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019 鑫富药业:契诃夫的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