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请问：“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不幸”此话出自那部外国作品？是《安娜.卡列妮娜》吗？

是《安娜.卡列妮娜》

碟凌朋友，你好。你说的没错。这句话的确出自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并且还是作为开篇第一句话出现的。全句是这样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下面是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简介：

19世纪70年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列宁曾经引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的主人公列文说的一句话，来说明这时期俄国历史变动的特点，“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那“翻了一个身”的是农奴制及其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了精确而深刻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动，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小说首先在经济生活方面展现了俄国社会的历史变动。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日趋崩溃，“贵族之家”迅速破产。那些自由派地主，积极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出身微贱的商人廖宾宁、银行家波里加诺夫之流，则取代了贵族地主，成了“生活的新主人”。作者痛心地看到，农村宗法制的自然经济正在瓦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到处生根；大批农民日益贫困，被迫流入城市；处处农事不振，土地荒废。总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贵族地主还是农民，“一切都混乱了”，都感到金钱势力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

资本主义势力也引起了思想道德方面深刻的变化。“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棵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托尔斯泰无情地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思想道德的堕落：官场腐败，贿赂风行，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赫赫有名的卡列宁部长，是一个虚伪、冷酷、极端自私、利欲熏心的“木偶”。天潢贵胄奥布浪斯基公爵，为了谋求一个薪俸高的职位，极尽卑躬屈节、阿谀逢迎之能事，甘愿接受银行家波里加诺夫的有意侮辱，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等了几个钟头。而彼得堡上流社会那“浑然一体”的三个社交集团，更是贵族资产阶级灵魂腐朽、道德败坏的集中体现：以卡列宁为首的政府官吏集团，是一些尔虞我诈、冷酷自私、钻营牟利的“官僚机器”；以利蒂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接近宫廷的老年贵族集团，是一伙假仁假义、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以培脱西·特维尔斯卡雅公爵夫人为中心的青年贵族集团，则是一群荒淫无耻的高等嫖客和娼妓。作者借安娜临死前的话对这个上流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谴责：“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目由的爱情。但她生活所在的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却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这个社会已完全被金钱权势所腐化，夫妻之间毫无真挚的感情，人们习惯于互相欺骗。当安娜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就一起向她施加种种可怕的侮辱和非难。后来，渥伦斯基又对她冷淡下来。安娜付出了失去家庭、儿子和社会地位的高昂代价，真挚自由的爱情不仅找不到，而且陷入难堪的处境，做家庭奴隶的命运还在等着她。她感到再也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以自杀对这个社会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

托尔斯泰由于世界观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没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他特意塑造了在爱情问题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吉提和忍辱求全的杜丽的理想形象来和安娜进行对照，用列文和吉提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的不幸福的家庭相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揭露批判力量。

列文是一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关系的庄园地主。列文对资本主义侵袭下俄国“旧基础”的迅速崩溃感到十分不安。但对造成这一切现象的社会原因，又缺乏正确理解。他孜孜以求地想要找出一种振兴农业、抵制这场新的社会灾难的办法。但他努力进行的却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参加劳动，和力图走一条“对于我自己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独特”道路——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他兴致勃勃地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至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很明显，列文的这种思想和主张，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空想，是行不通的。改革失败后，他“濒于自杀”，否定一切理想和事业，坠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深渊。最后，他又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托尔斯泰这时期的思想和生活的体现。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①，通过列文的观感，托尔斯泰非常清楚地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变动。但“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②，通过列文的道路，托尔斯泰却“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③，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④。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了，但还没有达到后期作品那样强烈批判的深度；阶级调和论、宿命论和“不抵抗主义”的说教比以前加重了，但还没有达到《复活》那样的严重程度。列文既是以前的聂赫留朵夫公爵（或奥列宁公爵、别竺豪夫伯爵）的继续，又是后来的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前身。理想化的宗法制农民弗克尼奇，既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达耶夫的发展，又是《复活》中的渡船上的“老人”的前奏，以前作品（特别是《战争与和平》）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技巧，鲜明的对比手法和辛辣的讽刺笔调，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在晚期作品《复活》中更得到精湛的发展。

资本主义对俄国猛烈的冲击，造成“旧基础”的急剧破坏。俄土战争，特别是80年代初俄国连年的大灾荒，使国家经济濒临绝境，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激烈。在1879至1881年俄国第二次民主运动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托尔斯泰加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他自己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法庭审判和人口调查，访问贫民窟，走访监狱、法庭和教堂，深入底层与农民工人广泛接触，这些活动加深了他对沙皇暴力机构及其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认识，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他由原来力图调和地主与农民矛盾的立场转向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在日记、政论和《忏悔录》中强烈地谴责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的生活：“我离弃了我们这圈子里的生活，我认清：这并不是生活，……我应当去理解的……不是我们这般寄生虫的生活，而是这些创造生活的、平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妻女也严加指责，骂她们“游手好闲”。他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拒绝当陪审官，自己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穿起粗布衣、树皮鞋，每天早起，担水劈柴，努力从事体力劳动。他还帮助孤苦无助的农妇耕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这种急剧地被摧毁，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加强了注意，加深了兴趣，从而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①

他在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尔奏呜曲》（1887—1889）、《哈吉·穆拉特》（1896—1904），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鲜明地反映了转变后他的宗法制农民观点本身的矛盾。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②

托尔斯泰晚年陷入极端苦闷之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的生活经常发生冲突。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弃家出走，不幸中途得病，于11月7日在阿斯达普沃车站逝世。

托尔斯泰继承和发扬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上善于创新。他扩大了艺术的表现领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面和丰富的生活内容。他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善于表现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使人物形象极为生动逼真，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的辩证法”。他的语言优美，用词准确鲜明。他的作品深入地反映了1861年至1905年这个历史时期俄国社会复杂的矛盾，的确成了反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的一面镜子。

是《安娜.卡列妮娜》,开头的一段就是。

对 此为开篇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