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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史》

始终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试图对那个文学创作极为活跃的50年间的小说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大格局中，我的感觉是鹤立鸡群。像另一些小说评论方面的名家，如李欧梵、王德威等，首先他们是夏志清的学生辈，受到过他的有益的影响，其次他们尽管更强调研究方法，也不缺少对小说艺术的敏感，但在对小说史大的格局的把握

上和在评论的辛辣和犀利上，他们还难以望夏志清的项背。

———凌越（书评人）
自近代中国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而凝重的命题----为中国寻求一条富强之路，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对外图存独立，抵御列强；对内惩治腐败，政通人和。
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小说创作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中国的作家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满腔的爱国热忱，对中国文化进行空前力度的反思。他们怀着深深的同情书写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关注人的尊严和自由。但是，这个古老国家严重的生存现状使中国作家整体上自觉或不自觉放弃对人自身的探索，把救亡图存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对个体自身的关注变的淡化，更多的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服务于当下现实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宣传的角色。用李泽厚的著名论断，即是----救亡压倒启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学是政治和历史的记录员，成为附庸，他本身的标准反倒无足轻重。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综论1917年的文学革命至1957年反右运动的半世纪间，中国小说的流变与传承。夏对于旧的批评方法不以为然，他以为为那仅仅是把文学当作反映时政和人生的工具。在最后一章----“结论”中，他引用劳伦斯的话，“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反对文学本身的异化----成为单纯的说教工具，导致艺术水准的下滑和粗糙。他认为“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文学应该关注的是做为个体的人，而不是“装饰或肯定理想”，换言之，夏反对文学由于服从导致的简单化，模式化，理想化。
他评判的标准是小说本身的艺术水准，抛弃了意识形态的狭隘与偏见。得到他青睐四位作家----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张天翼，从政治立场，生活经历，作品风格各不相同。夏看重的是他们对人自身困境的思考与发问，作品本身艺术水准。以左翼的张天翼来说，夏赞扬他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他认为张天翼不把教条和他的写实观察结合在一起，拒绝划分善和恶，希望和腐败，使其作品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同时代左翼作家无法比拟的成就。张爱玲也第一次在文学史里得到了极高的赞扬，他评价到“张笔下的悲剧人物暂时跳出了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他看重张的这种苍凉的悲剧意识在对人性深度的发掘，推崇张的《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也欣赏钱种书的讽刺艺术，把他看成是自吴敬梓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对钱的心理把握能力大加赞赏。对于沈从文，夏认为他对人性的纯真充满了信心，没有用眼下的政治来减损他对人性的考察，他的道德的激情并没有破坏文学本身的琢磨。
出于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夏对于左翼文学的看法与主流大相径庭。他对于作为小说家的鲁迅重新审视，指出鲁迅对于青年的温情主义使他不能名列世界著名讽刺家，认为“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摆布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言辞之激烈，可见一斑。总体来看，他对中国左翼文学的评价不高。
综览全书，夏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在世界现代文学水准之下。中国作家的救的热情让他们忽视了对人类本身困境的深度反省，他们中绝大多数的认为困境是可以克服的，认为理性可以战胜虚无和绝望，使中国现代小说从总体显得肤浅，流于口号化和政治话。也就使中国的现代小说从总体上缺乏厚度和广度。
夏的小说史看重的是对文学本身，是对其本身意义的回归。“由于它只顾及国家与
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他这本小说史的言说立场由此也许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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