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柯字的女孩名字大全:刘师培为何背叛革命？

晚清著名革命家和学者刘师培背叛革命一事，是近代史上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刘之背叛，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辛亥前革命党历史上影响至巨。但是，造成此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过程究竟怎样，迄无圆满的解释 。作为连命都敢豁出去的号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为什么突然间便背叛了革命？
一
本文认为，刘之背叛，乃发端于对孙中山的不满。
1907年2月13日，刚好大年初一，刘师培带着母亲李氏、夫人何震，和诗人苏曼殊一起，起程东渡日本 。同行的，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此人在历史文献中形象恶劣，对刘师培背叛革命起了很坏的作用。
刘师培此次东渡扶桑，是其生命的重大转折点。日本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同盟会总部即设于此。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这里仅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就有17860人。他们很多是革命党，或者是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但鱼龙混杂，也不乏异类。刘师培到日本来，原本抱着满腔纯洁的革命激情和美好向往。但是，他对革命的曲折性以及革命队伍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加之他的性格原本就很偏激，不健全，所以一旦遭遇和自己理想相去甚远的残酷现实，对革命满腔光明灿烂的向往很容易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往往不容易被来自外部的势力打倒，却容易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内心的痛苦击垮。不幸的是，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革命队伍的状况，恰恰触发了他性格中不稳定的方面。
刚到东京，刘师培恰好赶上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立刻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对孙中山大举围攻。此一事件，激发了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失望情绪，埋下了背叛革命的心理基础，成为他脱离革命的起点。
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举行宴会，为中山饯行。参加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日本方面则有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几位，刚刚踏足于此的刘师培也在其中 。由此可见，刘师培虽然年仅24岁，但由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几年来在国内反清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已经成为革命党最高层领导圈子中的一员。此时，假如他善于把握自己，谦虚一些，能克制自大膨胀易激动而略感异化的文人气，进一步接受考验，不断砺炼，丰富自己，则以此为起点，日后很可能会成为人人景仰的革命翘楚。然而，在革命的十字路口、人生的转折点上，刘师培却犯了致命的路线性错误。结果，一步错，百步歪，愈陷愈深，过河卒子般不能回头了。
此次孙中山离日，日本政府和日商铃木久五郎各有赠款。孙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就收下了。正由于这两笔钱，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演变为"倒孙风波"。以后的许多年里，革命队伍都承受着由此而带来的损害。
3月4日，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两大亲信离开日本。他走后，革命党内部矛盾爆发开来。此时，章太炎正主持《民报》，极其困窘，因此提出，要将铃木所赠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而孙中山本来就在指导思想上对章太炎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章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却迂腐地谈什么国粹，实在不合适。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需用钱，因此只给拨了两千元。章太炎则认为孙中山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工作，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这种思想、风格及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两人的感情，偏偏孙中山又没把日本政府赠款的事通报给章太炎等人，太炎后来得知此事，感觉受了侮辱和愚弄，不禁怒气中烧。他提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由黄兴接替。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人全都表示同意 。
此时的刘师培，正处在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于是完全倒向章的一系。从思想感情到私人交往，从性格情趣到学术取向，他都不能不一边倒。而他与孙中山，原本就没有任何私人交情，性格、情趣、爱好也完全不同。经此突发事件，其原本潜伏着的瞧不起孙中山的情绪，被引爆出来，使他益发坚信孙中山不可靠。刘师培背叛革命后曾经对对孙中山有过这样的评价："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此话虽出之于尔后，但情绪的潜伏和偏见的形成，却不短暂，反映出他先前对孙的反感，而当时有类似情绪者颇不乏人 。孙中山是否像刘师培所说的那样糟糕，抑或这仅仅是刘师培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既然刘师培对孙中山持如此糟糕的看法，加上他原本就过多的骄狂，再由个人情趣和好恶出发，也就很难理性平静地对待突发事件，很难从革命大局出发来作判断，处理事情。而且，他还有个私心，那就是想自己做领袖。所以，刘师培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要求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并得到日本人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支持。结果，遭到刘揆一的拒绝，这就更惹恼了章、刘，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最终，由于黄兴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维护孙中山，表示自己绝对不当总理，风潮才暂告平息。刘师培目的没有达到，同盟会领导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一时间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尔后的两三年里，又引发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以至孙中山等骂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章太炎等骂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而刘师培对孙也就由鄙夷发展为仇恨。刘师培的这种心理变化，陶成章后来有过很好的概括："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 刘师培本人也曾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抛开这两段文字的字面涵义，单从其所透露出来的心理层面着眼，其中所反映的刘师培心理变化的线路，是很清楚的。
可以看出，章太炎、刘师培有很强的性格弱点，而且基本不懂得革命的运作程序和规则，缺乏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素质 。按理，他们作为同盟会高层成员，应该非常自觉地与同盟会纲领保持一致，维护总理的政治核心地位，处处以大局为重。但是，他们却在革命阵营里大闹书生情绪，这显然不合适。就此而言，有些事情孙中山不告诉他们，不仅可以理解，还是一种策略，但不能因此说孙中山完全不信任他们。从章太炎、刘师培的反应看，对孙中山有牢骚、不满，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毕竟不正确；由此而采取过激举动，则是有损革命整体利益的不顾大局的行为，应该批评。当然，孙中山组织工作做得不细，甚至有些独断专行 ，也有其责任。特别是在处理领导层关系的问题上，弄不好就很容易对同志造成伤害，使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但是，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孙中山又确实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固并隐蔽的领导核心。他的工作实际上很难做细致，做章太炎们的思想工作也未必做得通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某些事情，对其他同志通报也不是，不通报也不是，很无奈。这个难题，只能靠革命同志的觉悟去自行化解。而在革命组织的初期，所谓"觉悟"云云，显然又谈不上。再说，同盟会本来就是几个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分为许多小派别，除革命大目标一致外，内在思想的张力很大。仅就《民报》二十几位撰述人看，就明显地分为孙中山与章太炎两大派系 。在此情况下，如何能够既发扬民主，又有统一的革命意志和行动，确实难办。偏偏孙中山的领袖威望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而是与章太炎难分上下；难分上下的孙、章，风格偏又很不一样。章太炎书生气太重，孙中山功利性太强。孙主抓军事和财政，章主管理论宣传，二者缺乏默契和配合，往往脱节。这样，就为刘师培那种不甘人后喜出风头的狂热书生提供了瞎折腾的土壤和环境。这种格局，是任何革命队伍在其发展初期都难于避免的，但是，那种出于为章太炎辩护而对孙中山却斤斤苛求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
本文认为，在倒孙风波中，孙中山代表的是革命的全盘和大局，是正确路线，而章太炎只代表《民报》这个革命的局部，刘师培则主要是代表个人。章、刘虽有区别，但均闹了个人主义，把革命大局抛到了一边，走的是错误路线。其结果，无论对革命，还是对个人，都造成极大伤害。就个人而言，章太炎、刘师培与孙中山分裂后，均进入生活和精神的痛苦期，对革命产生强烈的失望情绪。从逻辑上讲，两人这时候都潜伏着脱离革命的逆反心理。但是，章太炎虽然一度心灰意冷，毕竟把握住自己，没有继续滑落。这首先是由于他革命意志原本坚决，个人定力修养一向深厚，也由于他当时孤单一人，身边没有坏人鼓捣。而刘师培却没有把握住自己，加上身边有坏人撺掇，便继续下滑，由脱离而走上了背叛。当然，由"心轻孙文"到"大恨党人"，由背离领袖到背叛革命，由"察其隐情"到"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曲线的滑落毕竟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思想的脉络上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
政治实践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百家争鸣，政治活动则需要思想统一。"倒孙风波"导致组织分裂，而思想分歧既是组织分裂的诱因，又是其发展，又有自身的脉络 。事实上，章太炎、刘师培作为学术家和革命家一身二任的人，在倒孙运动中并没有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结果，当其组织上偏离领袖之后，在理论思想上，与孙中山也离得愈来愈远，甚至章、刘之间，在交情的热恋期，也产生了思想分家的倾向。这对学术研究而言，或许是件好事，但对共同的革命事业而言，却弊大于利。
在孙中山心目中，革命的楷模是英美，而章、刘除了日本，未到过第二个国家。孙中山偏重西洋，章、刘盯住亚洲，刘更进一步趋于世界大同无政府。这一思想分歧，最初可以从章太炎组织的地域性国际民间组织亚洲和亲会反映出来 。该会没有一个孙中山系统的人，可以看作是章太炎力图实现自己独创一套的革命理论的实践产品，大有与孙中山一比高低另立山头的架势。显然，亚洲和亲会与章孙分裂具有某种关联，至少是反映了两人思想的歧异。所以，有日本学者指出："该会旨趣十分明显，与孙文等人期待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援助这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尖锐对立。" 可谓知言。
此时，刘师培在政治思想上与章太炎是相互捧场的。例如，他发表过一篇《亚洲现势论》 ，上来便说："今日之世界，强权横行之世界也，而亚洲之地又为白种强权所加之地。欲排斥白种之强权，必排斥白种加于亚洲之强权。"白人在亚洲强权的突出表现，便是英国统治印度、法国统治安南、美国统治菲律宾，而日本虽是亚洲国家，却与亚洲人并非一个心眼，因为它侵占了朝鲜。至于中国，更是"瓜分之祸，悬于眉睫"。然而，日本又不是朝鲜一国的敌人，而是"亚洲之公敌"；日本对亚洲的危害，更甚于白种人。所以，刘师培强烈主张亚洲弱种联合起来，抗强权，求独立，实现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章太炎思想的延伸。
但是，刘师培不甘居人后，不会仅仅给章做配角。孙中山、章太炎都有自己的信徒和阵营，刘也想建立山头，以他为核心和领袖，以其"急而且刚" 的理论为指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1907年6月，刘师培与张继（而不是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
社会主义讲习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但从政治革命层面看，则当另作别论。孙中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却说："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可见，他已偏离同盟会建立中华民国的纲领，也改变了刘师培自己往日所追求的民族、民主主义立场，因为不久前的他自己，就是"仅知民族主义"的。而现在，他作为同盟会员，却全然不理会组织纲领，不遵守起码的组织原则，要去超越民族主义了。所以，至少在思想上，讲习会是革命党分裂的产物。
当然，抛开政治层面的考察，它尚有思想和社会（主要是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背景。有日本学者称，刘师培等人是有别于孙文一派的"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新的革命家"，他们"不满于孙文的美国式民主主义，因而要追求新的革命哲理"。作为事实，这话并不错，刘师培当然也有权利这样做。但是，考虑到刘师培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他这样做又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要么公开宣布退出同盟会，要么在革命组织的体制内实行理论创新。不然的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也不论他的"新哲理"具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对革命事业而言，都没有好处。然而，要想让刘师培停下脚步，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在精神上给讲习会支持最多的，是声望甚高的幸德秋水。这对刘师培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据说，幸德秋水敏锐地看到，这些中国学生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民权论及排满论，正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因此，"同幸德秋水特别接近的并不是孙文一派，而是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新的革命家。" 很明显，幸德等人所以支持刘师培，是基于思想理念的同声相和，而没有顾及到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假如幸德秋水此时能带着刘师培与孙中山一系联手，或者说服孙中山信奉他们的政治理念，历史自然会改观。然而，这一切只能流于我们的美好假设了。
讲习会虽然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大奏不协调音，但刘师培毕竟还是革命同志。就思想的路向而言，他此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确乎超越民族主义，亦即幸德秋水所谓"更高境界"。至少，它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它也不乏与三民主义的重叠之处，如民权、民生二端，景梅九在《罪案》中即曾说，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就民生问题论，刘师培当时的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在革命者中当首屈一指。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还应当将其放在政治层面进行审度。一纸宣言打不倒反动派，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此时的刘师培，既无力去创建新党，又无钱去建立武装；既不是独立于革命之外的纯粹书院式思想家，又不甘心听从领袖的领导，而是热衷于在"新真理"上搞"更高境界"，这只能让当时的清政府高兴。事实上，背叛革命以后，刘师培已经毫不含糊地承认，他所以反对民族主义，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追求真理，也不是什么上"更高境界"的问题，只是为了破坏革命。他在给端方的信中说：
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弥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再看《天义》上刊登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
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明，拟搜辑东西前哲各学术，参考互验，发挥光大，以饷吾国民；复虑此主义之不能普及也，爰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斯旨。
后者的意义，只有借助前者，才暴露无遗 。可见，刘师培对其理论所具有的破坏革命、"正本清源"的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然，谁也不是天生的叛徒。刘师培后来对端方的自白，固属出卖灵魂，也未尝没有事后追封、邀功讨好的意思。因此，还不能说刘师培杂交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是预设好来破坏革命的。而且，仅仅"思想反动"也未必就一定导致背叛革命。当时不满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人很多，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也很多，却不是每个人都背叛了革命 。但是，并非每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都明白其政治危害性，而恰恰是在危害性问题上，刘师培却心知肚明，比谁都清楚。既然清清楚楚，却还要不遗余力地去宣传传播，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其一，这是他不甘人后的学术本性使然；其二，他想自做首领，另搞一套。然而，这两条即便并不为过，也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他要走的那条浪漫的无政府主义之路，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他所操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不过是个十分松散的学术自由市场。他没有丝毫的实际政治本钱。特别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置其对革命大局有害的实际效用于不顾，这在客观上，已经是在帮助清廷了。
不仅背离孙中山同盟会，就是与章太炎，两人也显露出思想上各立山头的端倪。许多人都以为，刘师培是章太炎的配角，相当于前期梁启超之于康圣人。就太炎的心态言之，他确实希望自己如康有为一样有一个类似于梁启超的弟子。此人，非刘师培莫属。1907年6月8日，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民报》第14期发表，太炎阅后言："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此话很能反映太炎的心态。其话外音是：只有康有为是他的对手，而梁启超等，则应由刘师培去对付。革命党中有如此功力的晚辈，只有刘师培。而刘师培也确实为革命党在理论上打败立宪派，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太炎的期许。可是，刘师培这些文章却未必是为章太炎的期许而作，倒是登台亮相表演的成分更大一些。他醉心的，还是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又没有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上对其醉心的无政府主义有所阐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章太炎感兴趣的种族历史考证上面，替种族革命论，提出坚实有力的辩护。据台湾学者朱宏源研究，在《民报》阐扬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的，以廖仲恺为主。这又是一个有趣现象，也正是刘师培思想上与太炎存在歧异的表征。刘师培有时是配角，但并非每场戏都作绿叶。他要另开场子，由自己占据一号位置 。《民报》是章太炎宣扬民族主义的阵地，《天义》是刘师培大讲无政府主义的前哨，刘可以在其间双剑并舞，章也可以在两头来回客串，但主配角的位置却交换了。所以，从《民报》角度看，只能说章刘；而从《天义》角度看，则必须言刘章了。由这种角色转换可以体会出，章太炎大概从没有真心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他参加讲席会活动并作过两次演讲，讨好小辈的意思多，自觉的意思少。所以，二人反目后，章未稍歇，立马就不再信奉无政府主义，何其急遽乃尔 ？就章刘关系言，不是刘师培始终未拜章太炎为师的问题，而是刘师培始终就未甘居章某之后。那种刘师培把章太炎视为学术前辈非常敬仰的看法 ，经不起推敲。
据南桂馨讲，章太炎曾经让钱玄同下通知，要南氏等人不要参加幸德秋水召开的会议，而刘师培、汪公权、丁维汾及苏曼殊等，却主张参加。章太炎还曾禁止南与刘师培往来，南氏居然不惜愤而去职来保持与刘的关系 。这件事虽发生在章刘出现裂痕之后，却也颇能说明问题。它表明，章可以如康有为之视梁启超般视刘，而刘却始终没有如前期梁启超视康有为般视章。这对太炎来说，不仅遗憾，而且还是一个心理上的痛苦。1908年6月1日，章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能够利用学术前辈的身份来调解他与刘的矛盾，所谓"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云云 ，表明刘师培不但不与他"戮力支持残局"，而且还"年少气盛"、"时吐谣诼"，则其视太炎，简直是太不当回事了！
显然，并非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而是刘师培压根就瞧不起章太炎――他又瞧得起谁呢？这种不服气、瞧不起，两人关系好时，可以隐而不发，一旦闹僵，就会不顾忌地"时吐谣诼"了。后来，章太炎公开营救刘师培，刘竟置之不理，颇能反映其性格与心态。
但是，在整个1907年，章刘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很不错的友谊。直到这年12月30日，章太炎给已经回国的刘师培、何震写信，谈到他们走后讲习会第八次开会情形，还说："大杉来会，讲'巴古宁'联邦主义，甚有理致。"而刘师培离开前，除忙于自己的事情外，也一直积极参加章太炎发起的活动，但不能因此不看到二人潜伏未发的内在思想紧张的症状。
曾有古人讥讽孟子说："易言之也，危言之也，牵合言之也，歆动言之也"。这很可用在刘师培身上。他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天生做议会政治家的料，却不幸做了革命实践家。结果，只增加了革命的曲折性，丰富了思想史的篇章，自然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收成。他先背离革命领袖，后背离革命组织；既由思想上脱离革命，又从交情上失去朋友，自己当主人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又搞不下去。接下的路，没有高资大力者当头棒喝，再逢上若干坏人挑唆，那还会好得了吗？
二
背离不等于背叛，却是背叛的前奏。只要机缘成就，背离往往会发展为背叛。不幸得很，机缘很快便降临到刘师培身上来了。
由上可知，刘师培攻击孙中山，大批民族主义，开办讲习会，大讲无政府主义，在组织上思想上都预设了背叛革命的可能。不过，思想是个虚无飘渺很难琢磨的东西，要理出他背叛革命的实际历史轨迹，还必须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而这，又必须从1907年底他的短期回国谈起。这又是一件颇为扑朔迷离的案中案。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他正式背叛革命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他迈向背叛的第一步，而正式背叛，则要推迟到一年以后。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
"倒孙风波"给章、刘带来的精神烦躁，从太炎后来所谓"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师培所谓"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可以显明地反映出来。然而，最让其不能容忍的，还是孙中山事后对他们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 的放任态度，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然而，他们却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把全部抱怨统统发泄给了孙。刘师培后来愤愤叫骂："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而内地之供其使命者，厥为会匪。"自以为纯洁高尚有抱负的两个学问人，怎么甘心与"匪"为伍呢！这一点迂阔不切事情的劲头儿，倒是在太炎晚年，被一位书生当面点了出来："早年读先生《革命道德论》，意思深长，验之今日，知几其神。然革命与道德，本非同物；非反道败德，不能革命成功！几见秀才，而成造反？自古英雄，多起草泽，以非反道败德之人，不克摧社会之纲纪，而扰人心以久定也！" 革命追寻的是推动民族进步的大道德，而不是私人行为方面的小道德。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从大局着眼。于是，下定了脱离革命的决心。为脱离革命，又采取了书生们最容易走的危险步骤。
就在此时，清廷派来的特务不失时机地在东京展开了激烈的策反活动。综合陶成章《浙案纪略》、宋教仁《程家圣革命大事略》以及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1907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媾和，开价一万元，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可程氏实际是个革命者，所以，总庶务刘揆一便和他商量，以为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刘师培并不知道程的身份。在他看来，程既为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人。所以，他找了两个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商量，希望用这笔钱来买他们所憎恶的孙中山的人头。程氏听此，深感诧异，立即偷告刘揆一、宋教仁、吴昆、何天炯。刘师培对孙中山的仇恨竟然发展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实让我们这些后人惊愕。在此背景下，阴谋未得逞，自然会对程恨恨不已。为泄愤，他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显然，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端方此时也在运用金钱外交，在东京收买侦探，离间革命党。而汪公权、何震，也就于此时被收买，成了侦探。这两个人又回过头来"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刘师培在"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心理作用下，"渐动其心"，终于被拉下水。
陶成章、宋教仁、冯自由以及其他各家记载，对史实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语焉不详乃至混乱的情况。特别是在时间上，常常前后穿插、互为因果。后人据之论断此节历史，也常将1907、1908以至1909年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不加区别地笼统叙述。笔者以为，应尽量把时间限定在1907年，避免倒果为因。这样，尽管有许多细节还不清楚，但至少可以断定三点：端方确实在日本搞了策反活动；刘师培对孙中山的仇恨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在刘师培有意脱离革命的时候，汪公权与何震至少先已有了反叛的念头。这样，他们两位亲人反过来再拉刘师培一把，使其在"外恨党人"而自己单独干又搞不出什么实际名堂的情况下，心理上发生松动，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因此，导致刘师培由脱离而背叛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后鼓动。但"内惧艳妻"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毕竟是"外恨党人"。所以后来章太炎给刘师培写信表示，刘的"铤而走险"是"草泽诸豪"逼出来的："草泽诸豪，素昧问学，夸大自高，陵蔑达士，人之践忿，古今所同，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 就是说，刘之背叛有客观原因，并为其"铤而走险"铺垫了心理基础，但如果此时迷途知返，还为时不晚，至少章太炎理解他，可以原谅他。
那么，汪、何又为何背叛呢？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外好名而内多欲。她一面利用刘的文名，替她办刊物出名，一面嫌弃刘的痿弱，不安于室。汪公权趁此勾引，

本文认为，刘之背叛，乃发端于对孙中山的不满。
1907年2月13日，刚好大年初一，刘师培带着母亲李氏、夫人何震，和诗人苏曼殊一起，起程东渡日本 。同行的，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此人在历史文献中形象恶劣，对刘师培背叛革命起了很坏的作用。
刘师培此次东渡扶桑，是其生命的重大转折点。日本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同盟会总部即设于此。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这里仅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就有17860人。他们很多是革命党，或者是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但鱼龙混杂，也不乏异类。刘师培到日本来，原本抱着满腔纯洁的革命激情和美好向往。但是，他对革命的曲折性以及革命队伍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加之他的性格原本就很偏激，不健全，所以一旦遭遇和自己理想相去甚远的残酷现实，对革命满腔光明灿烂的向往很容易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往往不容易被来自外部的势力打倒，却容易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内心的痛苦击垮。不幸的是，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革命队伍的状况，恰恰触发了他性格中不稳定的方面。
刚到东京，刘师培恰好赶上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立刻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对孙中山大举围攻。此一事件，激发了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失望情绪，埋下了背叛革命的心理基础，成为他脱离革命的起点。
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举行宴会，为中山饯行。参加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日本方面则有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几位，刚刚踏足于此的刘师培也在其中 。由此可见，刘师培虽然年仅24岁，但由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几年来在国内反清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已经成为革命党最高层领导圈子中的一员。此时，假如他善于把握自己，谦虚一些，能克制自大膨胀易激动而略感异化的文人气，进一步接受考验，不断砺炼，丰富自己，则以此为起点，日后很可能会成为人人景仰的革命翘楚。然而，在革命的十字路口、人生的转折点上，刘师培却犯了致命的路线性错误。结果，一步错，百步歪，愈陷愈深，过河卒子般不能回头了。
此次孙中山离日，日本政府和日商铃木久五郎各有赠款。孙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就收下了。正由于这两笔钱，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演变为"倒孙风波"。以后的许多年里，革命队伍都承受着由此而带来的损害。
3月4日，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两大亲信离开日本。他走后，革命党内部矛盾爆发开来。此时，章太炎正主持《民报》，极其困窘，因此提出，要将铃木所赠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而孙中山本来就在指导思想上对章太炎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章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却迂腐地谈什么国粹，实在不合适。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需用钱，因此只给拨了两千元。章太炎则认为孙中山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工作，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这种思想、风格及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两人的感情，偏偏孙中山又没把日本政府赠款的事通报给章太炎等人，太炎后来得知此事，感觉受了侮辱和愚弄，不禁怒气中烧。他提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由黄兴接替。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人全都表示同意 。
此时的刘师培，正处在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于是完全倒向章的一系。从思想感情到私人交往，从性格情趣到学术取向，他都不能不一边倒。而他与孙中山，原本就没有任何私人交情，性格、情趣、爱好也完全不同。经此突发事件，其原本潜伏着的瞧不起孙中山的情绪，被引爆出来，使他益发坚信孙中山不可靠。刘师培背叛革命后曾经对对孙中山有过这样的评价："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此话虽出之于尔后，但情绪的潜伏和偏见的形成，却不短暂，反映出他先前对孙的反感，而当时有类似情绪者颇不乏人 。孙中山是否像刘师培所说的那样糟糕，抑或这仅仅是刘师培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既然刘师培对孙中山持如此糟糕的看法，加上他原本就过多的骄狂，再由个人情趣和好恶出发，也就很难理性平静地对待突发事件，很难从革命大局出发来作判断，处理事情。而且，他还有个私心，那就是想自己做领袖。所以，刘师培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要求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并得到日本人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支持。结果，遭到刘揆一的拒绝，这就更惹恼了章、刘，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最终，由于黄兴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维护孙中山，表示自己绝对不当总理，风潮才暂告平息。刘师培目的没有达到，同盟会领导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一时间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尔后的两三年里，又引发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以至孙中山等骂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章太炎等骂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而刘师培对孙也就由鄙夷发展为仇恨。刘师培的这种心理变化，陶成章后来有过很好的概括："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 刘师培本人也曾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抛开这两段文字的字面涵义，单从其所透露出来的心理层面着眼，其中所反映的刘师培心理变化的线路，是很清楚的。
可以看出，章太炎、刘师培有很强的性格弱点，而且基本不懂得革命的运作程序和规则，缺乏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素质 。按理，他们作为同盟会高层成员，应该非常自觉地与同盟会纲领保持一致，维护总理的政治核心地位，处处以大局为重。但是，他们却在革命阵营里大闹书生情绪，这显然不合适。就此而言，有些事情孙中山不告诉他们，不仅可以理解，还是一种策略，但不能因此说孙中山完全不信任他们。从章太炎、刘师培的反应看，对孙中山有牢骚、不满，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毕竟不正确；由此而采取过激举动，则是有损革命整体利益的不顾大局的行为，应该批评。当然，孙中山组织工作做得不细，甚至有些独断专行 ，也有其责任。特别是在处理领导层关系的问题上，弄不好就很容易对同志造成伤害，使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但是，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孙中山又确实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固并隐蔽的领导核心。他的工作实际上很难做细致，做章太炎们的思想工作也未必做得通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某些事情，对其他同志通报也不是，不通报也不是，很无奈。这个难题，只能靠革命同志的觉悟去自行化解。而在革命组织的初期，所谓"觉悟"云云，显然又谈不上。再说，同盟会本来就是几个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分为许多小派别，除革命大目标一致外，内在思想的张力很大。仅就《民报》二十几位撰述人看，就明显地分为孙中山与章太炎两大派系 。在此情况下，如何能够既发扬民主，又有统一的革命意志和行动，确实难办。偏偏孙中山的领袖威望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而是与章太炎难分上下；难分上下的孙、章，风格偏又很不一样。章太炎书生气太重，孙中山功利性太强。孙主抓军事和财政，章主管理论宣传，二者缺乏默契和配合，往往脱节。这样，就为刘师培那种不甘人后喜出风头的狂热书生提供了瞎折腾的土壤和环境。这种格局，是任何革命队伍在其发展初期都难于避免的，但是，那种出于为章太炎辩护而对孙中山却斤斤苛求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
本文认为，在倒孙风波中，孙中山代表的是革命的全盘和大局，是正确路线，而章太炎只代表《民报》这个革命的局部，刘师培则主要是代表个人。章、刘虽有区别，但均闹了个人主义，把革命大局抛到了一边，走的是错误路线。其结果，无论对革命，还是对个人，都造成极大伤害。就个人而言，章太炎、刘师培与孙中山分裂后，均进入生活和精神的痛苦期，对革命产生强烈的失望情绪。从逻辑上讲，两人这时候都潜伏着脱离革命的逆反心理。但是，章太炎虽然一度心灰意冷，毕竟把握住自己，没有继续滑落。这首先是由于他革命意志原本坚决，个人定力修养一向深厚，也由于他当时孤单一人，身边没有坏人鼓捣。而刘师培却没有把握住自己，加上身边有坏人撺掇，便继续下滑，由脱离而走上了背叛。当然，由"心轻孙文"到"大恨党人"，由背离领袖到背叛革命，由"察其隐情"到"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曲线的滑落毕竟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思想的脉络上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
政治实践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百家争鸣，政治活动则需要思想统一。"倒孙风波"导致组织分裂，而思想分歧既是组织分裂的诱因，又是其发展，又有自身的脉络 。事实上，章太炎、刘师培作为学术家和革命家一身二任的人，在倒孙运动中并没有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结果，当其组织上偏离领袖之后，在理论思想上，与孙中山也离得愈来愈远，甚至章、刘之间，在交情的热恋期，也产生了思想分家的倾向。这对学术研究而言，或许是件好事，但对共同的革命事业而言，却弊大于利。
在孙中山心目中，革命的楷模是英美，而章、刘除了日本，未到过第二个国家。孙中山偏重西洋，章、刘盯住亚洲，刘更进一步趋于世界大同无政府。这一思想分歧，最初可以从章太炎组织的地域性国际民间组织亚洲和亲会反映出来 。该会没有一个孙中山系统的人，可以看作是章太炎力图实现自己独创一套的革命理论的实践产品，大有与孙中山一比高低另立山头的架势。显然，亚洲和亲会与章孙分裂具有某种关联，至少是反映了两人思想的歧异。所以，有日本学者指出："该会旨趣十分明显，与孙文等人期待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援助这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尖锐对立。" 可谓知言。
此时，刘师培在政治思想上与章太炎是相互捧场的。例如，他发表过一篇《亚洲现势论》 ，上来便说："今日之世界，强权横行之世界也，而亚洲之地又为白种强权所加之地。欲排斥白种之强权，必排斥白种加于亚洲之强权。"白人在亚洲强权的突出表现，便是英国统治印度、法国统治安南、美国统治菲律宾，而日本虽是亚洲国家，却与亚洲人并非一个心眼，因为它侵占了朝鲜。至于中国，更是"瓜分之祸，悬于眉睫"。然而，日本又不是朝鲜一国的敌人，而是"亚洲之公敌"；日本对亚洲的危害，更甚于白种人。所以，刘师培强烈主张亚洲弱种联合起来，抗强权，求独立，实现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章太炎思想的延伸。
但是，刘师培不甘居人后，不会仅仅给章做配角。孙中山、章太炎都有自己的信徒和阵营，刘也想建立山头，以他为核心和领袖，以其"急而且刚" 的理论为指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1907年6月，刘师培与张继（而不是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
社会主义讲习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但从政治革命层面看，则当另作别论。孙中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却说："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可见，他已偏离同盟会建立中华民国的纲领，也改变了刘师培自己往日所追求的民族、民主主义立场，因为不久前的他自己，就是"仅知民族主义"的。而现在，他作为同盟会员，却全然不理会组织纲领，不遵守起码的组织原则，要去超越民族主义了。所以，至少在思想上，讲习会是革命党分裂的产物。
当然，抛开政治层面的考察，它尚有思想和社会（主要是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背景。有日本学者称，刘师培等人是有别于孙文一派的"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新的革命家"，他们"不满于孙文的美国式民主主义，因而要追求新的革命哲理"。作为事实，这话并不错，刘师培当然也有权利这样做。但是，考虑到刘师培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他这样做又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要么公开宣布退出同盟会，要么在革命组织的体制内实行理论创新。不然的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也不论他的"新哲理"具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对革命事业而言，都没有好处。然而，要想让刘师培停下脚步，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在精神上给讲习会支持最多的，是声望甚高的幸德秋水。这对刘师培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据说，幸德秋水敏锐地看到，这些中国学生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民权论及排满论，正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因此，"同幸德秋水特别接近的并不是孙文一派，而是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新的革命家。" 很明显，幸德等人所以支持刘师培，是基于思想理念的同声相和，而没有顾及到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假如幸德秋水此时能带着刘师培与孙中山一系联手，或者说服孙中山信奉他们的政治理念，历史自然会改观。然而，这一切只能流于我们的美好假设了。
讲习会虽然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大奏不协调音，但刘师培毕竟还是革命同志。就思想的路向而言，他此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确乎超越民族主义，亦即幸德秋水所谓"更高境界"。至少，它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它也不乏与三民主义的重叠之处，如民权、民生二端，景梅九在《罪案》中即曾说，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就民生问题论，刘师培当时的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在革命者中当首屈一指。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还应当将其放在政治层面进行审度。一纸宣言打不倒反动派，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此时的刘师培，既无力去创建新党，又无钱去建立武装；既不是独立于革命之外的纯粹书院式思想家，又不甘心听从领袖的领导，而是热衷于在"新真理"上搞"更高境界"，这只能让当时的清政府高兴。事实上，背叛革命以后，刘师培已经毫不含糊地承认，他所以反对民族主义，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追求真理，也不是什么上"更高境界"的问题，只是为了破坏革命。他在给端方的信中说：
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弥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再看《天义》上刊登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
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明，拟搜辑东西前哲各学术，参考互验，发挥光大，以饷吾国民；复虑此主义之不能普及也，爰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斯旨。
后者的意义，只有借助前者，才暴露无遗 。可见，刘师培对其理论所具有的破坏革命、"正本清源"的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然，谁也不是天生的叛徒。刘师培后来对端方的自白，固属出卖灵魂，也未尝没有事后追封、邀功讨好的意思。因此，还不能说刘师培杂交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是预设好来破坏革命的。而且，仅仅"思想反动"也未必就一定导致背叛革命。当时不满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人很多，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也很多，却不是每个人都背叛了革命 。但是，并非每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都明白其政治危害性，而恰恰是在危害性问题上，刘师培却心知肚明，比谁都清楚。既然清清楚楚，却还要不遗余力地去宣传传播，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其一，这是他不甘人后的学术本性使然；其二，他想自做首领，另搞一套。然而，这两条即便并不为过，也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他要走的那条浪漫的无政府主义之路，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他所操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不过是个十分松散的学术自由市场。他没有丝毫的实际政治本钱。特别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置其对革命大局有害的实际效用于不顾，这在客观上，已经是在帮助清廷了。
不仅背离孙中山同盟会，就是与章太炎，两人也显露出思想上各立山头的端倪。许多人都以为，刘师培是章太炎的配角，相当于前期梁启超之于康圣人。就太炎的心态言之，他确实希望自己如康有为一样有一个类似于梁启超的弟子。此人，非刘师培莫属。1907年6月8日，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民报》第14期发表，太炎阅后言："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此话很能反映太炎的心态。其话外音是：只有康有为是他的对手，而梁启超等，则应由刘师培去对付。革命党中有如此功力的晚辈，只有刘师培。而刘师培也确实为革命党在理论上打败立宪派，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太炎的期许。可是，刘师培这些文章却未必是为章太炎的期许而作，倒是登台亮相表演的成分更大一些。他醉心的，还是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又没有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上对其醉心的无政府主义有所阐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章太炎感兴趣的种族历史考证上面，替种族革命论，提出坚实有力的辩护。据台湾学者朱宏源研究，在《民报》阐扬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的，以廖仲恺为主。这又是一个有趣现象，也正是刘师培思想上与太炎存在歧异的表征。刘师培有时是配角，但并非每场戏都作绿叶。他要另开场子，由自己占据一号位置 。《民报》是章太炎宣扬民族主义的阵地，《天义》是刘师培大讲无政府主义的前哨，刘可以在其间双剑并舞，章也可以在两头来回客串，但主配角的位置却交换了。所以，从《民报》角度看，只能说章刘；而从《天义》角度看，则必须言刘章了。由这种角色转换可以体会出，章太炎大概从没有真心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他参加讲席会活动并作过两次演讲，讨好小辈的意思多，自觉的意思少。所以，二人反目后，章未稍歇，立马就不再信奉无政府主义，何其急遽乃尔 ？就章刘关系言，不是刘师培始终未拜章太炎为师的问题，而是刘师培始终就未甘居章某之后。那种刘师培把章太炎视为学术前辈非常敬仰的看法 ，经不起推敲。
据南桂馨讲，章太炎曾经让钱玄同下通知，要南氏等人不要参加幸德秋水召开的会议，而刘师培、汪公权、丁维汾及苏曼殊等，却主张参加。章太炎还曾禁止南与刘师培往来，南氏居然不惜愤而去职来保持与刘的关系 。这件事虽发生在章刘出现裂痕之后，却也颇能说明问题。它表明，章可以如康有为之视梁启超般视刘，而刘却始终没有如前期梁启超视康有为般视章。这对太炎来说，不仅遗憾，而且还是一个心理上的痛苦。1908年6月1日，章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能够利用学术前辈的身份来调解他与刘的矛盾，所谓"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云云 ，表明刘师培不但不与他"戮力支持残局"，而且还"年少气盛"、"时吐谣诼"，则其视太炎，简直是太不当回事了！
显然，并非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而是刘师培压根就瞧不起章太炎――他又瞧得起谁呢？这种不服气、瞧不起，两人关系好时，可以隐而不发，一旦闹僵，就会不顾忌地"时吐谣诼"了。后来，章太炎公开营救刘师培，刘竟置之不理，颇能反映其性格与心态。
但是，在整个1907年，章刘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很不错的友谊。直到这年12月30日，章太炎给已经回国的刘师培、何震写信，谈到他们走后讲习会第八次开会情形，还说："大杉来会，讲'巴古宁'联邦主义，甚有理致。"而刘师培离开前，除忙于自己的事情外，也一直积极参加章太炎发起的活动，但不能因此不看到二人潜伏未发的内在思想紧张的症状。
曾有古人讥讽孟子说："易言之也，危言之也，牵合言之也，歆动言之也"。这很可用在刘师培身上。他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天生做议会政治家的料，却不幸做了革命实践家。结果，只增加了革命的曲折性，丰富了思想史的篇章，自然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收成。他先背离革命领袖，后背离革命组织；既由思想上脱离革命，又从交情上失去朋友，自己当主人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又搞不下去。接下的路，没有高资大力者当头棒喝，再逢上若干坏人挑唆，那还会好得了吗？
二
背离不等于背叛，却是背叛的前奏。只要机缘成就，背离往往会发展为背叛。不幸得很，机缘很快便降临到刘师培身上来了。
由上可知，刘师培攻击孙中山，大批民族主义，开办讲习会，大讲无政府主义，在组织上思想上都预设了背叛革命的可能。不过，思想是个虚无飘渺很难琢磨的东西，要理出他背叛革命的实际历史轨迹，还必须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而这，又必须从1907年底他的短期回国谈起。这又是一件颇为扑朔迷离的案中案。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他正式背叛革命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他迈向背叛的第一步，而正式背叛，则要推迟到一年以后。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
"倒孙风波"给章、刘带来的精神烦躁，从太炎后来所谓"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师培所谓"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可以显明地反映出来。然而，最让其不能容忍的，还是孙中山事后对他们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 的放任态度，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然而，他们却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把全部抱怨统统发泄给了孙。刘师培后来愤愤叫骂："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而内地之供其使命者，厥为会匪。"自以为纯洁高尚有抱负的两个学问人，怎么甘心与"匪"为伍呢！这一点迂阔不切事情的劲头儿，倒是在太炎晚年，被一位书生当面点了出来："早年读先生《革命道德论》，意思深长，验之今日，知几其神。然革命与道德，本非同物；非反道败德，不能革命成功！几见秀才，而成造反？自古英雄，多起草泽，以非反道败德之人，不克摧社会之纲纪，而扰人心以久定也！" 革命追寻的是推动民族进步的大道德，而不是私人行为方面的小道德。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从大局着眼。于是，下定了脱离革命的决心。为脱离革命，又采取了书生们最容易走的危险步骤。
就在此时，清廷派来的特务不失时机地在东京展开了激烈的策反活动。综合陶成章《浙案纪略》、宋教仁《程家圣革命大事略》以及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1907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媾和，开价一万元，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可程氏实际是个革命者，所以，总庶务刘揆一便和他商量，以为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刘师培并不知道程的身份。在他看来，程既为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人。所以，他找了两个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商量，希望用这笔钱来买他们所憎恶的孙中山的人头。程氏听此，深感诧异，立即偷告刘揆一、宋教仁、吴昆、何天炯。刘师培对孙中山的仇恨竟然发展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实让我们这些后人惊愕。在此背景下，阴谋未得逞，自然会对程恨恨不已。为泄愤，他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显然，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端方此时也在运用金钱外交，在东京收买侦探，离间革命党。而汪公权、何震，也就于此时被收买，成了侦探。这两个人又回过头来"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刘师培在"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心理作用下，"渐动其心"，终于被拉下水。
陶成章、宋教仁、冯自由以及其他各家记载，对史实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语焉不详乃至混乱的情况。特别是在时间上，常常前后穿插、互为因果。后人据之论断此节历史，也常将1907、1908以至1909年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不加区别地笼统叙述。笔者以为，应尽量把时间限定在1907年，避免倒果为因。这样，尽管有许多细节还不清楚，但至少可以断定三点：端方确实在日本搞了策反活动；刘师培对孙中山的仇恨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在刘师培有意脱离革命的时候，汪公权与何震至少先已有了反叛的念头。这样，他们两位亲人反过来再拉刘师培一把，使其在"外恨党人"而自己单独干又搞不出什么实际名堂的情况下，心理上发生松动，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因此，导致刘师培由脱离而背叛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后鼓动。但"内惧艳妻"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毕竟是"外恨党人"。所以后来章太炎给刘师培写信表示，刘的"铤而走险"是"草泽诸豪"逼出来的："草泽诸豪，素昧问学，夸大自高，陵蔑达士，人之践忿，古今所同，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 就是说，刘之背叛有客观原因，并为其"铤而走险"铺垫了心理基础，但如果此时迷途知返，还为时不晚，至少章太炎理解他，可以原谅他。
那么，汪、何又为何背叛呢？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外好名而内多欲。她一面利用刘的文名，替她办刊物出名，一面嫌弃刘的痿弱，不安于室。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 。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先后都讲过 。
看来，汪、何有染，确属空穴来风，不为无根。而且，不只与汪，何与苏曼殊也遭人议论。汪东的回忆有鼻子有眼，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但时间坐标却不清楚。他先说"章太炎从民报社迁居刘处，于无意中

作为晚清革命党阵营里一流的学问家，刘师培本可成为流芳百世

的人物，遗憾的是最终他却因背叛革命为清廷效命而钉在了历史的耻

辱柱上。大错是如何铸成的呢？解开这个谜团，也许需
要我们回到历

史的现实情境中，追寻促成这一事件的他个人及其环境的诸因素。

晚清是一个诞生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时代。进入民国，革命家与学

问家一身二任的时代特点就明显地淡化了。在革命党阵营里，第一位

有学问的革命家，当数章太炎。第二位，恐怕就要说到刘师培了。

不过，师培虽与太炎并称“二叔”，但在许多方面，实在没办法

与太炎比。单就革命的坚定性而言，太炎虽也有过放弃革命到印度去

做和尚的想法，而且此事的许多隐情至今还是个谜，然而太炎毕竟贞

操清明，彪炳史册，而刘师培，却以背叛革命、充当清廷走狗的不争

事实为士林所不齿。

不争是不争，原因却未必清楚。讲到刘的背叛革命，就笔者所接

触的资料看，大都语焉不详，不能使人餍足。读史至此，也就难免要

问：刘师培作为一位连命都敢于豁出去的“激烈派第一人”，怎么说

变就变了呢？

“变”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可刘未免也变得太快了——

昨天夜里还是个好好的人，转天早上便成了鬼。这里的原因，到底何

在呢？

刘之背叛，与对孙中山的不满有很大关系。

照我看，刘之背叛，与对孙中山的不满有很大关系。刘与孙没有

任何私人交情，也从没有被孙真正信任过。这一点，甚至连太炎都不

能免。而作为文人气甚重的章太炎和刘师培，都多少有一点瞧不起孙

中山。当然，刘年轻，瞧不起的成分要更多些。所以，刘师培一踏上

日本，便立刻参与了试图推倒孙中山的风波。

那是1907年2月13日，刚好大年初一，刘师培带着母亲、老婆，和

苏曼殊一起，开始东渡扶桑。同行的，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一个狭

隘、自私、阴险的小人。

此时的日本，正可谓是革命党人的水泊梁山。刘师培上得山来，

屁股还没坐暖，就赶上了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自大膨胀而容

易激动的心灵立即迸裂开来，立马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对孙中

山大举围攻。

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内田康哉举行宴会，为中山饯行。参加

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

刚刚踏足于此的刘师培也在其中。可见，刘实已为革命党最上层领导

圈子中的一员。此时，他年仅24岁。但是，他显然不是孙中山的嫡系。

此次中山离日，日本政府赠送五千元路费，日商铃木久五郎另捐

送一万元。孙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就收下了。正由于这笔

钱，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一部分人唱高调，拿钱等于受贿，

会损害同盟会的威信。另一些人则认为，钱可以拿，但要公平分配。

争来争去，终于演变成“倒孙风波”。

3月4日，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两大亲信离开日本。他这一

走，革命党炸了营。此时，太炎主持《民报》，已穷得揭不开锅，因

此提出，要将铃木所赠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孙中山本来就对章太炎

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老章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

却迂腐地大谈什么国粹，实在不合适。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急需钱，

因此只给拨了两千元。章太炎则认为孙中山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工

作，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这

种思想与风格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两人的感情，偏偏孙中山又没把日

本政府赠款的事通报章太炎等人，太炎感觉受了侮辱和愚弄，不禁怒

气中烧，也就真的成了一个“疯子”。他三把两把扯下《民报》社中

所悬中山像，写上“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语，寄到香

港，对孙给予严厉抨击。他提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由黄兴接替。

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人表示同意。

这时的刘师培，正处在与章太炎的热恋期，于是完全倒向章的一

系。从思想感情到私人交往，他都不能不倒向章。而他与孙中山，则

完全谈不上什么交往或感情：“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

道德为何物。”此话虽出之于尔后，但情绪的潜伏却不可谓短暂。有

了这种情绪，再加上他原本就过多的狂妄，复加之判断错误，所以推

波助澜，火上加油。他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

要求他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刘揆一断然拒绝，这就更惹恼了老章和

小刘，心说你刘揆一何功何能，算个什么东西！居然铁牛当官拿起架

子来了！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张继盛怒之下，

竟与刘揆一揪打起来。最终，刘师培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同盟会领导

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

山北斗，一时间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尔后的两三年里，又发生

一连串不幸事件，以至孙中山等骂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

章太炎等骂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差不多爷爷奶奶都带

上了，而刘师培呢，当然也就由瞧不起而更种下了对孙中山的仇恨。

刘师培在东京搞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孙中山奏起了不协调音。中

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却宣扬超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

仇恨的种子埋下了！接下去，刘师培在东京搞社会主义讲习会，

与孙中山奏起了不协调音。中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

却说：“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

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我们大

可以说，仅就思想的路向而言，刘师培此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也好，

无政府主义也罢，确乎超越民族主义，值得肯定，同时又多有与三民

主义重叠之处，如民权、民生二端，故景梅九《罪案》说，社会主义

“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而且，就民

生问题论，刘师培当时的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在革命者中当首屈一指。

但是，从政治层面看，恐怕就不这么简单了。这种思想如果不与正确

的政治路向配合，便很容易走偏。而刘师培后来恰恰在政治上翻了船，

于是，回过头来再去观察他的不协调音，便不再仅仅是什么思想问题，

而是立马显露出其政治上的危害来了：“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

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

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

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弥于无

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请看，这是多么可怕的自白。

这时，我们真想说，刘师培的高奏不协调音原来就是想存心破坏

革命。不过，谁也不是天生的叛徒。师培后来对端方的自白，固属出

卖灵魂，可也未尝没有事后追封、邀功讨好的意思。因此，我们还不

能说刘师培杂交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是预设好来破坏革命的。

但是，不论对错，他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开始了与孙中山的不和与背

离，却是没有疑问的了。

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后鼓动。

背离不等于背叛，却是背叛的前奏。只要逢上机缘，背离往往会

发展为背叛。不幸得很，机缘很快便降临到刘师培的身上来了。

“倒孙运动”运动后，章太炎处在极度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烦恼中。

这件事给他和刘师培所带来的精神伤害，向来都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

足够重视。太炎后来所谓“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师培所

谓“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都反映了他们当

时的愤懑心情。而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团结以至相互倾轧，更使他们觉

得乌七八糟，心情抑郁。然而，最让他们不能容忍的，还是孙中山的

不理解不支持乃至同室操戈。——当然，这仅仅是他们的一偏之见。

在失望与失落的心理背景下，清廷派来的特务可没闲着，而是在

东京展开了激烈的策反活动。综合陶成章、宋教仁以及冯自由的记载，

1907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求和，愿出一万元，求革命党不

要搞暗杀。可这程氏实际上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者，所以，总庶务

刘揆一便和他商量，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程

的身份刘师培并不知道。在他看来，程既为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

人。所以，他找了两个日本人，与程商量，希望用这笔钱来买他们所

憎恶的孙中山的人头。程氏听此，深感诧异，立即偷告刘揆一、宋教

仁、吴昆、何天炯。刘师培阴谋未得逞，不禁对程恨恨不已。为泄愤，

他指使日本人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把程打了一顿。只因为程

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

记忆力锐减。

端方此时也在运用金钱，在东京收买侦探，离间革命党。而汪公

权、何震，也就于此时被收买，成了侦探。这两个人又回过头来“日

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刘师培在“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心理作用

下，于是“渐动其心”，也被拉下了水。

这样说来，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

后鼓动。而汪、何背叛革命的原因，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

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

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

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

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

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那么，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呢？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

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

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

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

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

看来，汪、何有染，确属空穴来风，不为无根。但相染的具体程

度，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权威记载。不过，仅凭着一些隐隐绰绰的

模糊影象，许多人便早已相信，实际上是何震害了丈夫。可怜何震一

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终于败倒在“女人祸水论”的传统势力之下。

如蔡元培即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徐自华

说：“陈其美过余，谓何震实媒孽之焉。”

师培归来，端方曾大排筵宴，欢迎其改变信仰。从此，他便踏上

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不归路。

至于投敌的具体实施过程与途径，却又有其机缘和条件。据刘师

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做两江师范学堂监督，

聘请历史教授，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但李瑞清以刘为革命党，不敢

做主。恰好陈庆年给端方做首席幕僚，李便商之于陈，陈听了非常赞

成，第二天便与端谈到仪征刘氏三世传经的家学渊源，说刘师培“虽

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于

是命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尚

在犹豫，而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

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不能坚定立

场，权其得失，于是贸然返国。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提供了最足珍视的历史线索，与尹炎

武《刘师培外传》的相关记述正好相互印证。

两江师范学堂为1903年张之洞奏建。端方于1906年任两江总督，

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学校中原有许多日本教师，为培养中国教员，

端方又选送21位老师到日本留学。所以，学校本来就与日本有瓜葛。

缪荃孙、陈三立以及陈庆年的学生柳诒徵，也曾在此任教。这样，李

瑞清通过端方的幕僚陈庆年向端方推荐刘师培，端方权衡利弊，命江

宁布政使、诗人樊增祥（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刘师培返国，

确属可能之事。联系刘师培此时在东京的状态，加之何震、汪公权的

怂恿，所以回国任职，也就不足为怪了。果然，时过不久，便在两江

师范的教师名单中看到了“历史教员刘师培”的记载。

刘师培1907年12月到上海，遇到诗人柳亚子。转眼便到了1908年

初。1月5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沈道非设宴为刘洗尘。席上，

陈去病提议组织文社。这就是南社的最初动议。12日，陈去病再邀刘

师培夫妇与高旭、柳亚子等11人在国华楼小酌。参加者除原有五人外，

增加了杨笃生，还有邓实、黄节、朱少屏、张聘斋以及何震等六人。

席上大家相约结社，即名南社。宴会后，还合照了一张相片，高旭、

柳亚子并即席赋诗。可叹的是，柳亚子诗中赞美师培夫妇为“慷慨苏

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却浑然不知，此时

的小两口儿已经投靠清廷，并给端方写了一封极其卑劣的自白书。

据说，师培归来，端方曾大排筵宴，欢迎其改变信仰。僚属士绅，

相关名流约一百余人，纷纷向刘师培敬酒庆贺。刘师培有些陶醉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此，他便踏上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

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