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密晨光文具电话:巴金是怎样的一个人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诞生
〔成都〕
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沿用至今。
原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曾祖李王番，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他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同胞两兄、两姊、两弟、三妹：大哥李尧枚(1897——1931)，三哥李尧林(1903——1945)；二姐李尧桢(1898——1915)，三姐李尧彩(1899——1924)；十四弟李尧椽(1913——），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1917——）；九妹李琼如(1909——），十妹(1910——1917)，十二妹李瑞珏(继母生，1916——）。(以上兄弟姊妹均按大排行)。
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

1909年(清宣统元年)

〔成都——广元〕 五岁
父亲出任四川北部广元县知县，随父母前往。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先生姓刘。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诵《古文观止》，并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在书房由六十岁的老书僮贾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杨嫂照料，十二、三岁的姑娘香儿陪伴玩耍。
大妹(九妹)琼如生。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广元〕 六岁
夏 二妹(十妹)生。从母亲房里搬出，由女佣杨嫂照护。
十二月 26日(农历庚戌年11月25日)为庆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讨厌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约本年，对父亲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后叩头谢恩不解，对母亲命人用皮鞭抽打在十妹出痘期间偷吃“发物”黄瓜的奶妈一事，亦产生不快。这期间，初步感觉到世上许多事情的不合理。
约本年，留学日本的二叔李道溥、三叔李道洋回四川。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三叔曾任南充县知县。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广元——成都〕 七岁
上半年，女佣杨嫂久病而死，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杨嫂》。
父亲辞官，随父母回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先生姓龙(或姓邓)，具有“新党”思想。
六月 中旬，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掀起保路斗争高潮。至7月初，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群众爱国保路情绪高涨。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8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此后，四川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
十月 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十一月 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27日，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家中制做大汉旗。
十二月 8日(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军队哗变，城中秩序大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22日赵尔丰被军政府捕杀，这消息使龙(邓?)先生高兴，在家里成为大人们许多天的话题。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29日，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成都〕 八岁
一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家中做五色旗。
二月 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三叔颇感幻灭。
本年，大哥进中学。
约本年起，常参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们的聚会和游戏，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各种酒令。还和三哥尧林及其他兄弟组织新剧团，充任配角；他们自己编剧，复写戏票赠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这一时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
约本年，二姐患病，母亲曾请四圣祠医院的外国女医生来家治疗。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印象颇深。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九岁

大弟(十四弟)尧椽生。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岁

〔成都〕
七月(农历)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此后，深深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有很大影响，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在母亲的允许下，返成都后，常与“下人”在一起，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成都。在这些人中，得到了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轿夫老周教他真诚地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一岁

〔成都〕
一月 15日(农历甲寅年12月1日)二姐尧桢死于肺病。
本年，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二岁

〔成都〕
大哥尧枚中学毕业，由家庭包办完婚，并到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
继母生三妹(十二妹)瑞珏。
约本年，六叔李道鸿、二哥李尧林、香表哥濮季云合办复写的小说杂志《十日》，三个月共出九期，巴金是第一个订户。他对其中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但佩服他们经营杂志的苦心。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十三岁

〔成都〕
一月 4日陈蕴珍(肖珊)生于浙江鄞县(宁波)迎凤桥。
春 成都发生巷战，川军、滇军混战七天。这期间，二叔的两个儿子病死。巴金和三哥也患喉症。战事刚停止，父亲李道河病逝。父亲死后，更感空虚，向书本寻找慰藉，读了《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许多古典小说。
父亲死后，大哥挑起了长房的生活担子，以忍受和让步来应付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大家庭内的矛盾加剧。
继母生二弟(十七弟)尧集(遗腹子)。
三哥尧林进中学读书。二妹(十妹)病死。
从本年起，利用晚间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香表哥是对巴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人。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十四岁

〔成都〕
秋 进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跟香表哥学习，持续两年。这期间，第一次直接通过英文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这两本书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他受到教益。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五岁

〔成都〕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大哥从成都市内唯一的一家代售新书报的书铺——“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后来在该处存放一百元专购新书报。巴金得以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许多新刊物，和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并常和兄姊们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
本年，曾向留学日本的两个叔叔学过日语，并颇有兴趣地听他们讲日本的一些情况。

1920年(民国九年) 十六岁

〔成都〕
二月 19日(农历已未年12月30日)祖父病故。因祖父逝世，大嫂搬至城外生产。祖父死后，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加剧了，造成的悲剧更多了。
下半年起，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异常激动，给翻印此书的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未接到回信。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富于煽动性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后来，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九月 同三哥尧林一道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
冬 成都学界为反对军阀刘存厚开展请愿活动和集体罢课，巴金亦参与，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冬 大哥尧枚因在家庭中受刺激患神经病，时有发作。
本年起，开始向成都师范学校学生、朝鲜人高自性学习世界语，不久辍止。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十七岁

〔成都〕
二月 20日成都《半月》刊第14号出版，读到该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三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编辑部的青年朋友吴先忧以实行“自食其力”的行动，教给巴金“自我牺牲”精神，后来巴金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
四月 1日出版的《半月》刊第17号刊载《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目前所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半月》刊17号《本社社员录》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
五月 参加纪念“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自此，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七月 《半月》第24号于15日出版，因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被禁止发行。
秋 参加《警群》月刊编辑工作，第一期出版后，因与《警群》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十八岁

〔成都〕
上半年 参加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印一千份。第一期出版后即被警察厅禁止发售，但仍半公开地发行；此后用各种办法对付警察厅检查员的干涉和限制。该刊共出十期。在此期间，结识《学生潮》主编之一袁诗尧。袁当时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成为共产党员，1928年被四川军阀杀害。
七月 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郑振铎编)第44期上发表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本年及次年，先后在《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发表新诗九题二十首、散文一篇，这是他最早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
八月 23日，给《文学旬刊》编者写信，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该信署名李芾甘，载9月11日《文学旬刊》第49期“通信”栏，同栏还刊出编者的答复，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十九岁

〔成都——上海——南京〕
四月 三姐尧彩出嫁作继室，参加婚礼。
五月 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由重庆沿长江至上海。此时得到大哥的帮助和继母的允许。离开四川的原因，是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无中学毕业文凭，被外专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
秋 进上海南洋中学。
年底 去南京，住北门桥鱼市街21号。进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岁

〔南京〕
五月 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秋 结束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的半年补习，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
接大哥信，获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而死。
本年至1925年在课余认真学习世界语，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书籍自修，并开始据世界语翻译文章。
本年，两次回原籍浙江嘉兴，住在一位年过八十仍在家中作私塾老师的伯祖父家中。
本年，发表译文等近十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一岁

〔南京——北京——上海〕
年初 经友人秦抱朴介绍，开始给爱玛·高德曼写信，并收到复信。
六月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南京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巴金亦参加。这段生活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
八月 毕业于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随即前往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在北京结识曾通信联系的朝鲜流亡青年沈茹秋等，经沈介绍住北河沿同兴公寓。在北京住半月左右，因患肺结核未进考场，在寓中读鲁迅的《呐喊》，得到慰藉。下旬返回上海养病。
三哥尧林进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念书。
九月 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发起人共十六人，为：真恒、健民、仲九、三木、培心、惠林、芾甘、禅林、吕千、索非、一波、茹秋、种因、剑波、抱朴、不如。
本年，发表各种译文、论文约二十篇。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二岁

〔上海〕
在上海住康悌路康益里，后迁法租界马浪路和友人同住，直至次年一月离沪赴法。
一月 为纪念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撰写《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一月至三月 在《时事新报·学灯》、《洪水》等报刊上撰文，就“国家消亡”等问题批评郭沫若。
四月 《五一运动史》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上半年 曾和法国巴黎《新世纪》发行人、无政府主义者格拉佛通信。
十一月 译完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
本年，向友人卫惠林学习日语。读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日译本。
本年，发表各种政论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三岁

〔上海——巴黎——沙多——吉里〕
一月 15日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九人。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
赴巴黎沿途写《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二月 18日抵达马赛。19日抵巴黎，住Blanville街五号旅馆，后又搬至Tournefrt街的旅馆。
上午常到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学习法文，不久，家里破产的消息传来，便停止了正式学习。
三月 为排遣寂寞心情，写下《灭亡》第一至第四章。
四月 与君毅、惠林合写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由上海民钟社出版。该书在法国写成寄回上海印行，主要讨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1930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以“煽惑军队”的罪名查禁。
五月 用文言补译李石曾译《狱中与逃狱》(克鲁泡特金著)由广州革新书局出版。该书共52页，后12页原译稿遗失，书局请巴金补译。
本月 参加救援凡宰地、萨珂的活动，给狱中的凡宰地写信。凡、萨是流亡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美国当局诬陷犯抢劫、杀人罪判死刑。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欧美的大事件，法朗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参加救援，形成国际性援救活动。
七月 上旬收到凡宰地的回信和一包书，11日给凡写第二封信，并在此后几天内，激动地写下《灭亡》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夏初 因健康恶化迁至巴黎以东约一百公里马伦河畔的小城沙多椉??又译作蒂埃里堡)休养，住在拉封丹中学，并学法文，同时根据英文本(参照内山贤次的日译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在翻译过程中，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和《圣经》等。这时，还系统地研究法国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史料和著作，如《吉隆特的党史》(拉马丁著)、《法国革命》(L?马德楞著)、《四个法国妇人》(道布生著)、《大革命史》(J?米席勒著)、《1789?804年的法国革命》(W?布洛斯著)等。对民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对马拉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亦极推崇。
开始撰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者苏菲亚、妃格念尔等的传记，后来编成《俄罗斯十女杰》一书。
这期间获悉一些关于国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就国内政局在《平等》月刊(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人钟时主编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发表一些短论，批评国民党和其他反动政客，并宣布同赞成“清党”的无政府主义刊物《革命周报》(系李石曾出资创办)断绝关系。
八月 上旬在沙多椉?锸盏椒苍椎?月23日写的回信。24日，下午从报纸上得知凡宰地、萨珂两人已于22日午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中被电椅烧死，整天激动地写信寄往各处，探诉美国政府。此后几天内，连续写下《灭亡》中的若干片断。
十一月 8日，译完凡宰地的自传。
译作《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本年，还发表各种政论文章二十余篇。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四岁

〔沙多——吉里——巴黎——马赛——上海〕
一月 翻译高德曼的《易卜生的四大社会剧》和《斯特林堡的三本妇女问题剧》。
二月 5日收到美国伦敦《自由》杂志主编T.H.Keel寄来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英译本(康·嘉尔纳特夫人译)。
参与编译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柏克曼等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三月 参与翻译的《苏俄革命惨史》(柏克曼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四月 参与翻译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册，同年九月以《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为题出版。
五月 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涉及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四·一二”政变后受到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和攻击，因而写《答诬我者书》作自我辩护。
夏 收到大哥来信，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与大哥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决定完成《灭亡》，使大哥更了解自己要走的路。
八月 经过半个月时间，于月初整理和补写完《灭亡》全书二十一章，并抄写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上。将书稿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打算自费印刷。在该书稿上第一次署笔名巴金。寄出书稿后从沙多——吉里回到巴黎。
九月 翻译托洛茨基的论文《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寄回上海，载于10月18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由于该文发表较《灭亡》早将近三个月，因而，是以马金的署名最早披露于报刊的一篇文章。
十月 17日办理回国手续。18日到马赛，因海员工人罢工，滞留十二天，住马赛海滨的美景旅馆，此期间读左拉的《卢贡一马加尔家族》。30日乘船离马赛回国。在船上产生创作描写自己家庭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并拟题《春梦》。
本年，在巴黎翻译廖亢夫的剧本《前夜》(即《夜未央》)，译稿在寄回上海的邮途中丢失。
在法国期间，常用世界语与朋友通信。
在法国期间，曾与高德曼和柏克曼见面。柏克曼是流亡西欧后加入美国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二月 月初回到上海。应友人索非之邀，在鸿兴坊七十五号上海世界语学会住半个月。
本月 译作《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凡宰地自传)出版。
本年，写研究俄国社会运动及革命人物的一些文章，1935年整理后收入《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
本年，还发表论文、译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二十五岁

〔上海〕
一月 从鸿兴坊搬至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同住一楼。直至1932年1月下旬离开，共住三年。在这里创作了《家》、《雾》、《新生》(第一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本月 中篇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至四月载完，在文坛引起反响。决定发表《灭亡》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灭亡》的发表使巴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本月 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号数为317)，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后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执行委员(理事)，直至1932年初才离开世界语运动。先后据世界语翻译过许多文章和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剧本《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著)、《丹东之死》(苏联阿·托尔斯泰著)、《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著)，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等。
本月 译著《断头台上》出版。
本月 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编辑工作，以“马拉”之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自由书店主要出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因书店负责人朱永邦与巴金等意见不合，加之朱赌博造成经济亏空，书店于次年停办。
四月 在本月出版的《自由月刊》一卷四期发表文章，就托尔斯泰的评价问题批评钱杏屯。
五月 译著《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著)出版。本月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册。
春夏之际，在宝光里索非家结识翻译家马宗融，九月下旬见到其未婚妻罗世弥(罗淑)。
六月 14日写《克氏〈人生哲学〉之解说》，系统论述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
七月 大哥尧枚从成都来上海，住一月左右，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得到大哥支持。三哥尧林是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
本月 译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出版。
八月 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斯捷普尼雅克著)出版。
十月 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单行本由微明学社编、开明书店出版。此书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发卖。
年底，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
本年，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托索非请丰子恺题写书名。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作、文章四十余篇。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

　　巴金:1904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四川成都人。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主编。中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

　　1909年：因父亲出任四川广元知县迁往广元?在县衙内家塾就读。

　　1911年：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

　　1920年：祖父病故。参加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1921年：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1922年：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7年：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年：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九月，译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此文是“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1933年：出席傅东华举办的《文学》创刊宴会，席间第一次与鲁迅、茅盾见面。

　　1934年：一月回上海。《巴金自传》出版。

　　1935年：四月五日晚，日方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房，巴金被带进警察所关押了十四小时，事后写散文《东京狱中的一日记》。

　　1936年：与上海爱国女子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

　　1937年：编辑《文丛》月刊，共出两卷十二期。参加上海文艺界欢迎回国的郭沫若等人大会，发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1938年：到广州，全力筹措《烽火》，改为旬刊在广州复刊。萧珊高中毕业来到广州。

　　1944年：与萧珊结婚；夏，何其芳自延安来渝，领巴金到曾家岩拜访周恩来。

　　1945年：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三百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巴金初次见到毛泽东。十一月，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十二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生于重庆。

　　1946年：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1949年：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0年：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访问。

　　1952年：以全国文联组织“朝鲜战地访问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访问朝鲜前线，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写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1955年：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反胡风问题。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上海文艺界反胡风情况。

　　1956年：赴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全国整风开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这是其解放后第一次回故乡。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1961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1962年：率中国代表团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巴金建国前文学创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齐。

　　1965年：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与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第二次访越。

　　1966年：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1967年：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1968年：频繁遭到批斗。

　　1969年：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

　　1970年：被编入上海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到奉贤县“五七”干校从事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劳动。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返回上海。

　　1973年：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去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看大字报。

　　1977年：恢复写作权利，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出席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978年：开始写创作回忆录。

　　1980年：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东京访问。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去瑞典参加第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1981年：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作家的赞成和支持，成立该馆筹备委员会，巴金、谢冰心、曹禺等九人为委员。

　　1982年：意大利驻华大使塔马尼到巴金寓所宣布一九八二年“但丁国际奖”授予巴金。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获由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法国荣誉勋章”。

　　1984年：患“帕金森氏综合征”，写出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

　　1987年：“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活动在北京图书馆隆重举行。

　　1988年：老友沈从文去世，抱病写作《怀念从文》。

　　1990年：获前苏联政府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

　　1994年：着手进行《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工作，因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华东医院。

　　1999年：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成功，但因年高体弱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

　　2003年：巴金百年寿诞，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巴老身体状况稳定。

　　2004年：上海和四川举行小规模的巴老一百零一岁寿诞庆祝活动。

爱写作、风趣、有思想的人。

巴金（1904～）,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立志做社会活动家的他，却成为小说家、散文家。新时期之后历任多届作协主席，可谓德高望重。其作品感情丰沛，故三部曲式大部头之作甚多，后期作品用笔趋于沉实，其长篇小说《寒夜》堪称杰作。

自然情况：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巴金的小说

《寒夜》 《哑了的三角琴》 《家》 《春》 《雾雨电》

巴金的散文

《纪念友人世弥》 《做大哥的人》 《繁星》 《桂林的受难》
《“重进罗马”的精神》 《机器的诗》 《一个车夫》 《海上的日出》
《〈春天里的秋天〉序》 《静寂的园子》 《鸟的天堂》 《废园外》
《狗》 《火》 《日》 《星》
《做一个战士》 《怀念萧珊》 《小狗包弟》 《保护动物》
《<论语>的功劳》 《直言》 《“文革”博物馆》 《爱尔克的灯光》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灯》 《木匠老陈》 《巴金忆曹禺》
2003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代表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巴老，国务院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人民作家”，是对巴金文学道路最集中、最凝练的概括。巴金先生是中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楷模。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的进步、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可言。”时代和生活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巴金先生始终强调作家要以生活为师，他说：“作家必须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和发现。”巴金先生心中永远装着读者，想着人民，自觉自愿地为人民写作，这是他始终不变的追求。他说：“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与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巴金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以作为一名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作家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巴金最后的遗产
一个老人的百岁寿辰到了，媒体上为老人贺寿活动的消息多了起来。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他肯定知道又要发生什么，让女儿转达他的话：“不要拿国家的钱为我祝寿。”他自己就是一个毕生不拿国家俸禄的人。他是巴金。
多年来，巴金病重，一直住在医院，他是沉默的。若干年来，如果不是到了寿辰，如果不是有大人物去看望他，便不再有关于他的新闻。巴金属于公众人物，但早已不是新闻人物。即便如此，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里键入“巴金”二字，涉及他的网页仍有10万页之多。他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今天。
为了让读者更完整更准确认识巴金，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憩园》，出版《第四病室》，出版《寒夜》，巴金小说如高山大海，用不着后辈跑出来胡说八道。好的艺术作品永远也不可能被埋没，巴金最后的这三部小说，不仅是个人的绝唱，也是一个文学繁荣时期骤然停止的标本，不仅代表着他的最高创作成就，也代表着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艺术水准。忽视它们，对后来的写作者，对年轻一代的读者，都会是个不小的损失。
巴金翻译过不少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处女地》、高尔基早期描写草原上的人们生活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斯捷普尼亚克的《地下的俄罗斯》、迦尔洵的《信号》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等。
巴金一再表示，他从事翻译是为了学习。他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了人道主义精神、爱人民的思想、反对封建的斗志、对被压迫受侮辱的人们的同情、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学到如何把感情化为文字。
1928年，巴金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1930年他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七年以后巴金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又名《一个反抗者的话》，有人译为《告少年》）。

巴金在他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一书的代序中，建议青年读者要熟读它，要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因为它是“青年们的福音”。巴金介绍书的作者，说“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又说，克鲁泡特金“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巴金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多次提及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对他从事创作的影响。除了前边讲过的几位俄罗斯作家之外，还有作家斯捷普尼雅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斯捷普尼雅克是19世纪善于揭示人的心理的作家。巴金翻译的他的《地下俄罗斯》是一部人物特写集，其中写到几位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还有几位流亡国外的人。当时这些人的牺牲精神、为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非常合乎他的思想要求。

事过几十年后，到了1961年，巴金谈及当年翻译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俄罗斯》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时说，这两本书不像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那样难以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到了一些影响。”正是这些“影响”促成巴金一部又一部大作的问世，促成他作为大作家的成长。同样，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也使他非常欣赏。巴金说读了他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并说他的小说《灭亡》里，“斯捷普尼亚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不是一类的人。”

巴金在《随想录》中一再反思自己在十年浩劫期间的表现，检查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竟会自残自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有时，他的思想就会联想到经过炼狱的俄罗斯作家们。

1981年，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段惨不忍睹的经历时，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当时已在“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造反派”看来，是“反动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巴金，引导巴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巴金沉痛地说：“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上一世纪80年代巴金在法国访问时，有人向他提问：他的作品中是不是有一种提倡受苦的哲学？巴金回答：“我写作品是反映生活，作品里并没有什么哲学，我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作家。”在这里他又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明确划分了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界限。

巴金的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拷问心灵的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但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确实讲过“痛苦是我的力量、我的骄傲”一类的话，如小说《里娜的日记》。巴金明确提出：“我并不提倡为受苦而受苦，我不认为痛苦可以使人净化，我反对禁欲主义者的苦刑，不赞成自找苦吃。可是我主张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为了崇高的目的，不怕受苦，甚至甘愿受苦，在那种时候，痛苦就是力量，痛苦就是骄傲！’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哲学。”

1985年1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文学界出现了新的变化。巴金更多地在考虑“创作自由”的问题。这时他又想起了俄国，想起19世纪的俄国作家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创作的。他想到诗人涅克拉索夫临终前在病床上诉苦的情景，说涅克拉索夫开始发表作品就遭到检察官的任意删削，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巴金说，他记不清楚涅克拉索夫的原话，可是“《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同情城市下层平民、劳苦农民和妇女的遭遇。他先后主持过当时进步刊物《现代人》和《祖国纪事》。1848年法国大革命吓坏了俄国当局，沙皇政府于是按照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成立了专门审查进步刊物的委员会。《现代人》的出版一年比一年困难，但涅克拉索夫没有屈服，后来办《祖国纪事》时，他仍然同审查机关进行不懈的斗争。巴金说：“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没有自由，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

巴金赞扬涅克拉索夫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深深感受到创作自由来之不易。同时巴金又提及托尔斯泰，说他的三大长篇和最后一部《复活》都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

巴金语重心长地说：“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又说：“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

巴金期盼我国作家们，特别是中青年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勤奋创作，以使我国的文学园林百花盛开。

巴金文学生涯的开始，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篇名《灭亡》即取自俄罗斯革命诗人雷列耶夫的诗句。巴金老年撰写《随想录》，其书名又是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启发。巴老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一直和俄罗斯文学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个人很崇敬巴金先生，我觉得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