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吨油罐车运输队找活: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就业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总需求加速增长的过程正在形成。如果没有大的政策调整，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出现偏高的通货膨胀。从1998年开始的以刺激总需求为中心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转折性调整的需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3年6月组织了“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课题组，对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可能与前景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含着林毅夫、陈平、施建淮、金甫春等“经济中心人”的智慧。

日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这一课题召开了讨论会，会上，宋国青代表课题组作报告，诸多专家参与了讨论。其主要观点有———
警惕通货膨胀

总的看来，一个总需求加速增长的过程正在形成。如果没有大的政策调整，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出现偏高的通货膨胀。拖到那时再考虑控制总需求，就会重复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剧烈改变和总需求大幅度波动的情况。

在这样的局面下，从1998年开始的以刺激总需求为中心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转折性调整的需要。在未来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将会是，稳定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压缩财政赤字和银行不良贷款并注意控制外汇储备的风险，协调不同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国内政策和涉外政策。

总结过去20多年总需求管理的经验，应当注意的是充分发挥利率汇率等价格杠杆的作用，顺应市场，尽量避免使用行政手段，避免将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产业政策。这也意味着，有关的政策调整应尽量考虑微调勤调。

以相对低估本币价值和其他有代价的政策来刺激出口和刺激外资，惟一的理由是刺激总需求。这在内需疲软的情况下有一定道理，虽然并不充分。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消失了。因为对外经济政策涉及到巨额国民财富的得失，总需求政策调整的顺序应当是先外后内，其中汇率的调整应当是第一优先。

按照中等幅度的调整和有关弹性估计，进出口方面的变化可能导致每年约5000亿元的实物量顺差减小，需要靠内需增加来弥补。另外外资也可能相对减小，需要靠国内贷款和投资的增加来弥补。这是静态比较，在考虑动态过程时需要一定调整。在总量上实现这一点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贷款控制过于严厉不利于内需替代外需。

建议优先考虑的政策组合

一是人民币一次性升值5％；二是将出口退税的有效税率下调4％，同时同幅度下调进口税；三是保持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使人民币通货膨胀率略高于其他主要货币的通货膨胀率。这三项合起来，可以使人民币实际兑换值上升10％。

这个组合的要点一是直接升值；二是同时同幅度下调进口税率和出口退税率。本来可以更多考虑调税率的办法，但是对两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担心。一是多减甚至只减出口退税率而少减甚至不减进口税率。另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减了进口税率会使有些产业要求保护，由此导致非税贸易壁垒的加强。

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其他政策，货币政策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应当比较适中，为内需替代外需提供条件，在通货膨胀比较明确以后直接通过调控利率来调控总需求。再有就是控制银行不良贷款和财政赤字相对从缓，保证涉外政策调整比较平顺地实施。

折中的建议

尽可能争取一定幅度的直接升值与同幅调减出口退税率和进口税率，剩下的升值潜力通过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来消化。如果主要靠通货膨胀来实现平衡，也有较高和较低通货膨胀的区别。在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下，大约3年可以使人民币真实值下降10％，而8％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可以在2年内完成调整。在直接升值这点上不同的看法分歧很大，怎样调有关税率也有比较大的分歧。这里说的是，从前文分析的逻辑考虑，要与不同意见调和折中的话，怎样权衡取舍。最应当坚持的是同幅调减进口税和有效出口退税率。如果是单边下调出口退税率，那还不如搞通货膨胀。最好进口税能多减一点，但这涉及财政收支问题。今后几年需要压缩财政赤字，不能考虑给财政添负担。

实现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需要相对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目前情况下静以待变的货币政策就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保持目前的货币数量增长率不变，估计通货膨胀率将会很快达到5％以上。在这一点上，不能赞同货币数量增长率上升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观点。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过程中，必须很快上调银行存贷款利率，才可以使货币数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稳定下来。没有利率的调整，货币数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将会加速上升，除非采取其他严厉措施来控制。在5％－8％的通货膨胀率下，考虑到利息所得税，银行存款利率应当达到7％－11％。

这个方案可以看作折中的建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一个预测。从预测的角度看，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偏低的甚至负的真实利率、单边下调出口退税率、用非市场手段抑制外汇和货币数量的过快增长。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快实现完全通过利率、汇率和税率这些杠杆来调节总需求是很困难的，能够在这个方面有进展就可以理解为调控总需求水平的提高。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经济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进展太慢仍然会导致很多问题。

升值与调税的比较

同时同幅度下调有效出口退税率和进口税率（包括增值税和关税）的综合效果相当于本币升值，所以提高本币的真实兑换价值可以采取直接让本币升值的办法，也可以采取调税的办法，自然还可以两者混合。如果确定了提高本币真实兑换价值这个原则，进一步可以考虑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同时调低出口退税率和进口税率，相当于纯粹的汇率变化，并不影响国内外商品的比价。如果两边不对称，就会歪曲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当于改变关税。如果单边下调有效出口退税率，在效果上相当于本币升值加普遍提高关税率。本币升值这个效果现在是需要的，而普遍提高关税税率这个效果在任何时候都是应当防止的。即使没有WTO，从中国经济自身来看，也应当努力降低关税和削减其他贸易壁垒。从过去多年的情况看，削减贸易壁垒对经济增长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如果在这一点上倒退，长期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短期的得益更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搞通货膨胀。

现在的出口退税率从0到17％不等，但实际支付的比较少，拖欠的情况比较严重。从企业的角度看，也没有预期能够很快地全额退还。所以实际的有效退税率（对拖欠部分打折）远低于名义退税率。如果全部取消出口退税，可能相当于取消8％左右的有效退税率。从财富转移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损失最小的办法。

对进出口一边退税一边征税，具有鼓励虚报价格和骗税偷税的作用，本来就应当逐渐减弱直到取消。在1998年前后，人民币有贬值的需要，而政策又是保持汇率不变，那时不仅不能减退税，还需要用增加出口退税率的办法来使本币实际贬值。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本币升值潜力的存在为减退补税提供了条件。

以上是就长期效果而言的。同时下调进出口退补税的短期效果之一是影响不同商品的比价，这会导致一些产业受进口的冲击。所以，在选择升值与调税的组合时，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一旦定下来，就要严格规则，坚决不搞产业保护。若是减了进口税以后再加强产业保护，那就是倒退，还不如简单升值好。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选择升值与调税并举的方法。

通货膨胀的得与失

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不采取大的政策调整，通货膨胀率将很快显著上升。在开始的时候，可以使名义利率低一些，真实利率为0甚至为负。但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最后还是要靠提高利率来平衡。这个时候利率应当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使真实利率比较高，才能抑制高通胀的持续，回到理想的通货膨胀率。

即使是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同幅同步上升，也意味着巨额的财富转移，因为已经发生的人民币债务是以过去的低利率为基础的。目前的银行存款和各经济单位持有的现金以及各种债券，都会发生真实价值的损失，损失的总额将是非常大的。

不过这只是债权方的损失，负债方可以由此获益，实际发生的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总的来说对家庭不利，对财政和企业有利。银行方面的损益取决于负债和资产的时期结构。目前能直接看到的是，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国债，将会产生直接的损失。虽然这个失完全变成了财政的得，但对商业银行的利润仍然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这样的财富转移不是只发生在国内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已有的近5000亿美元的外资和近期将发生的外资将参与这样一个财富再分配，并且基本上是只赢不亏。通货膨胀将导致实际资产升值，在汇率不变的前提下，外资按美元计算的价值上升了。外资的这部分所得最后体现为国内储蓄者的财富损失。

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将有国外资本进入套取利差。事实上，现在进来的外资，可以先购买实物资产，等待通货膨胀，在利率上升以后，还可以部分转移到证券投资方面套利。国内投资者也可以这样做。问题在于，通货膨胀并不是必然的。另一个可能是本币升值。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国内投资并没有得到什么，而外资没有得到利差却得到了汇差。这两个差总能得到一个。

其实，对于已经发生的外资来说，无论通货膨胀还是本币直接升值，都可以得到好处。但对于将要发生尚未发生的外资来说，两个政策的效果不一样。本币直接升值可以在一天内完成，但是通货膨胀绝无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本币升值以后进来的外资只能得到正常的投资利润而得不到利差或者汇差，而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有外资进来一直到升值潜力消失。按通货膨胀的办法，以3年的时间计算，新增加的外汇就是非常大一个数目。本币当升不升而坐等通货膨胀来冲销升值潜力，意味着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损失。

另外，从稳定经济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必要人为搞出通货膨胀来。在通货膨胀起来和最后受到控制而下去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过度的波动和其他不理想的结果。虽然调整汇率和税率也有不确定性，但在通货膨胀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可靠性更高一些。

如果将通货膨胀率推高到5％－8％，存款利率达到7％－10％，外汇储备的隐性损失就会部分变成显性损失。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是国内银行的存款利率和银行的运作成本，而收益是美元债券的利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将低本币真实兑换值，就是将汇率的不平衡变成利率的不平衡。

观点碰撞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美日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基于政治需要，没有经济基础。

我个人非常支持现在政府所说的人民币不升值。主要原因在于，现在日本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都是为它们国内政治服务。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出口产品和日本的出口产品90％是不重叠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不竞争的，在10％的重叠产品中，我们产品的层次跟他们也不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真是升值的话，日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从美国市场上来讲，我们出口总值在美国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1％，要是不从中国出口的话，美国自己又不生产这些产品，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样它的成本会更高，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造成中国卖的产品更贵，而是它从比中国更贵的地方来进口这些产品。

一个国家的币值应该怎么决定，绝对不应该基于国外的政治考虑。我国政府决定在目前的状况之下人民币不升值，咬定这一点不放，我认为是对的。首先我们按照国内的需要而不是国外的政治需要来决定汇率，而且这样的政治需要实际上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同时如果投机的资金知道我们会不升值，投机行为就会减少，我们升值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谢平（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在利率管制前提下，央行调整利率，使真实利率波动偏离自然利率。

报告的最后有一点结论是很有意思的，就是GDP周期的波动主要来源于真实利率的波动。而在宋国青的逻辑框架里面，真实利率是名义利率引起的，是因为中央银行调整利率造成的，我记得报告里面专门有这句话，该下调的时候不下调，该上调的时候没上调。用这个来分析过去几年经济周期和贷款增加，或者是通货紧缩，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路。

宋国青的报告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在过去二十年当中，中国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利率，打乱了真实利率的波动，真实利率的波动偏离了自然利率，造成了GDP的波动。

许小年（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不要看到价格上涨就以为需求太强；看到价格下跌就以为需求太弱。

我认为这几年通缩的主要问题不在需求这一侧，而是在供给这一侧，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所引起的。

为什么讲是供给因素引起的通缩呢？一般情况下，当需求曲线往里移的时候会发生通缩，但是这时候，横轴上的产出GDP是下降的；我们这几年的情况正好相反，GDP在高增长，而通货却在紧缩，其原因应该是供给曲线往外移，而不是需求曲线往里移。这样在新的均衡点上，就产生了GDP增长、价格水平下降的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出现了一点通胀，但是主要是由国际能源价格引起的，我们发现国际能源价格对中国价格指数变动的解释能力达到了70％－80％。所以我们在解释目前的价格变动趋势的时候，也要区分是供给方面的因素，还是需求方面的因素，不能一看到价格上涨，就是需求太强，一看到价格下跌，就是需求太弱。我们要打破这种习惯性思维。

再讲一下汇率，我本人认为应该逐渐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汇率不浮动使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现在央行靠发央行票据来调节，如果成为制度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在长期依赖央行票据来维持固定汇率的同时，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在开放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固定汇率是没有可能存在的，它非常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在冲击面前，各国的央行，不管多么强大，最后都要受伤。瑞典在遭到攻击之后投降了，英镑遭到攻击后也投降了。他们当时的外汇储备都很充足，但炒家认准了，你不可能用高的利率来抵抗冲击，因为高利率对本国经济的杀伤力太大。换句话说，捍卫固定汇率制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来看，人民币确实要升值，但我们可以藉此推进汇率体制的改革。

汇率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进行调节。现在不升值，一方面是国家主权问题，另外是现在在汇率升值的压力之下，风险非常大。从长期来看，确实要升值，还要想办法推动汇率体制的改革。

在当前的升值压力之下，中国只能朝前走。事实上从改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改革都是在外面的压力下做出的。现在不升值，一方面，降低进出口退税的税率是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就是借这个机会，把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统一。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的体制改革滞后，它的毛病被扭在真实汇率上。

宋国青的报告很好，国青去年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要讲清楚目前宏观经济走势，汇率问题是个纲，其它的都是目。这是他在《财经》上写的一篇时评里面讲的。他的一个长处，就是抓“真“，紧紧抓住“真实利率”、“真实价格”、“真实汇率”不放。小年讲供给讲得挺清楚，其实供给是体制的问题，我想讲十年来的真实体制是怎么变化的，配上他这个研究，也许解释会更强一点。

体制方面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94年到现在，整个体制可以用两个圈来解释。

上面一个是行政配置资源的圈子，现在讲叫做“滞”圈，在这个圈里，财政、金融、国有企业、国有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这几个环子转得很困难了，这一块的债务（真实债务加各种或有债务）加起来可能超过GDP了。下一个圈是民营经济的圈，民营经济现在很厉害，包括我们的民有民营、国有民营、公有民营以及三资企业，这一块的竞争力极强。十年前，下面这个环很小。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经历了体制上的沧桑之变，现在上面的圈名义上还很大，实际上只占真实经济活动量的二成到三成。
那么，上面这个圈子的效率和下面这个圈子的效率，在同等可比的情况下，到底差多少呢？同等的制造业，十亿销售额的工厂，如果可比，国有的厂子和民营的厂子，效率差多少呢？我想五倍到十倍是起码的数字，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里这个数字可能更大。

现在有些领域的改革明显滞后，特别是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在根本问题上长期封住不动，现在把它的毛病扭在真实汇率上。国青的判断，是一年一两千亿，甚至是两千亿以上的人民币的损失，这是一种算法。我的感觉，假如我们在金融上不敢动，汇率上市场机制放开一点，对整个金融的改革，可能是一个刺激。我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得了艾滋病，因为这是一个公众信用经济，现在丧失了信用力，有那么多的欺骗行为，所以现在要调理。我们的银行得了“败血病”，有多少的坏账，你剥一块儿，里面还有，为什么不改？不改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使整体经济出现某种“偏瘫”症状，使宏观调控丧失主动性、灵活性，是最重要的经济参数和汇率、利率等扭曲程度增加。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总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跌，市场萎缩，造成企业本身的投资风险加大。

我们对于通货紧缩的判断应该是从供求双方结合，不完全是需求方面，也不完全是供给方面。通货紧缩是供需严重失衡的表现，从需求方面来看是不足，从供给方面来看是过剩，这两方面是离不开的，同时又互相影响。我们的总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市场萎缩，造成了企业本身投资风险的加大，使得存货增加，这都是完全相关的。我们可以把刚才许小年提的意见，和宋国青分析的结合起来，从供和求两方面来分析，但是会有一个重点，最后会在某一个链条中找到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