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期内出血 月经推迟:初一地理...

1.能源供应充足，为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条见。
2.发展石油加工、石油化工的条件优越，同时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3.大量出口，换取外汇、所需要的设备技术等。

石油丰富,可以出口或者自用.比如中东许多国家出口石油,钱用来购买相对缺少的水.
天然气丰富也是如此...
它们都是能源资源.

另外,可以当作战略储备.

他们国家一定会很富的
资源丰富，可以卖钱啊，用于建设，发展相关经济，等等，很有钱就是拉‘‘

东北经济的困境似乎并没有彻底压垮生性乐观的东北人。尽管步履蹒跚，他们依旧努力追赶着市场经济的希望之光。不过，与沿海乃至其它地区的飞速发展相比，“关东”前行的每一步都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羁绊。
然而，正是在窘迫境地中的苦苦挣扎，显示出逐渐衰弱的东北经济始终没有放弃浴火重生的信念和希望，为东北经济的全面复兴积蓄着最根本的动力。
省会突围
遵循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除了那些不得不依附矿业资源所在地而进行的工业布局外，东北几乎把最主要的工业企业都安排在三大省会城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
三大省会城市一字排开，都是各自省份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东北辉煌的年代，它们无疑是辉煌的顶峰。东北窘困的年代，它们自然成为挣扎的支点。
直到今天，长春市政府依然还在日伪时期留下的大楼中办公。与其它省会城市奢华现代的政府大楼相比，这里显得过于僵硬和黯淡，无形中给出入大楼的工作人员涂抹上一层呆滞的脸色。
但是，也正是在这座老气的大楼里，市长祝业精正在筹划指挥着一次艰难的突围。
同时还在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办公室任职的长春市经贸委副主任王才说：“市长的会议安排是以半小时计的……政府官员中最难当的还是转型时期的市长。”
祝业精正在为寻找一条新的国资出路而奔忙。在由原国家经贸委进行的《企业债务重组》研究项目中，长春被做为“中国企业债务重组替代方法”的成功案例，并且被国际破产法及企业重组的专家们称为“长春经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是研究项目的执行者。依照他和他的同伴们精心设计出的模式，长春市已经有35家中型以上国有企业实行购售式重组。
如果把这种被称为“长春经验”的做法简而言之的话，那就是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出资注册一个新的国有独资公司制企业，用于收购老企业的有效资产，老企业用资产转让所得来偿还债务，新企业则成为重组的载体。
这是长春为摆脱经济困境进行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们不妨以长春市电炉厂为例说明这一尝试的艰难程度。
在连续14个月没有给职工发放工资以后，资产负债率达到152%的长春市电炉厂终于破产，留下的只是曾经独霸七成电炉市场份额的逝去辉煌。
艰难的重组开始了。长春市机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入资金50万元成立长春市电炉有限责任公司，并由新公司从银行贷款1500万元收购电炉厂，电炉厂则把这笔资产转让款全部偿还银行债务，从而使得银行债务偿付率达到35%，远远高于企业平均破产受偿率10%的水平。
在长春市经贸委副主任王才看来，“长春经验”是一个“多赢”的结果。至少银行在贷出一笔款项的同时，能够获得老企业清偿和新公司债权的两笔收益。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似乎并非这样简单。不管怎样，原先的电炉厂已经不复存在，资产的消失确凿无疑，多么“多赢”的改革总要有人承担成本。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新公司接收安置了原电炉厂的460名工人，大约占到原厂职工总数的31%，这意味着至少还有69%的原厂职工不得不流向社会。
在长春，类似电炉厂这样重组的企业目前共有35家。统计起来，无法安置的职工总数也是一个让人心忧的数字。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长春市政府最终决定承担改革的主要成本，并且暂缓减员步伐，明确要求原企业职工改制后企业上岗率要达到70%。
严峻的现实面前，市场化的游戏规则再一次被人为地修正。也正是因为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的修正，人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在转型年代留下的灰暗投影。
同样苦苦寻求突围之路的还有东北重镇沈阳。
这座在时尚与破旧中挣扎的城市曾经是全国最著名的传统重工业区，铁西区更为称为“中国的鲁尔区”。
如今，铁西区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大面积停工。夜色之中，寂静的老式厂房如同黑暗中蜷缩的巨兽，大口吞噬着城市生活的生机。
在今天的沈阳，新世纪面临的困难已经和每一个人联系到一起。2003年，20亿美元的招商任务已经由市政府层层分解下达，政府官员人人背上了指标。有传言称，市长陈政高年初已经放出口风，“完不成任务的要有个说法”。
雄厚的资本面前，权力有时也不得不低一回头。沈河区政府一位官员透露，为了吸引一家香港企业的5000万美元投资，区政府被迫让步同意在公共绿地上盖起一座娱乐城。
然而，不管权力怎样低眉顺目，还是免不了偶尔被资本家们戏弄一回。有的外商抓住沈阳引资心切的心理，搞起“钓鱼工程”。有媒体披露说，一家韩资企业允诺投资3亿美元开发高档住宅，一期工程已经开盘发售在即，实际到账资金却只有区区500万美元。
治理一座窘境中的城市并不像旁观者看到的那样简单。如果想到沈阳每年都要为冬季供暖产生一场风波的话，我们便不难理解转型年代的政府官员所承受的重压。
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突围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没有退路的东北三大省会而言，只有突围才有可能寻到一条生存之路。
矿城转型
就在东北省会城市奋力突围的同时，比它们数量更多的东北矿城面临着更为险峻的形势。
有关专家承认，东北经过百年高强度开发，许多资源已经进入枯竭期，从而导致多座因矿而设的城市不得不另谋出路。如果经济结构调整成功，前方尚有光明前景。一旦经济结构调整受阻，衰退必将更加严重。
矿城末路并非一句戏言。云南东川因矿设城，地市级的建制可谓显赫一时。岂料随着矿业萎缩，堂堂东川最终并入昆明，成为云南省会的一个远郊区。
为了避免重蹈东川旧路，东北矿城拼死一搏。
油井穿插在商业区里，似乎已经成为大庆市的一个标志，也象征着这座城市对于油田的依赖。
大庆石油管理局是副部级，大庆市则是地市级，历史造就的这一差异决定了城市的生存方式。如同千篇一律的油井一样，这座城市的房屋也是模子一样的整齐，就连城市的居民似乎也雷同得缺少个性。
然而，石油资源趋于枯竭的大势，石油企业重组改制的风云，终于把大庆这座城市推上了转型的“火山口”，开始为自己未来的生存和地位而战。
大庆的经济是如此依附于石油，以至于大庆油田原油减产137万吨的消息如同惊天霹雳。仅仅是这一减产因素的影响，大庆市的工业增加值将下降16亿元，经济指数将被拉下近两个百分点。
真正致命的还不仅仅是原油减产，而是城市正在逐渐成为大庆油田的“鸡肋”甚至包袱。
随着中石油转变为一个受到海外投资者监督的股份公司，大庆油田抢先进行重组改制，重新构建自己应对跨国石油公司冲击的市场竞争力。
降成本，减冗员，增效益……几乎每一个举措都成为摇晃大庆市的冲击波。有媒体这样生动地比喻——政企分开后的大庆市就像一枚巨大的卫星被一级火箭发射出来，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携带二、三级火箭……
枯燥的数字印证着大庆地方经济的无奈——
大庆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当地GDP的2.8%，远远低于上海（13.2%）和克拉玛依（6.2%)，甚至明显低于东营（3.4%）；
石油管理局和大庆炼化两大企业每年用于办社会事业的补贴额为24.17亿元，接近大庆市2001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一旦企业不再承担“办社会”的支出，地方财政将骤然陷入难以支撑的绝境。
除了国有大企业现有的30万名职工外，大庆已有8万名职工有偿解除了劳动合同，今后每年仍有下岗分流和解除合同的计划，同时需要安置每年增加的4000多名大学毕业生、2000多名转业军人和2.1万名新增劳动力就业。
大庆石油减产以及大庆油田的最终消亡，已经被确认为“不可逆转的事情”。今天的大庆正在用自己艰难喘息的声音，呼唤能够得到一个规范的财政体制和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对于大庆来说，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与大庆相比，阜新已经在转型的路上走得更远。
当然，因为走得更远，阜新也遇到了更多的曲折和磨难。
2000年，阜新经济跌落谷底，25%的城市人口处于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农村贫困人口比例超过50%。
尽管78万阜新人难以接受，最终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阜新地下已被挖空，煤炭资源几近枯竭，高失业率似乎无法避免”。
阜新开始了艰难的经济转型。然而，一个投资3亿元的化工城尚未建成就已经被市场淘汰，投产之日就是倒闭之时。何况，新上项目需投资20万元才能安置一个下岗工人，根本无法解决阜新成建制成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矿城转型，大智慧源于芸芸百姓。
李莹曾经是新邱露天矿团支书，如今是煤矿工人涉足“现代农业”的带头人。
李莹回忆说：“矿里破产那天，我们去向‘共青团号’电镐告别。15个人亲吻着这台电镐，全哭了……”同伴们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自己的团支书，“你带着我们创业，我们押上破产费豁出命了”。
2001年12月24日，李莹和14个兄弟凑齐20万元下岗安置费，承包了碱巴拉荒村50个日光温室，进而成立了绿色田园发展有限公司，并帮助165名矿工实现了再就业。
今天，阜新共有4万矿工成为新时代的农民，阜新政府也把发展现代农业确定为城市的经济转型思路。在2003年至2005年，阜新还将通过招商引资等途径再建设35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最终实现安排4.2万下岗职工就业的目标。
但是，问题的解决远远不会那么简单。目前，阜新下岗失业职工总数已经接近16万人。即便忽略掉每年新增下岗失业的人员，还有11万多人需要尽快安置。
前路依然艰辛，希望的光明中依然有迷雾暗涌。
企业嬗变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低迷和沉沦，直接冲击着支撑东北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
1960年，石油会战的大军开进松辽盆地腹地，来自西北、华北的数万名石油工人在草堆和牛棚里捱过了最初的漫漫长夜。
43年后，大庆油田已经成为新一代石油工人的天下。他们不再像王进喜那样站在钻台上手握刹把，而是坐在冬暖夏凉的操作间里操作着气控手柄。
然而，工作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在变得更好。今天的石油工人心里最清楚，大庆油田已经进入高含水后期开采阶段，生产成本增加，产量递减加快，“黑色黄金”枯竭的一天终会到来。
大庆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多地体现在企业发展的枝梢末节上，看上去并不过于引人注目。
当才大气粗的大庆油田也开始精打细算的时候，那些挣扎在困境中的企业显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在沈阳市第七毛纺厂，48岁的厂长顾恩勇坚持每天早上都去“上班”。早在10年以前，顾恩勇管理的工厂便已全面停产，500多名职工迄今为止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
整整10年，职工们没有寻找退路，痴心盼望着工厂的复活。500多人每月只能领到两三百元的生活费，用于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因为毫无继续，工人们根本拿不出开个小杂货店的本钱，只能去当保姆、清洁工和粉刷工，或者去开一种被称作“蹦蹦”的拉客三轮车。
10年以后，毛纺七厂终于再次走上合资之路，合作对象是一家民营企业。职工们把不能用的设备卖了废铁，还能使用设备则折合50万元入股新企业，这才保证能够占到略略多于10%的股份。
今天的顾恩勇显得很有豪情：“现在是资本市场，我给民营企业家打工也没什么不好的。”尽管已经成为“高级打工者”，这位老厂长依然牵挂着自己的老职工，“只要她们愿意，我绝对欢迎”。
当然，旧有的观念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破除。当民营企业为振兴东北经济出资出力的时候，他们时常感受到公平竞争的环境还很遥远。
藏在千山山脉深处的西洋集团是中国最大复合肥生产企业，总经理兼董事长周福仁始终对兼并国有企业保持着警觉。在他看来，民营企业就是一个“活雷锋”，好不容易在非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壮大起来，往往还要替政府背上大笔，在兼并过程中接过沉重的“包袱”。
更让包括周福仁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们痛心的是，东北三省数千亿元的国有资产长年僵滞流失，如同“冰棍”最后融化得只剩下木棍也无人过问。当民营企业准备收购国有企业的时候，“账面资产”骤然消失，巨额亏损惊浮水面，动辄吓得本想大干一场的企业家们避犹不及。
据东北各地经贸部门负责人介绍，虽然一些国有特大型企业脱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目前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面仍在40%左右，辽吉黑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平均负债率超过了50%，相当一部分是超过100%的“壳企业”，而且负债额在逐年增加，负债率有的年份还在继续增高。
由于亏损企业人员、债务包袱沉重，产品没有市场，造成每生产一件产品就是个亏损账：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职工工资至少得发呀，结果只好冲减净资产。一些更糟糕的企业为了生存只好年年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如此反复使企业负债率越来越高，最终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的活力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的活力。
今天，在东北经济低迷徘徊的大背景下，曾经铸就辉煌的东北企业能否重振雄风，已经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复苏和振兴的命脉所系。
从与民营资本合作到向海外财团融资，从产权交易、股权转让到出售中小企业，东北的国有企业不断地尝试各种发展的新思维。
“我们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们要让后来者明白我们为什么失败。”今天，东北的国有企业正在以牺牲者的勇气和改革者的智慧，艰难行进在生存的道路上。