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分布式光伏一南昌:求加缪的《蒂巴萨的婚礼》和《重返蒂巴萨》

加 缪 重 返 蒂 巴 萨
( 译后记)

云也退

1960年凄冷的春日，加缪被一场飞来横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在全世界一片震惊和惋惜声中，萨特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理论化的激情，把死亡跟死者毕生的思想追求挂上了钩：这起意外的死亡不过是人世之荒谬性的又一个例证，摊到加缪头上，几乎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但要学会把这桩残缺不全的业绩看作一桩完整的业绩。”没有人知道萨特是否真的动情了，也许这确实是加缪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萨特的纪念文字，又一次流露出他对加缪又爱又恨的感情，贝尔纳·昂利·莱维说这些文字“近乎缴械投降”，也许言过其实了，萨特还不至于如此放下架子。当年一本薄薄的《局外人》，让萨特花费了洋洋两万言的篇幅，他发现加缪小说描写的北非背景，实在是荒谬的典型环境，让他无法克制发现同道的激动。“荒谬并非纯粹理念的对象，我们通过一种令人悲哀的启示而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启示就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带来的平庸感，与海德格尔的“烦”、萨特自己的“恶心”暗合。“一切崩溃了”的时候，人在废墟中猛然惊醒，从内心到身外是白茫茫一片虚无。或许，萨特本想和加缪在这一共享的前提下开创一番事业，却不料加缪没有构建体系的野心，他能够找到内心与外界、生的热望与终极畏惧之间的平衡点，那里正是他童年的王国所在。
这是一个有神的王国——“春天，蒂巴萨住满了神只”。加缪喜欢拿希腊人与现代人作对比，比较唯美和功利，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比如《海伦的放逐》里，他就说“我们放逐了美，而希腊人为美而斗争”，神只们连打仗都是在书写艺术杰作，现代人打仗只为权力与财富。《蒂巴萨的婚礼》是加缪式意象最早的集中展示之一——阳光、大海、鲜花、石头，这些事物从此星星点点散落在他的文章里，它们笼罩着一层神话气息，在尘世中圈出一块可通神明的净土。
“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抱紧一个女人的躯体，这也是把从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种奇特的快乐留在自己身上。”这几句话流传得极广，萨特是写不出来的，哲学家在现实中榨取理论的精髓，艺术家把他过滤掉的汁液收集保存起来。萨特所理解的爱是接近苦修式的，而加缪在内心深处渴望“无节制地爱”，所以，他笔下的默而索尽管行为冷漠寡情，却是一位标准的“肉欲主义者”；他的“肉欲”是仪式性的：与阳光大海举行婚礼。这样一个人承载了加缪在蒂巴萨所获的最重要的启示，同时凸现了蒂巴萨与欧洲咫尺间的天壤之别：世俗的人遗忘了蒂巴萨的财富，也不再能理解那种爱的仪式；在现实中，爱与肉欲是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
萨特的哲学不是加缪想要的，两人至多只在世界观的起点上相仿——这就足以形成两人同宗同族的粗糙印象——而在如何对待荒谬的问题上相去甚远。加缪说过，他看不懂萨特从荒谬出发，绕了一圈以后又回到原地，《墙》、《肮脏的手》、《死无葬身之地》的主人公最后都在荒谬面前无所措手，不管它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对于“爱”，两人的认识也截然相反。看完《肮脏的手》演出后，加缪认为，雨果与贺德雷对话中的两句台词应该互换：“我不爱人们现在的样子，但爱人们理应成为的样子”应该出自贺德雷之口，“而我爱他们现在的样子”应该由雨果来说。阿隆森教授点明了个中原因所在：加缪“觉得贺德雷的爱有一点抽象、刻板化，剧中惟一的具体的爱是雨果对贺德雷的爱。”也就是说，加缪更容易认同感情鲜活的雨果，对党的领导人贺德雷有天然的反感。
加缪写道：“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这里，我把秩序和节制留给别人去说。”没有裂痕，没有杂质，也不需要道德，蒂巴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把加缪其人里里外外清扫过一遍，如果说人的一生迟早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话，那么加缪早在童年时期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在小说和哲学随笔中建立起一个干燥的荒谬世界，却总是蕴含着回归源始的冲动，不能满足于萨特作品中渲染的绝对二元对立；“秩序与节制”之类虽然为他毕生所鼓吹，实际上却是人间在远离了神性自然之后的浪子回头，是一种弥补性的效仿。西绪福斯遭受的惩罚，喻指荒谬的人单调重复的生存方式，但最后，加缪仍把他同“幸福”这一极具神圣意味的形容词联系起来。就个性而言，加缪纵有“拯救”的抱负，也难以割舍“逍遥”的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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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主题 —— 云犹在 回复于 2005.04.10 15:49
萨特很早就看出了加缪“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古典的气质，地中海人的气质”。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在突然失去了光明和幻想的世界上，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流放是不可补救的，因为他既无从回忆失去的家园乐土，也无从觊觎未来的希望之乡。”《蒂巴萨的婚礼》写的是加缪20岁时的见闻，就像一个轮廓分明的容器，保管他的思想出发点和归宿，不乏纵欲主义的暗示，又有一股神性的、超越的气息贯穿始终。在《婚礼集》出版的1939年，加缪刚刚迈过欧洲的门槛，心还在北非的地中海畔徜徉。他在《〈反与正〉序》中写道：“改变生活，是的，但是不要改变赋予我神性的世界。毫无疑问，就这样我接触了如今我从事的这种不能给人舒适的职业”，也就是艺术家的职业。
加缪罹难后，人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第一个人》的部分手稿，已经溅上了鲜血。手稿给他抹上了最后一笔传奇色彩：《第一个人》已完成的部分恰好把加缪的人生链条大致接续完整，作为黑脚法国人后代，加缪的童年正如手稿中所记述的那样，是个在地中海的阳光和家庭阴翳之间游弋的影子，当他心飞天外，敏锐而感伤地意识到丧失家园的宿命的时候，他就把阳光与阴影一起紧紧地握在手里，当作共同的财富。在散文《阿尔及尔之夏》里，加缪描写了阿尔及尔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一边是海滩里的泳者（那里的人们不说“去游泳”[go for a swim]，而说“去溺泳”[indulge in a swim]），另一边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广场上的市容——阿拉伯小贩单调的叫卖声，苍蝇嗡嗡地飞，午睡的人们“肉体沉寂着”。但是，这景象并非是用来否定的，而是“夏天以一种相反的形式，奉献出它其余的繁富。”沉默与烦闷同样是一种财富；在那里，城市与自然绝不是截然对立的一组景观，沉默的性质“不尽如一”，时而出自阳光，时而出自阴影。
阿隆森教授就《第一个人》的惟一评语是“它包含了一个贫穷但天资聪颖的黑脚法国人甜蜜的童年记忆，以及工人阶级——也就是社会党人殖民者——用双手创造自己的国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神话。”既然命之“神话”，说明阿氏对此并不欣赏，将这部遗稿与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首鼠两端联系了起来。的确，加缪散文之华美绝伦，某种意义上也是惑人的，它们让人对作者深怀好感，人们对一个代表爱与美的神性故乡的向往，很自然地会延伸为它的描述者的崇敬。然而，阿隆森教授暗示，正是沉溺在阿尔及尔之夏中无法自拔，导致了加缪不敢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残酷现实，不敢面对殖民者和土著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真实关系。在这些问题上，萨特否定性的气质开始显示力量，他以自始的悲观态度，对现实之荒谬做出冷冷的回答：坚定地站在当地土著的立场上，坚决捍卫他们反抗的权利。相比之下，加缪在《正义者》中以俄国民粹主义者为样板对反抗者课以道德要求，实在是一腔苍白乏力的空想。
加缪的骑墙是有理由的，理由就是那句“母亲先于正义”的动人表白。这位地中海的儿子有着圣徒的禀赋，即便是软弱的一面也令人为之动容。但是，雷蒙·阿隆在回忆录里一语中的：“这句话从根本上讲毫无意义。……我们明白，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对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但是，把‘母亲’和‘正义’放在一起做比较，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秀才的语言，而不是判断一个悲剧性的冲突。”加缪没能把亲情乡恋同评断政 治问题的逻辑区分开来，他呼吁政府在土著的民族主义诉求面前寸步不让，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私心。私心削弱了他的洞察力，面对一个愈解愈紧的死结，他没能像萨特那样毅然挥剑砍断。
雷蒙·阿隆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最有政 治远见的人物之一，他看出法国政府唯有忍痛放弃殖民地，才可能在此后展开同阿尔及利亚民族政权的合作，重塑法兰西的威望。既然殖民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宗主国为大局之计只有让步一途，方可避免殖民主义原罪引发更严重的后果。然而，艺术家加缪却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不甘心承认殖民者与土著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两者都是他的父老乡亲，蒂巴萨教导他，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是顺应自然之道，值得他为此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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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主题 —— 云犹在 回复于 2005.04.10 15:51
回顾地来看，我们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加缪早年写下的赞歌，客观上美化了殖 民地现实，他平生最反对的“bad faith”（不真诚），最后却悲剧性地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在支持无 政 府主义者加里·戴维斯的问题上，加缪再一次暴露出了幼稚的理想主义。仅仅因为被戴维斯声称的“世界公民”切中了心意，加缪就一度把这个愣头青奉为帝 国主义阵营中的反叛者。利昂内尔·阿贝尔说：后期的加缪“常常把在道德上向往的东西作为政 治上行之有效的……加缪只支持所有美好和善良的东西。”魂牵梦绕着一个唯美的地中海，加缪总是习惯地把某种现实放到昔日的阳光下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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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真混，我胳肢你，让你再敏感！ —— 云犹在 回复于 2005.04.10 15:52
问题是，支持良善的热情在现实面前难免显得意气用事。阿隆就说，他绝不攻击加缪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怀疑他的高尚灵魂。加缪欠缺的是理性地判断现实的能力，这需要特定的技术和智慧，与道德无涉。
1952年年底，加缪返回北非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欧洲，他目睹了太多的对立纷争，法国战后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党派星罗棋布，左右两翼纠缠对立，他自己则与萨特分道扬镳，怀想起往年的友谊，不禁黯然神伤。他来到撒哈拉沙漠，游览了过去从未到过的绿洲城市，还想往南去时，却风闻了暴动的朕兆。于是，他再次来到蒂巴萨，试图寻找某种感动过自己的东西。
阿尔及尔下着绵绵的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加缪刚一踏上故土，就感到阿尔及尔也不像过去那样，象征着令他宽慰的夏天了。“然而我依旧固执地等待着……也许是重返蒂巴萨的时刻吧。”他不奢望在四十岁的时候能够重温二十岁时的激动，那只属于纯洁的、没有多少现实阅历的少年。然而，他仍在等待，每一个词汇都屏住了呼吸。
终于，在重见蒂巴萨的那一刻，两个世界之间的壁垒崩溃了，记忆中湿润的空气汹涌而入，与从现实中带来的惆怅混在一起。加缪穿过了用以保护废墟的铁丝网，“我在我身上听见了一种几乎被忘却的声音，仿佛我那久已停歇的心又开始轻轻地跳动了。”幸福的波涛重又在他身上涌起，“我好像终于进了避风港，至少是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将从此不再结束。”当年的婚礼殿堂，就这样成了安抚创伤的避风港。
贝尔纳·昂利·莱维问道：“如果一种道德观重视的是幸福，而不是正义，那么这还是道德吗？如果一种政 治只满足于崇拜世界，因此也就是只满足于瞻仰世界，唯唯诺诺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那么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政 治吗？”确实，加缪道德化的政 治观是行而不远的乌托邦，也难怪让松要把他对革 命的批驳视为寂静主义，保守派懦夫的辩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只有他才能揭示政 治对人的伤害：“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结果，现代人在利益互竞的角斗场上亲手埋葬了希腊人的节制。
从感情上来说，理解萨特平地立起的理论体系，实在不如诵读加缪的田园诗悦目提神。萨特使用起词语来挥霍无度，他在自传里渲染文字生涯的快感，一派欣然入世的姿态。但是，加缪和萨特又都有着统一的情结：一个试图建立一套解释世界的话语，一个想要引导世界走向道德的绝对和谐；一个以捍卫弱者为立场，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名义；一个主张力取，一个念念不忘皈依。因此，加缪不能像萨特一样入世谋取正义，他说“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 “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在他看来，即使不提“同路人”之类的话柄，萨特的正义也已过于冷酷无情了。加缪叹息，世人为何就不能张开双臂拥抱爱与美，相比于充当敏锐的政论家，他似乎更愿意担任布道者的角色。
“那些年中，我隐隐地感到缺了点儿什么。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和那种光明。”这真是一位悲剧性的圣徒。在强调可操作性的政 治权衡中，加缪一身的抱负用于独善其身绰绰有余，想要兼济天下则不得其门而入。如果用蒂巴萨的境界去衡量，那么毫无疑问，每一种对立、每一场战争都是粗鄙丑陋的，《重返蒂巴萨》这一曲柳暗花明的田园诗，不正预示着加缪宿命般的悲观失落？
在蒂巴萨，加缪有一块纪念碑，日日沐浴着海风的吹拂，石碑上镌刻的铭文正是《蒂巴萨的婚礼》中的那句引文：“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就在今年3月10日，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了一场长达近半年的萨特专题展，尽管随着冷战收尾声誉大跌，萨特现在仍被扶上宝座，甚至有被推入先贤祠的危险。
给萨特一顶世俗的桂冠，给加缪一处宁静的归宿，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人而异。萨特在悼文中写道：“吵架并未妨碍我们想起他，感觉到在他正阅读的书页、报纸上方凝视的目光，也不会妨碍我们喃喃自语：‘关于这一点他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一点，此刻他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是否还记得萨特拒绝一切官方荣誉的立场，我们在裁断政 治是非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加缪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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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喜欢加缪 —— 凌杰 回复于 2005.04.10 16:00
喜欢加缪“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古典的气质，地中海人的气质”。
一本薄薄的〈局外人〉，迫使我去弄了一本他的全集。
可惜也没时间看完。以前在武汉闹过一场存在主义。但那时我很小。
但一看加缪的文字，就特别喜欢他那“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以及局外人的深思……

没见网上有过，还是去书店买吧。我觉得郭宏安的翻译不错。记得在法国散文选《那天夜里,我看见了巴黎》和漓江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里的《局外人·鼠疫》都有。杜小真没准也译过，不记得了。

《世界散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

肯定没有，这么偏的书，谁会扫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