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宋混动版:如何评价尼克松主义!

美国有个传统，就是媒体会时不时将某个总统提出的重要执政观点界定为
　　以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点，还有人将
　　总统一些国内的执政理念也界定为“某某主义”的一部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
　　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往往成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影响
　　当时甚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整体的或在某一领域的对外政策。不久前，布
　　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反恐主张，被界定为“布什主义”，
　　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这是有关尼克松总统制订的收缩美国全球义务，调整国际关系的外交新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加剧，第二世界力量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崛起，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以及国内多种危机进发，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表达这个主义的萌芽主张。1969年7月25日，他出访亚洲途经关岛，宣布对亚洲的新政策。其要点是：越战结束后，美国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格守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而美则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集体安全是美支持其盟友对付国内或核大国的威胁所谋求的一个目标。这一亚洲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以后，尼克松在历年的国情咨文中，进而把这一政策延伸为全球政策，以及处理与其盟友全面关系的总方针。1970年他把这个主义归结为美国与其全球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并指出，其中心点是，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
　　1971和1973年，尼克松又宣布，此主义代表美国对全世界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对待其全球主要盟国的方针的中心。狭义上，这个主义只限于美国调整其海外义务，以及与其盟友的关系；广义上，还包括对中苏政策的总方针，即“实力”加“谈判”。尼克松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并指出后两点是对共产党国家政策的两个方面。在以后一些政策声明里，他又把这一“新战略”与“尼克松主义”交替使用。而一些高级官员直接把上述“三大支柱”称为“尼克松主义”。这个主义是尼克松政府多极均势外交的指南，在其任内，美军退出了越南战场，改善了中美关系，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从而调整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它是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标志着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冷战、遏制政策的结束，成为以后几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我们可以从当时尼克松的主要谋士基辛格说来得知一些，在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先后打了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以战后美国的军事重心实际是放在了亚洲，但是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心却在欧洲，这种军事重心与经济利益重心相分离的局面是个错误，正确的作法是把二者重合起来，因此美国应该结束越战，把军事重心向欧洲转移，以保护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确实至此以后美国进入了新战略阶段.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时期，即迫于国力的下降和核优势的萎缩而在对苏冷战中采取“缓和”（detente）战略。1963～1974年的越南战争是导致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因此亚太地区也就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最前沿。一般观点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和东南亚大规模裁撤武装力量标志着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而本文认为，尼克松政府在亚太地区实施“缓和”战略的实质是：在谋求地区政治均势、地区合作和恢复核平衡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微观的军事力量维系为重心转向多种手段并用，尤其以增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和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经济力量加强渗透为主的灵活的地区战略。本文将着重探讨美国这一以退为进的亚太战略转变的合理性。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 缓和战略 经济外交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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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军
新中国开国的声声礼炮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将在自己的政权下建设新生活的种种美
好远景。而对大洋彼岸的华盛顿高层决策者们来说，这只意味着两大外交难题直逼他
们而来。那就是，是否承认新中国以及如何处理同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据说生长在非洲的草原和沙漠地带的大驼鸟在被追急了的时候，就把头钻进沙里，
自以为这就可平安无事。而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们最后却也做出了和驼鸟这种行为相
类似的政策——宁愿死抱蒋介石在台湾岛上的残渣余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虚构，
也不愿与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交道。“驼鸟式否定”的历史
逻辑导致了中美敌对局面的出现，并终于把两国引向兵戎相见的朝鲜战场。敌对和最
低限度的接触成了20余年中美关系的写照。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
大分化、大改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苏分裂
而不复存在；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实力大损，在与苏联争霸中开始处于守势；苏
联在全世界加紧扩张，咄咄逼人，大有席卷亚、欧、非，囊括全球之势。越南战火和
中苏关系恶化促使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摒弃原来奉行的反帝又反修、两
面开弓的外交路线，制定新的对外战略，以适应国际关系中发生的新变化。于是，在
国内一派“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气氛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挥动他们改变历史
的大手，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导演了又一幕精彩绝伦的话剧。

毛泽东委托四位老帅纵论国际形势

1968年11月，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战胜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和第三党候选人华莱
士，成为美国的第37位总统，次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对于这位在竞选中信
誓旦旦一旦就任一定会在外交上搞大动作的新总统究竟如何动作，人们拭目以待。
很显然，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并没有因为这位新总统上台而有丝毫松动。1969年
2 月1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前中国驻荷兰外交官廖和叔叛逃，并由美国中
央情报局送往美国一事发表强烈抗议的声明。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原定在 2月20日举行
的第 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与此同时，美国侵越战争的规模不但没有因为美国新政
府上台而缩小，反而呈现继续扩大的态势。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
中国外交部照例提出严重警告。
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1969年3月2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中苏
边防人员发生激烈交火。同时，苏联国内的反华气氛甚嚣尘上，在莫斯科，10万人冲
砸了中国驻苏大使馆。苏联大量集结兵力于中苏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
相对应，中国国内的反苏备战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4月1日开幕的中共“九大”
对国际形势做出了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的判断。
就在国内一派“大备战”的火热气氛中，毛泽东主席却要叶剑英、陈毅、聂荣臻、
徐向前这4位身经百战的老帅们思想不要被框住，放开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还有一个系统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以林彪为首，黄永
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大员”紧随其后的军委办事组集团。其中林彪
对形势的判断起着决定作用。
与林彪集团相比较，4 人小组成员更熟谙外交与国际事务，因此他们的观点相比
之下会更稳健，更成熟。毫无疑问，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自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
以来一直靠边站的4位老帅参与大政决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6 月间，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观
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
很显然，军委办事组集团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6月7日下午，4 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一聚，熊向晖和姚广列席。讨论的主题是
苏修、美帝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当然，毛泽东要求他
们讨论中不能有条条框框，他们也自然不会被军委办事组对形势的判断和大量宣传报
道中的“假、大、空”口号所框住。
是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
讨论中，4 位老帅都不用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
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每次连续讨论3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从6月
7日至7月10日，他们经过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了第一次书面报告。7月11日，由
陈总定稿的 4人座谈会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
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