与两性杂交的结论；因此，他们在经过一段英勇抗抵之后终于被人消灭了。但是他们的学说却采取了更柔和的形式而流传到荷兰、英国和美国；这就是历史上贵格会的起源。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在西班牙、以及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意大利，它都有过相当的成功；并且直到今天，它在美国移民当局的眼里还是个可怕的怪物。这种近代的形式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的不同点主要就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

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就只能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习惯与风俗却是如此之有力，以致于除了象闵斯特那样暂时的爆发而外，个人主义的信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认为的道德方式来行动，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从这种态度就发展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任何激情的崇拜。

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和这种对人采取主观主义的判断方式相联系着的，亦即不把人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照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宁愿把它关在笼子里。典型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欣赏猛虎消灭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话，结果并不会是完全愉快的。

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比较不健康的形式，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反应。首先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哲学，即自由主义的学说，它企图给政府和个人指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 —和对于绝对的权威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另一种更彻底的反抗则导致了国家崇拜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国家。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体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近代的德国。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和这些哲学距离得非常遥远的，但是在实践上也趋向于一种与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

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与这种区别相联系着的还有其他的区别。纪律主义分子宣扬着某种或新或旧的教条体系，并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视科学，因为他们的教条并不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他们几乎总是教训人说，幸福并不就是善，而惟有“崇高”或者“英雄主义”才是值得愿望的。他们对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着一种同情，因为他们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另外一方面，则自由主义分子，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外，都倾向于科学、功利与理性而反对激情，并且是一切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敌人。这种冲突早在我们所认为的哲学兴起之前就在希腊存在着了，并且在早期的希腊思想中已经十分显著。它变成为各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无疑地将会持续到未来的时代。

很显然，在这一争论中——就象所有经历了漫长时期而存留下来的争论一样——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错误的。社会团结是必要的，但人类迄今还不曾有过单凭说理的论辩就能加强团结的事。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

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地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

这时，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存着，而在起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企图。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这种企图是否可以成功，只有未来才能够断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